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什么样的遗产?在这个叫二十世纪的时间段里，我们能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吗?能找到一种伟岸的人格吗?谁能让我们从内心感到钦佩?谁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导师?
很遗憾，我找不到。我宁可认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是王实味、遇罗克、张志新、顾准……虽然他们当中有的人可能一生都没有写什么文学作品，可是他们的人生就是一篇完美的诗章，他们写出这样的作品，难道不能叫文学大师吗?
相比较而言，那些在各种各样的文学史书上流光溢彩的人倒是应当感到汗颜，他们应当羞愧而死。
鲁迅，这个被人们当成了一种理念、一种意志、一种典范，甚至被捧到了民族魂的人，又当如何?发生在他留日期间的“幻灯事件”已经成了他弃医从文的爱国主义神话，然而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其说是爱国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相比较而言，他的医学成绩实在是不敢恭维，甚至他所敬爱的藤野先生对他的医学课堂笔记和考试成绩也是非常不满意的，鲁迅的课堂笔记交到藤野那里总要被改得一塌糊涂，改动之多似乎鲁迅不会做课堂笔记。一个号称为国民解放而奋斗了一生的人却以他的一生压迫着他的正室妻子朱安，他给朱安带来的痛苦，使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压迫者。因为童年长期的性格压抑以及成年以后长期的性压抑，鲁迅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儿性变态?高长虹对鲁迅的观察难道就没有一点儿道理?创造社作家说他“世故老人”，对于鲁迅的为人，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终其一生，他没有一个地位比他高的朋友，我们不必忌讳他的嫉恨阴毒，他的睚眦必报。仔细想一想难道鲁迅的人格真的就那么完美吗?他为什么在“文革”期间成了惟一的文学神灵?他的人格和作品中有多少东西是和专制制度殊途同归的呢?他的斗争哲学、“痛打落水狗”哲学有多少和现代民主观念、自由精神相同一呢?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相信过民主，在他的眼里中国人根本不配享有民主，他对胡适等的相对自由主义信念嗤之以鼻，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个人自由主义者(“文革”中红卫兵那种造反有理的观念正是这种思想的逻辑延伸)。
让我们再看看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其他名人吧。丁玲，丈夫为国民党杀害尸骨未寒她就在南京和叛徒冯达同居，并且在解放以后对深知她的底细的沈从文加以迫害，要知道沈从文曾经是她和胡也频有“大被同眠”之谊的好朋友，沈从文还在胡也频遇难以后冒着生命危险营救过丁玲。既然提到沈从文，就让我们说说这位极富天才的小说家吧，他解放以后曾经揭发他的学生萧乾和帝国主义有勾结，而萧乾呢?同样也揭发他的老师，以至沈从文临死都不能原谅他，不要这个学生参加他的葬礼，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性命上的理由，逼迫他们这样互相揭发。老舍呢?他的死仿佛证明了他的清白，可是我们要知道，他的死不是对现实的抵抗，相反是对现实妥协屈从之后依然得不到现实的认可的产物。现在，人们都在赞美钱钟书，他仿佛已经是中国的“文化昆仑”了，甚至有人专门穿凿附会了一门神圣“钱学”，可是钱钟书这样的人，他在“文革”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他实行的是乌龟哲学、鸵鸟策略，他假装专心于学术，对周遭正在发生的惨无人道的事情视而不见，强权之下，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人格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有什么资格做“文化昆仑”?如果这样的人也能算是文化昆仑，那么我们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太容易原谅别人，仿佛一份忏悔就可以将过去一笔抹去。巴金，他写了一份忏悔书，我们就原谅了他，重新拜倒在他的脚下；周扬，他只是检讨了一下，我们就认为他真的是好人。中国的文人善于出尔反尔，你如何能信任他?如果再来一次“文革”，他们又当如何?难道还不是一个变数?唐弢这个将鲁迅当成师傅的人，一旦坐到牢里就彻底地忘记了师傅的好处， “文革”中他在四川坐牢的时候写交代材料，对鲁迅就采用了揭疮疤的方法。
让我们看看另外一些作家。端木蕻良对萧红、杨骚对白薇、茅盾对孔德扯都是始乱终弃的典型；郭沫若面对强权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敢保护，这样的人我们能希望他有什么信念?有什么意志?他能承担什么?能抵抗什么?又能维护什么?
想一想萨特，他借《苍蝇》、《脏手》两剧在捷克斯洛伐克演出之际，勇敢地走上舞台，公开声讨苏联的侵略行径，当法国左派的《人民事业报》受到法国政府的压制时，他挺身而出，走上街头叫卖，他还积极参加和声援1968年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对学生示威的行为表示赞赏……同样是一个作家，和人家相比，我们这些作家有什么?人家那是二十世纪的良心，我们呢?我们的作家在干什么?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总体人格形象不佳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一份反面意义上的人格遗产。当然这不能过多地责怪我们的作家。
“五四”启蒙主义者自我人格塑造的过程中遇到了“劳工神圣”观念的侵袭，他们的人格失位了，鲁迅这样的自我主义者尚且在人力车夫的面前感到自我的渺小，可见“劳工神圣”的这种观念对启蒙主义者人格自信构成了怎样的打击，而《讲话》发表以后，作家和劳动大众的关系更是由启蒙和被启蒙倒转成了被教育者和教育者的关系，知识分子的人格彻底地被挤压而萎缩了，他们被迫接受这样的自我意识：他们连工人和农民都不如，如果说五四时期是知识分子自己将自己当成了“小人”，而《讲话》以后则是一个时代、一个机构有理论、有组织地将知识分子当成了改造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已经毫无身份感了，他们将自己混同于一般百姓，甚至将自己看成了比一般百姓更低贱、更无聊的阶层，这个时候你叫他们怎么形成自我意识，怎么对自己的人格提出要求?而到了“文革”期间，知识分子更是被当成了专政的对象，平均每两年一次的知识分子修理运动，使知识分子被彻底地击垮了，中国作家的人格垮台了，他们失去了一个作家的良知，进而是一个人的良知，正义感消失了，勇气消失了，留下的是一份苟活于世的圆滑与世故。
圆滑与世故，这样的词语怎么能用到作家的身上?可是，你却不得不用这样的词语。问题是今天中国的作家，在自由来临，他们终于可以讲真话，做正经事的时候，他们依然没有醒悟，他们更世故了，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他们比谁都下海得快，比谁都更计较金钱上的得失，作家穷了：前几年他们叫得特别响。是他们真的比工人、农民更穷吗?不是的，他们只是比那些发了横财的暴发户穷一点儿而已，可是他们会叫唤，我想问他们，他们凭什么叫穷，凭什么一个国家要用纳税人的钱来养活他们?这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事，他们凭什么向国家伸手?仅仅是因为国家养了他们养得不够肥、不够壮吗?一个作家，他们应当用他的作品说话，用他的作品养活自己，而不是做机构的附庸，做一个办公室里的寄生虫，要政府养着的人只能叫公务员，他不配拥有一个作家的称号。
近几年文坛战事频频，硝烟弥漫，可是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有立场上的冲突，甚至连观点上的交锋都没有，有的只是意气之争，名位之争，他们正在重演“文革”中知识分子窝里斗的戏剧——我要提醒读者注意，“文革”中，作家的死亡(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的死亡)根本用不着专制者动手，真正痛下杀手的是作家自己，他们互相残杀，他们窝里斗，某种程度上说，“文革”的窝里斗，似乎还可以理解一些，那时的窝里斗就如同罗马奴隶角斗场里的斗奴，主子在上面看着，不斗不行，斗就是你死我活，那时的斗还有一个性命上的理由。现在呢?没有人要你斗了，可是还在斗，为了蝇头小利(有时候是一个奖，有时候是一个作家的头衔)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放弃了自己的使命，将自己混同于一般人，甚至比一般人更低。而不参加窝里斗的人，在中国都做不了作家，他将被排斥在“作家”圈之外，像王小波这样的人，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说他是作家，他也领不到作家工资，死了肉体消灭了，就更不是什么作家了，现在许多人当他是作家来捧，实际上是臭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