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先生对名作家的人格做出贬损性的评价之后，对作品自然也不放过。当然，他所谈的现代文学的语感、欧化味、方言味和文白杂糅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新文学在发展进程中，一直在努力调整解决，三十年代的大众化讨论与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讨论，都在创作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怎么能以五四时期部分作品的“简直没法读”，来否定三十余年的现代文学乃至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学建树呢?在葛先生眼里，鲁迅“涩”，周作人“枯”，巴金“嫩”，赵树理“俗”，张爱玲“直”，现代文学史上，“无法找到真正文质彬彬的语感”。这正所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即使不说整个文学史上多种语言风格的汪洋恣肆，千姿百态，上面提到的几位作家，其语言风格也远要丰富得多，鲁迅的简劲隽永，周作人的通脱谐趣，巴金的酣畅淋漓，郭沫若的清丽柔婉，赵树理的质朴清新，张爱玲的婉曲精致，读者与学术界公认的这些语言特征，怎么到了葛先生那里全都悄然不见了呢?不过他总算承认老舍“还说得过去，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人是真正说中文的中国作家，其他的作家都有点儿洋鬼子腔，或者是土老冒儿”。对现代作家是如此看法，在当代作家中则找到一位值得认可的，这就是王朔： “王朔是当代语感最好的作家，他的语言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他的语言是诞生在民间的、真正的中国民间的语言，是丰满的、健康的、富于生命活力的语言，没有假士大夫的腐气，没有假知识分子的酸气，没有小女人的鸹气，也没有老男人的霸气……”的确，我们得承认王朔的语言有一定的特点与魅力，但如果把王朔推举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语感最好的作家，那么我们不禁对葛先生的眼光发生了怀疑。葛先生对经典作品的否定几乎是毫不留情的，然而其可信度又是怎样呢?他说：“我曾经把巴金《家》中的一段话朗读给我的学生听，结果学生们大笑不止，世界上还有这样不堪入耳的文字?竟然还是经典作品。”这里姑且不说“不堪入耳”一语使用的不当，且看葛先生对经典作品的要求，试问普天之下有哪部经典性的长篇小说你能要求它字字珠玑呢?一部作品有其内在的语境，将一段话从整个语境中剥离出来，挑它的毛病，进而否定整部作品，这哪里是在欣赏文学，更谈不上学术研究，只能说是吹毛求疵。一部作品的产生及其发生影响，也有其历史语境，巴金的《家》在三十年代，以其反封建的激情与倾诉式的青春表达方式，曾经打动了多少读者，这自有历史见证，怎么能够以今日部分读者的反应来整个地否定昨日经典的价值呢?

    我与葛先生素不相识，曾经拜读过他的几篇大作，对其批评的勇气一直很佩服，对他的一些见解也颇有同感，即使这篇文章的一些观点，我也认为还是不无可取之处。然而，这篇文章中所表露出来的非历史主义态度，是那样的刺眼，它使勇气卷入了鲁莽，尖锐带上了刻薄，放达杂糅进粗糙，奇异裹挟着荒谬，作为朋友之间的对话，倒也来得直爽坦率，但作为公开发表的学术批评则缺乏严肃性与科学性。其难得的胆识与显见的荒谬缠绕一团，就像一种不无创新的产品带来了新的污染一样，让人着实为之惋惜。在我看来，以葛先生的见识与才气，本来可以把文章写得好得多，何至于如此匆匆忙忙地公之于世呢?当今社会心态浮躁，学术界与文坛上，走偏锋的“骂风”成为一种时尚，葛先生莫非也受了这种时尚的影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睥睨一切，以惟我独尊的气势横骂一气，以道德攻讦代替学术辨析，固然可以痛快一时，但这种缺乏起码的历史主义态度与必要的资料基础的“批评”，能够经得起当代的检验与历史的淘洗吗?君不见二十世纪有多少貌似惊人的宏论与气势汹汹的詈骂转瞬间就变成历史的笑柄!今人评说历史，历史也将评说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