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回顾总结，成为近来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历史如何评说，的确有各种各样的眼光。近读葛红兵先生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感慨良多。首先，我得肯定这篇文章中确有一些犀利而深刻的话语，击中了当代文坛与学术界的某些弊端，这对于重复浪费屡见不鲜、温吞圆活大行其时的文坛与学术界来说，自有其尖锐的刺激作用，其积极意义不容否定。但同时，我也为作者对待历史现象的非历史主义态度深感遗憾和痛心，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愿意说出来与葛先生商榷，也请读者共同思考。

    葛文一开篇就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表示“很遗憾”，因为他找不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找不到“一种伟岸的人格”，找不到“精神上的导师”。如果把“精神上的导师”设定为“无懈可击”的人格，那么我要说这实在是一种超乎人性的苛求、无以实现的奢求。因为任何历史人物都是生活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即便是“伟岸的人格”，也不可能没有矛盾、困惑，不可能没有一点局限性。如果非要找一个“无懈可击的”不行，那恐怕不止二十世纪，任何时候都不会找到。既然如此，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对历史人物的具体认识与评价。葛文在提出一个无法达到的设定之后，便开始为自己的遗憾寻找依据了。鲁迅首当其冲。“发生在他留日期间的‘幻灯事件’已经成了他弃医从文的爱国主义神话，然而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据我所知，并没有鲁迅拒绝回国执行暗杀任务之事，当然，他没有选择与徐锡麟、秋瑾同样的暴力反抗的道路是事实。可是，按照现代观念，每个人都有自主选择生存方式的权利，只要有益于社会进步与人民幸福，不同的生存方式都应该得到肯定，而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徐锡麟、秋瑾烈士的无畏献身，固然值得景仰，但想通过文学救治国民精神，也不能作为指责鲁迅人格怯懦、并非真正爱国的证据。未做烈士就“应当羞愧而死”，是一种荒谬的逻辑。鲁迅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没有像他的同乡徐锡麟、秋瑾一样壮烈牺牲，但他把自己的智慧、才华乃至生命献给了民族精神建设的伟大事业，毋庸置疑，鲁迅同样属于“民族脊梁”。葛文为了把鲁迅从“被捧到了民族魂”的位置上拉下来，说鲁迅的弃医从文是学医失败的结果，实际上，鲁迅当时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位居中等，若非如此，也不至于引起一部分怀有偏见的日本同学怀疑藤野先生给鲁迅漏了题。这些史实早已十分清楚，怎么葛先生竟然视若不见，偏要加以扭曲之后证明自己的判断呢?明明是封建礼教造成了鲁迅妻子朱安的痛苦，可是在葛文里，鲁迅却被说成“一个号称为国民解放而奋斗了一生的人却以他的一生压迫着他的正室妻子朱安，他给朱安带来的痛苦，使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压迫者”。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难道鲁迅驯顺地接受母亲送给他的“礼物”，与他所不爱的朱安同床共枕，就不是“压迫者”了吗?鲁迅明明是反专制最勇敢、最激烈的战士，可是葛文却说鲁迅的人格和作品中有些“和专制制度殊途同归的”东西，又有什么根据呢?难道鲁迅在文革中的被利用，也要已经去世三十几年的鲁迅来负责吗?对待鲁迅尚且如此，其他作家更是不在话下。譬如指斥“丁玲，丈夫为国民党杀害尸骨未寒她就在南京和叛徒冯达同居”。事实上，丁玲与冯达的同居始于上海而非南京，那时的冯达也是一名左翼工作者，至于在双双被捕后的特殊境遇里继续同居也自有其缘故。这一经历曾经在许多年里被当做否定丁玲人格的“杀手锏”，使丁玲承受着巨大的折磨，丁玲平反昭雪以后，这一问题已基本澄清，想不到今天竟有如此年轻的学者仍旧借此来做文章!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进行抽象的道德评价，已显得苍白无力，而且激进的葛先生反倒拾起了迂腐陈旧的封建伦理标准，这真是一个反讽。葛文又说，丁玲在“解放以后对深知她的底细的沈从文加以迫害”，这也是耸人听闻，只是不知根据何在?葛文还说，“唐弢这个将鲁迅当成师傅的人，一旦坐到牢里就彻底地忘记了师傅的好处，‘文革’中他在四川坐牢的时候写交代材料，对鲁迅就采用了揭疮疤的方法。”然而，据熟悉唐弢的人士说，唐弢在文革中并未坐牢，也就谈不上在四川坐牢。那么葛先生所说的“揭疮疤”，根据何在?另外，说端木蕻良对萧红、茅盾对孔德沚“都是始乱终弃的典型”，也都与事实相去甚远。对作家进行苛刻的道德评价本来就极易妨碍文学史的准确描述，何况这种建立在扭曲事实或子虚乌有基础之上的旧式道德“审判”更是毫无学术价值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