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历史地存在着，因此必然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评估一个作家的贡献，主要应看他对前人发展了些什么，与同时代作家相比高出些多少，或者有什么不同于他人的独特之处。而不应该拿今天接受者的要求去要求过去的作家，更不能虚悬一个标准去衡量作家。 《悼词》的作者特别重视文学作品的“语感”，而且特别欣赏王朔作品的“语感”，这自然有他的自由，但他以本人所喜欢的语感来否定他所不喜欢的语感，就未免像苏东坡所批评的那种人，有点“好使人同己”了。对于从新文学运动初期直到四十年代的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冰心、庐隐、巴金、赵树理、张爱玲等人，《悼词》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只有对老舍，表示网开一面，因为他是用北京语写作，而对于鲁迅，则更多非难，说：“鲁迅作为一个绍兴作家，他的文白杂糅，半阴不阳的文字实在别扭，像是和读者扭着劲。”殊不知，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守旧势力相当强大，提倡白话文者被讥为“引车卖浆者流”，先驱者的工作相当艰难，他们筚路蓝缕，开启了白话文学的道路。有些人写得幼稚一点也是难免的，但几位大家，却写得很好，如鲁迅、胡适、周作人等。当然，他们也有局限性，这一点，鲁迅自己就说得很明白：“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明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写在〈坟〉后面》)这段话，把文学发展情况和各代作家的历史任务都说得非常清楚，可见前驱者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而后来者如果自以为在“语感”上或其他方面超过了前人，就非难起前人来，那真有点数典忘祖了。古人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如果抛开了历史观念来看问题，那么后人也会自以为是地嘲笑今日作家的语感的，包括《悼词》作者所推崇的作家。因为历史总是在前进，文学总会有发展的。
昔日的幽灵在现实中游荡
在不同的批评家之间，难免会有不同的批评标准，但在同一批评家笔下，却应该有统一的准绳。令人眩惑的是，《悼词》作者所用的批评标准却相当混乱。一会儿，拿这个标准来否定这一部分，一会儿，又拿那个标准来否定那一部分，标准可以不一，而目的却是一致的，即全盘抹杀二十世纪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以便他可以写两篇《悼词》。
比如说，《悼词》作者一方面是明确地反对“拿来主义”的，他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所存在的问题，都归咎于“拿来主义”，说“‘拿来主义’的急功近利的引进观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文体的症结所在。”“鲁迅式的‘拿来主义’是二十世纪中国文论思维的一个重要的症结，它使中国人的文论探索显得急功近利，使‘创新’没有成为真正的否定本体论意义上的‘创造’。”但另一方面，却又以西方的理论标准来规范中国文论：“我所要求于文艺理论的，是具有完善的理论结构，具有独立的范畴系统，具有周延的历史阐释力的体系，例如黑格尔式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学说体系，而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所讲的文艺思想、理论观念、美学立场……”这不显得自相矛盾吗?
鲁迅的“拿来主义”是针对当时外国人的“抛给主义”或“送来主义”而发的。中国由于长期闭关自守，远远落后于世界强国，国门一旦被英国的大炮打开，各国势力蜂拥而至，把中国当做倾销商品的市场。“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鲁迅提出了“拿来主义”，说：“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拿来”当然没有“独创”那么冠冕堂皇，但既然我们远远落在人后，不跟上世界潮流，又谈何创造?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要强调与世界接轨的原因。没有拿来，你又何以晓得世界上有个黑格尔，更何况他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学说体系”，更无从向文艺理论界提出建造黑格尔式理论体系的要求了。所以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两个“自”字，很值得深思。
当然，要真正拿来有用之物，亦非易事。鲁迅说过，那些具有自由平等气息的外来思想，在中国“实没有插足的余地”，他把中国比做一个黑色的染缸，说是任何外来的东西一掉进这个染缸里，都会被染成黑色，失却本来面目。引进的东西尚且如此，何况还要拒绝拿来呢?我看，在《悼词》作者的脑子里，旧意识就太多了一些，虽然他挥舞的是新的旗帜。比如，那种“横扫一切”的架势，那种历史空白论的调门，那种以政治标准来涵盖一切，而这政治标准又订得十分狭窄的做法，那种无视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况而做出的酷评，那种批评逻辑的混乱和强词夺理乱加人罪的锻炼周纳方法，以及那种要人死而不要人活的伪革命主义，等等。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并不陌生，这是当时流行的观念形态和常用的整人手法。不幸的是，这些东西却被文革时期刚刚出生，在运动中还不大懂事的人所继承了。《悼词》作者的批评方法和思维逻辑与那时的整人方法和锻炼周纳的逻辑是多么相似啊!这是集体无意识的积淀，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
其实，文革中的大批判模式和整人手段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制度的产物。这只要看看历代帝王酷吏的行径，就可明白。二十世纪的历次政治运动继承和发展了此种套路，使其臻于完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种种作为，只不过是集其大成而已。“文化大革命”虽然早已经宣布结束，而且被明文否定，但是，深层的文化结构如果不加以改变，长期形成的旧有思维模式就难以涤除，因为此类思维模式的存在，就是以这种文化结构和与此相关的政治体制为基础的。此类思维模式和整人手段，本应充分揭露，彻底清算的，只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深入彻底。巴金曾经建议成立文革博物馆，也是要大家不要忘记这场浩劫的历史，从中吸取教训的意思，可惜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而错误的东西余毒未尽，就必然会在其中发酵，继续散发毒菌，到得一定的时候，说不定历史的悲剧还会重演。某些新生代人物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鲁迅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对历史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是刻不容缓的了。这种总结，不仅要在政治层面上进行，而且还应深入到思维模式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