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重评文学史的论著的很多，指责名家的文章亦复不少，有的具有说服力，有的却令人看得莫名其妙。近读葛红兵的两篇大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和《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写一份悼词》，感到有“横扫一切”之势，逻辑极其混乱，简直是强词夺理。然而此等文章却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它在思维方式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值得作为个案来进行剖析。
文学批评，还是政治伦理批评?
文学批评，顾名思义，应是对作家、作品以及其他文学现象进行文学上的批评。虽然文学思潮往往与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有联系，作品水平的高低也与作家的人格力量密切相关，但文学批评的侧重点毕竟应在文学上，所以新批评派很强调文学批评的文学性。但是《悼词》的批评重点显然不在文学性上，而是在政治伦理上，同时兼及个人道德。
作者一开始就提出，他要寻找“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一种伟岸的人格”，然而他说：“很遗憾，我找不到。我宁可认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是王实味、遇罗克、张志新、顾准……虽然他们当中有的人可能一生都没有写什么文学作品，可是他们的人生就是一篇完美的诗章，他们写出这样的作品，难道不能叫文学大师吗?”诚然，这几位战士的人格都很伟大，他们为追求真理而历尽苦难，不屈不挠，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但是，人格伟大是一回事，是不是文学大师则是另一回事。连《悼词》的作者也承认，他们当中有的人可能一生都没有写过文学作品。然而，没有写过文学作品，或者偶尔写过一点文学作品的人，怎么能够称得上“文学大师”呢?如果以人生诗章为选择标准来进行评论，那么你所论述的就不是文学史，你所从事的也不是文学批评。也许，这个悖论太明显了，面对别人提出的批评，作者实在无法辩解，所以在一次答记者问时，就改口道，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并非真的就是说他们是‘文学大师’了”。看看原文，语气是这样肯定，哪里是什么“比喻的说法”呢?
俗语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世界上要寻找一个无懈可击的人，是找不到的，不管他是作家或者不是作家。即使是《悼词》中所推崇的那几位，恐怕也都是有缺点的，并非“无懈可击”。报上不是已有张扬他们缺点的文章出现了吗?然而，即使这些缺点是事实，这也无损于他们的伟大。因为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是只须观其大节，考察其主要之点，而不必责备求全的。《悼词》的作者不但要责备求全，而且所责往往不是作家的缺点，有时倒恰恰是他们的优点。这只能说是作者的批评标准有问题。比如，为要“揭穿”关于鲁迅的“爱国主义神话”，作者指责道：“然而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这种指责，看起来义正词严，其实却暴露了作者既不了解中国革命，也不了解鲁迅思想，却硬要将自己的错误思想强加于人的霸道作风。稍知道一点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在中国或外国，暗杀都是革命党人曾经采用过的手段，但实践证明，这虽然是英勇行为，却并非一种正确的革命策略，不可能对敌人进行根本性的打击。鲁迅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切了解，他反对赤膊上阵，主张壕堑战，提倡韧性的战斗精神，这正是他的深刻之处。而《悼词》作者却反而指责他不去执行错误路线，这岂非是非颠倒，正误混淆?而且，退一步说，即使是某项正确的行动，也不能责成人人都去做。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抗击日本侵略者，是民族大义所在，人人应该出力。但是，并非人人都要上前线，如果将所有人都驱上战场，要求大家都拿起枪来冲锋陷阵，那么，全国倒反而会陷入混乱之中，抗日战争也无法进行了。
借用鲁迅的话来说，持这种激烈论调者，其实是“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脱离社会无视历史的酷评
《悼词》的作者实在是一位酷评家。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所谓“酷”，是指“苛刻”的意思，并非时下青年流行语中含有“俊”、 “帅”之意的“酷”。
《悼词》的酷评，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脱离特定的社会环境，对作家提出非分的要求。
比如，文中指责钱钟书道： “钱钟书这样的人，他在文革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他实行的是乌龟哲学，鸵鸟策略，他假装专心于学术，对周遭正在发生的惨无人道的事情视而不见，强权之下，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人格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有什么资格做‘文化昆仑’?”值不值得骄傲，有没有资格做“文化昆仑”，是另一回事。但我以为，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钱钟书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以沉默表示抗争，实在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况且，他还有不沉默的时候。张志新式的烈士是值得尊敬的，但我们不能责成人人都去做烈士。只要不去同流合污，保存自己决非怯懦行为。如果按照《悼词》所说“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的逻辑，那么，我们对这位作者不去指责施暴者，而却要求手无寸铁的人赤膊上阵，是否也可以说是帮凶行径呢?《悼词》的作者不是很崇尚西方的现代民主观念吗?照这种观念看来，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决不能作无谓的牺牲。他们在战场上陷入绝境时，是允许投降的，做过俘虏的人也并不低人一等，并不受到歧视。《悼词》作者所崇拜的萨特，在1940年就做过战俘，他在德国战俘营中并没有以死来抗争，这一节，又该作何评价呢?但萨特于次年获释后，仍从事反法西斯斗争。萨特还是萨特。
至于《悼词》中所说沈从文和萧乾在运动中互相揭发，一直结怨很深，我不知道是否确有其事，尚需核实。因《悼词》中道听途说、张冠李戴、信口开河之事很多，不可轻信。如文中批评唐弢说：“‘文革’中他在四川坐牢的时候写交代材料，对鲁迅就采取了揭疮疤的方法。”而实际上唐弢在文革中根本没有在四川坐过牢，当然也无从在四川牢中揭发鲁迅了；又说鲁迅和梁实秋进行过“关于抗战文学的争论”，并指责“鲁迅在这场论争中根本不在理上，可能是因为许久找不到敌手，所以主动招惹一回罢了”，但“关于抗战文学的争论”发生在三十年代末期，批评梁实秋的是孔罗荪等人，其时鲁迅早已安息在上海万国公墓中，不可能到重庆去“主动招惹”谁，更谈不上言之有理无理了。但是，在政治运动中，师生、同学、朋友、乃至夫妻之间相互揭发之事，却的确是很多的。这虽然也反映了当事者性格的软弱，但多半还是环境逼成的。《悼词》作者说：“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性命上的理由，逼迫他们这样互相揭发。”我实在羡慕他的福气，没有经历过那些运动，没有身受过当时那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但是，若要评论当时之事，至少也应该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否则，就容易近乎说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