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关于余秋雨散文中的虚构，这应该说是在我国文学理论界已经争论的几十年了“老”问题。余秋雨作为多年的理论研究学者和艺术中人当然不会不知道，但他就是在散文中公然采用了那么多的虚构的内容。你能因此就提出质问，余秋雨会写散文吗?余秋雨懂得散文的规矩吗?其实在我看来，第一，文学向来就是蔑视规矩的。文学需要规矩，但又绝不简单而被动地囿于死的规矩。这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尤其是，充满创造力的文学，它同时也应该有能力创造一种新的规矩。散文怎么能够死死地或僵硬地固守那种“不能虚构”的教条和框框呢?第二，散文究竟允许不允许虚构，最根本的是要看某个具体的作品和具体的艺术环节需要不需要虚构。像人们议论最多的余秋雨的《道士塔》中的那一段，如果不采用虚构的手法，如果不把那位道士的愚蠢行为和思维以形象的画面真真切切地再现出来(尤其是余秋雨又采用了那样一种看似轻描谈写的语调)，你能读得出那种整个民族的悲哀与沉重吗?我的好朋友韩石山先生认为：“这哪里是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若老一辈学者，写到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于史无证，断然不敢这样下笔。”当时读了韩先生的这段话之后，我简直都怀疑这是不是韩石山所说的了，因为，老韩怎么也突然拿出“老一辈学者”的规矩来要求现今的文学创作来了呢?我了解的韩先生可是从来都不属于那么一种循规蹈矩的作家的。况且，那段写王道士的话若果然如老韩所言，老老实实地从史料中引证一番，那也许算得是绝对真实可靠了，可那样的一篇《道士塔》还能被叫做散文吗?就不要说其艺术性的高低了。而且假如又如老韩所言，我们根本没有现成的有关的史料，作家也就“断然不敢这样下笔”，这篇散文又该怎么写下去呢?就只有不写了吧!这倒的确免去了许多麻烦。这个世界也许会因此而清净了许多。然而，艺术创造的领域能够是这种畏畏缩缩的样子的吗?
归根结底，从普遍的理论的意义上来说，散文到底能不能虚构，在当今已经不应该再成为什么问题了，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要一切服从艺术的需要。余秋雨极其大胆地冒犯了散文不能虚构的陈规，这本身就是一种大家风范。把那么精彩的想象植入散文的肌体，顿时使萎缩多时的散文创作重新焕发了艺术的活力和生机。这样的散文文体究竟能否被认定为“秋雨体”，当然还需要批评家们进一步从余秋雨的作品中去发现他对散文文体的其他方面的独特贡献，总之将虚构的成分引入散文，从而大大增加散文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又不伤害基本的整体的历史真实，应该说是余秋雨的一大创造。
至于余秋雨散文中的生造词语的批评，那就更是属于小儿科了。任何真正的艺术创造都离不开对语言自身的创造。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说到底只是那几千个常用汉字的不断地重新组合。而这种重新组合又不能仅仅是在整体篇幅上的词语编织。它同时也包括必要的对词汇的重新创造。其实，真正的大师级的文学创造者，都少不了对词汇的创造。只能一味地乖乖地使用那些汉语词典中标准的字词，在语法上挑不出半点毛病，不会成为文学上的杰出者。当然艺术化的语汇的创造也是有其必然的规律的，这里还有必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创造性的对语言和语法规则的突破，与某些明星出书中的低级的语法错误不是一回事。理论家们只有不断进行理论化的总结，从而辨别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不符合规律的，千万不能一见到文章中的一些新造的词语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加挞伐。语言总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时代的发展越是迅速，社会生产和人的观念变化越快，语言的更新和再造的能力就必然越强。所以，像八十年代的新潮文学那样的新名词繁多的现象就自然可以理解了。而如果一种艺术批评只能停留在挑语法毛病的水平上，说得好听一些，他们是充当语言警察的角色，说得不太好听一点，这样的批评者也就相当于“吐痰罚款”的街头卫生监督员。这样的批评者窃以为是没有力量与高层次的艺术进行对话的。就余秋雨文中的自造语词来看，首先是要看这样的词语是否读起来就让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如果根本没有这样的感觉，而是大大增加了语言上的表现力，并且丰富了语词的内涵，扩大了“能指”，那又何必大惊小怪或者少见多怪呢?
“墙倒众人推”是民间的一句俗话，有许多时候，只要一种舆论成了时尚，成了一股风，凡附和这种舆论的什么言论也都成了真理。在对余秋雨批评的风潮中，有一句被转载和引用频率很高的批评话语，那就是有一位叫做樊百华的先生引用过的他女儿的一句话，樊先生说：’我的才十四岁的女儿说：‘余秋雨走了那么多的穷山苦水，怎么没有贫困人家进入他笔下呢?’”因而就被有人顺此思路认定为：“余秋雨岂止是不关心最底层的人的苦难，他的有些散文简直是在精神上扼杀最底层的人的反抗和斗争。” (彭公亮：《余秋雨可能反思吗?》，2000年1月15日《文艺报》)我的妈耶!这不是在搞文化大革命吧?要是在那时，这样的帽子如何了得!而这样的思维方式连同语言方式，不正是“文革”式的吗?余秋雨也许只是在文革中进过写作班子，可批评余秋雨“文革写作”的人却恰恰至今还在使用“文革”语言。这样的批评家本人是不是也该反思反思呢?这里，不要说那位年仅十四岁的小姑娘一句天真的疑问根本不能被真的当做文艺批评，因为常识告诉我们，每一个作家都大致要有自己创作的相对稳定的题材领域，不是说哪种题材或主题看上去最“革命”、最“红色”，就必须要所有的作家全都去写那样的题材或主题，那也是一种“文革标准”。大诗人屈原，不也没写过多少表现最底层人们的诗篇吗?大诗人郭沫若、大作家钱钟书等人就更是知识分子情调了。本来樊百华先生对女儿的解释是很清醒的，许多批评家却借题发挥，弄得好像余秋雨简直不如一个十四岁小姑娘的水平了。故意把这样的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以取得对作家的思想高压的效果，那就更是超出了文学批评的正常轨道了。
在众多的批评余秋雨的文章中，我格外看重的是王开林先生的《打量“二余”》，(原题为《从余勇可贾到余音绕梁》，载《书屋》2000年2月，《中华读书报》3月1日转载)文章字里行间透露着作者的饱学和俯仰自如的大气。许多评点在三言两语间就一针见血。是很值得被批评者甚至每一位学者以及普通读者对照深思的。但是，我觉得特别可惜的是，王先生在写这篇文章时又似乎太拘于成见了。他在头脑里首先对二者(余秋雨和余光中)事先做出了一高一低的定位，然后才按其既定眼光对“二余”以文章的形式进行打量。所以，全文涉及到人品与文品的那么多方面，每一比较，都是余秋雨略低一筹或稍差一截。两位学者的种种品位和各个方面真的就都是那么整整齐齐吗?都是那么高低分明吗?这里显然有着也许是并不自觉的偏见在起作用。我之所以特别提到王开林先生的大文，是因为觉得，像王先生这样饱学的批评家还很容易被成见所囿，或者被一种情绪所限，致使一篇很深透的批评文章也难免沾染了感情倾斜的色彩，那么，其他的一些充满意气情调的文章就更容易因情绪化而有损批评观点了。好多文章其实批评的并不是没有道理，关键是批评者故意把屁股坐歪，并在文章的气势上咄咄逼人，几乎非把余秋雨拉下马不肯罢休。可是那用于批评的根据和理由又没有那么充分，这就反而让自己站不住脚了。
以上说了那么多，几乎对所有的批评余秋雨的观点全都辩驳了一通，我必须再强调的一点是，我并不认为凡是对余秋雨的批评全都批错了。我只是觉得这么多的批评竟然有许多非常情绪化或者批评本身又给人留下了明显把柄的东西，以及有失公正和客观的东西。这是整个批评界不能不加以警惕的。以后的余秋雨批评，能否真正进入一种学术化的和学理化的批评。尽量少掺杂一些个人情绪的因素，多做一些艺术的、美学的以及理性的分析和洞察。当然我自己的这篇小文也还没有上升到这样的水准，这也是我下一步需要加以扭转的。
最后，我还是特别希望读者朋友和同行师友们能够真正地理解我的意图，我的这篇文章绝不仅仅是为了余秋雨个人和其作品做单纯的辩解，而是尽量通过其中的一些事例，进一步澄清一些理论问题。至于对余秋雨先生个人，我在这里也还是要提出一些我本人的批评的。
我以为应该对余秋雨提出更尖锐一点的更不留情面一点的批评是，余秋雨在强大的现实和众多的对手面前的自我退缩。据有关媒体报道，(这话怎么那么“套”呢?)余秋雨曾经宣布封笔。而且有其夫人马兰的话为证。据说封笔的原因主要是对盗版现象和行为的彻底失望。但很快媒体又纠正说，余秋雨并未封笔，而是开始潜心写作《自传》。我觉得，不管余秋雨到底是全封笔还是半封笔，都反映的是他的一种退缩心理。首先是对盗版者的厌战。其次也显然是对铺天盖地的批评的厌战。那么，这两种厌战实际上哪一种都不能算是余秋雨的原本性格。就在一年之前，余秋雨在《敬告全国读者》书中，那言辞是何等凌厉激烈!那态度是何等强硬刚直!那与盗版集团包括一些不正常的批评者决战到底的决心是多么十足!然而，仅仅这么一年时间，还不出几个回合，余秋雨就自己挂起免战牌，就不明不白地鸣金收兵了吗?当然，余秋雨也许是为了避免像他的《告读者书》中所意料的那样“在文坛上扭打成一场混战”，但封笔之说毕竟不是进击而是退缩。如果余秋雨的确已经忘掉了自己承担的使命和自己发过的誓言，我这里不妨再引你自己的一段，也好给你一个提醒：“他们的最大失误是看错了人。他们年轻凭想象以为我是一个胆小怕事、呐呐难辩的前辈书生，一听别人说有写作方法和史料上的‘差错’就会羞愧难当、遮脸逃遁；他们有时又把我当做是某种神经衰弱、一触即跳的稚嫩新秀，看到掷过来的石块立即反击，在文坛上扭打成一场混战。其实呢，我们这代人什么没经历过?即便集中了天下一切羞辱的语句也羞辱不了我们。我们哪怕被说成是完全不会写作、没有半点学问也不会在意，反而会对装腔作势、腼腆的假斯文遗少们哈哈大笑，这一点我已在《山居笔记》的《伪贵族心态》一文中作过描述。你说我拒绝你们的批评，这好像很没有风度，但我要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如果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样的学术，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那如何对得起广大读者!”“我们是不容易受到干扰的一群。不管耳边多么喧嚣，也改变不了心中的基本判断。其中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在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如果不驱逐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将从根本上失去原创力，在二十一世纪国际间诸种文化的对峙、对话中将处于弱势。现在，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们已经有比较大的活动空间，他们打着多种名号，利用多种网络，对一个个作家、一本本著作连着开刀，轮番劫持，而我们的当代文化资源本来就不丰富，因此要不了几个回合，处处便是大漠荒荒、夕阳残烟。”(1999年1月7日《文论报》)当然，余秋雨这种由于一时的义愤，把有些正常的批评也似乎和盗版者们捆在了一起，夸大了批评与盗版的关系，这是余秋雨应该冷静检讨的。但是，这其中所贯注着的那股斗士之气，是无论如何应该保持下去的。余秋雨既然已经开始写起了《自传》，当然就一定要兑现他曾经表示过的将在自传中说清楚文革时期的那些事的承诺，我希望他通过这样的全面述说能够真正经受一次灵魂的洗礼，千万不能遮遮掩掩或躲躲闪闪，然后又站立起一个新的更加真诚和勇猛的文化战士，向着新的世纪更加高远的目标走下去。那时候，我会与你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