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总的感觉而言，这些批评大多较为零散化，往往揪住一个枝节问题甚至是细微末节问题纠缠不休，小题大作；还有就是在一些非艺术之内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完全脱离艺术规范，只图从道德和人品上置人于死地。余秋雨说，使他心悦诚服、刻骨铭心的批评尚没有见到。而所谓刻骨铭心的批评，就是能够指出他学术研究中无法超越的局限，并且是终其一生都永远不能超越的局限。这话说得确实太大了一些，期望也太高了一些，所以很显然地伤了一些批评者们的心，但细细思量，却也不无道理。从现有的这么多的批评文章中，你能找到一篇确实能够在整体上居高临下地以真正艺术的眼光对余秋雨散文做出入木三分的批评的吗?先后出版的《余秋雨现象批评》和《秋风秋雨愁杀人》等书，看上去很有规模，但实际上也只是一些零散文章和观点的集合和凑合而已。
我本人也曾经是余秋雨的批评者，在我的《’99文化散文气象》(2000年1月25日《文艺报》)一文中，就有这样一段：“1999年的余秋雨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霜冷长河》在文化品位上的整体下滑，里面有许多内容都暗暗转向了对个人某些优越生活的津津乐道。所以，《霜冷长河》已经失去了作家本来的文化优势。至于他的那篇《余秋雨教授告全国读者》，就不仅有自我炒作的味道，而且其中一再强调批评他的散文与盗版他的散文好像是同谋，也显然伤害了严肃的批评界。这篇檄文以及‘像在偷卖海洛因’(马兰语)一样的出版运作，抑制了盗版，其实同时也大大地抑制了这本书应该有的市场。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那篇檄文不仅伤害了批评界，也同时冷落了他自己的市场。他所预料的只能逃过盗版者十天的神州并没有兑现。这也表明余秋雨的时代即将成为过去。”这样的批评绝不是在赶什么骂余秋雨的时髦，因为文中随后还有这样的一些分析：“不过，后来又紧接着登场的日记体散文《千年巡拜》，在文化视野上显然大大扩展了。尤其是那些国外风情和文化习俗无疑开辟了文化散文的一个新的界面。但是，我觉得，这也毕竟不太可能再现余秋雨‘苦旅’那样的辉煌了。这一年中对余秋雨散文的各种批评，大多停留在指出其历史知识方面的所谓‘硬伤’一点上。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说是‘一个搞戏剧的人抢了我们的生意，把历史搞得不伦不类’(见《楚风》1999年第9期林波文)。这其中对文化散文的误解也颇深，文学批评界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作风。”我以为，这种比较客观的批评是不能等同于那种一味要将人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的。
以下我想从几个方面谈谈我对目前关于余秋雨批评的一些看法。
其一是对于余秋雨“文革经历”的道德审判。这样的文章在关于余秋雨的批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有的人要求余秋雨“忏悔”，有的人要求余秋雨“反思”。也许是因为余秋雨没有及时地、雷厉风行地按照这些最高的道德审判者们的指令去痛哭流涕地写出一份“悔过书”，于是，这种审判就更加不断升级。李国文先生本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作家，但他对余秋雨的批评实在是太出格了，他认为：“凡能够忏悔者，悉皆良善，而怙恶不悛者，是从不忏悔的。”李文还特别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对那些嗜血之辈存有幻想。因为指望小人良心发现，大概要比《圣经》里说的‘富人想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讽刺，还要难上千倍。”这么一来，余秋雨就成了“怙恶不悛者”，成了“嗜血之辈”，成了根本不可能良心发现的“小人”，这样的人格评判能说是准确客观的吗?余秋雨怎么说也不至于坏到如此程度吧!当然我理解李国文先生，他毕竟属于那种“吃过小人苦头的公民”，所以文章中的言辞难免过于尖刻，因为他实际上所恨的是那些“文革中的大小笔杆”的整体，而只是借机把这种仇恨迁怒给了余秋雨一人，这在李先生的文章中是非常分明的，他紧接着在文章中这样说道：“二十年过去了，有谁站出来承认自己错过?NO !有谁哪怕表露一丝悔意!也是NO!而现如今，一个个在文坛，在学界，在文化圈子里，作学者状，作泰斗状，作指点迷津状……就是没有一个敢回过头去，审视一下那段‘不幸’成为小人的路。”如果说李国文先生的这种过头批评是有情可原的，那么，何满子先生在《盗版与批评》一文中引用《黠妓斥盗》的故事把余秋雨比做“黠妓”，就让人觉得更是没来由了。而旷新年先生则更进一步认为：“娼妓是自知下贱的，然而余秋雨先生却是扮演着高贵的角色。”(旷新年《秋风秋雨喜死人》，2000年4月12日《中华读书报》)这就更把余秋雨看得连娼妓不如了。其实这样的人格批评(就不要说是谩骂了吧!)在文学批评中究竟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呢?一个作家首先是要用他的作品向社会说话的。对一个作家的价值认定也就首先要看他的作品质量如何以及究竟能够产生多么大的社会效益。当然，如果这位作家的确是一个“怙恶不悛者”，或者“十恶不赦”者，我们根本没必要为他做人格的辩解的。可我们的这些批评者们除了采用那些泛泛的比喻或者笼统的推论，能够举出哪些余秋雨“十恶不赦”的事实呢?况且，一个真正的“怙恶不悛者”也能够写出余秋雨那样的简直征服了一代人的散文吗?文品总是要体现出作家的人品的，无论如何掩藏不住的。而从余秋雨的那些散文中，我怎么也读不出写这些散文的人会有哪些让人难于容忍的人格上的污秽或卑劣。而如果说人格上的小疵，又是谁能没有的呢?虽然不一定像安波舜先生充满理想激情地所说的那样：“假如我们这个民族人人手捧一本莱蒙托夫诗集，个个都读《文明的碎片》，那么会发生在四个年轻的杀人犯面对一船人求生的呼号而毫不心软的‘千岛湖事件’吗?”但是，正如有人所说的“余教授的许多散文都在探讨文人自觉和文化人格及文化节操”(余开伟语)应该是没错的。这起码透露的是一个作家自觉向善以及人类关怀的崇高的愿望和勇气。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许多人都努力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审判官的形象，声色俱厉地指责余秋雨的“文革写作”之不道德的时候，他们有的人却也疏忽了，自己在做人方面实际上也并不是那么绝对地纯洁如玉。就拿余杰来说吧，他对余秋雨骂得也算是不留余地的了，诸如“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余秋雨卑琐的人格昭然若揭”等等，但是，紧接着徐江、祝勇等人也同样从人格方面对余杰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比如他们指责余杰的新书《想飞的翅膀》里，“搞摘抄的部分又多了许多，‘抄+评’比写的要多”，并分析他是“这几年忙于还文债挣搞费，逼的”等等，尤其是最近的媒体上，余杰一会表示与余秋雨和解，并且当面说了那么多好话，转眼却又不认账，对别的媒体说根本没那么回事。这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想说爱你不容易》，2000年3月8日《中华读书报》)而且，就在笔者正操笔写作这篇小文的时候，又从《中华读书报》上得悉，余杰的那篇《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完全抄自重庆作家张育仁的《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让别人忏悔者竟然也是以更加违反道德的行为在指责别人。这样的指责还有什么力量呢?而在本文即将写完的时候，笔者又突然发现了一个发生在批评者中新的“违背文德”的事实，一位叫彭公亮的先生，在《文艺报》1月15日发表的《余秋雨可能反思吗?》又被他化名“楚子”，将文题改为《余秋雨不会反思》，将原文重复发表在《散文百家》今年第5期上。按照这些道德审判者们的意思，这样的批评家不也应该首先自我反思一下吗?这就难怪余秋雨对那些“不断地更换着一个个化名”(《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而翻来覆去对他进行爆炒式批评感到不能接受了。尤其是这个叫“楚子”的作者如果不是彭公亮本人，那就更是对彭文的公然抄袭，也就更不道德了。
这里实际上已经牵涉到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根本原则问题。即，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是否他的人生历史上必须是绝对干净的才能有资格进行创作呢?或者，当一个作家在创作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在文学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之后，又都必须赶紧回过头去公开检讨一下自己在历史上所曾有过的全部过错呢?假如这样的一种“规则”果然成立的话，就不禁又让人想起文革时期的那种政治“原罪”意识了，也就是说每个作家又要不断“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甚至要不断“狠斗私字一闪念”了。况且如果真的需要建立那样的“规则”的话，茫茫人间还能剩得几人是有资格进行写作的呢?在对余秋雨的“文革写作”进行反复审判的过程中，有人经常为余秋雨树立道德样板(通常叫模范榜样)，如“像人品与文品俱佳，在‘文革’中备受折磨的邵燕祥先生都进行灵魂自审写出《人生败笔》这样的警世之作，像德高望重的老作家韦君宜先生在临终前还在进行精神反思写出《思痛录》，思国家之痛，思个人之痛”(见余开伟文，《余秋雨现象批判》，湖南人民出版社)。这种榜样的力量的确是无穷的。问题是，第一，凡是有个性一的文化人，能够或必须完全以别人做人的标准和尺码去做人行事吗?第二，余秋雨明确表示过他绝不忏悔吗?(像浩然那样公开宣称不后悔)据我所知，余秋雨是多次说到过要在自己的《自传》中写清楚文革中的一切事情的。第三，一个作家，对自己的创作总是有一个大致的时间上的规划的，总不能像文革逼人做检查或交代问题那样非得立刻放下眼前的写作计划，按照批评者的意志，去写一部忏悔录才能过关吧!第四，即使是批评家们所树立的那些样板，也大多是在他们的晚年甚至是“临终前”(如君宜先生)才专注于写作反思文章的，余秋雨又为什么必须马上“坦白交代”呢”
我认为，就余秋雨的“文革写作”问题，最关键的还是看他是不是已经向有关部门说清楚，是不是真正从内心深处有自我否定之意，至于究竟何时做公开的忏悔，应该允许作家本人选择适当的时机和适当的方式。余秋雨毕竟是早已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结论的人，他并没有那么罪大恶极。灵魂的反思问题，也许沉淀得越久一些，反思得越深刻一些。在这样严肃的问题上，批评家们是否性急一点?
其二是对余秋雨散文中的“硬伤”的挑剔，这看上去好像是属于文本批评之内的事了，但实际上仍然不属于艺术批评的范围。所谓“硬伤”，主要是指文章中的一些史实或用语上的错误或漏洞。有人在余秋雨散文中拣出了几个完全是偏僻史料方面的小“差错”，于是就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像苍蝇一样追着余秋雨先生”，(旷新年语)甚至认为“余秋雨读书心浮气澡，随心所欲，说得不客气一点简直是不懂装懂”。(吴海发：《再致余秋雨先生的一封信》，2000年3月8日《中华读书报》)且不说余秋雨如果真的像吴海发先生说的那么严重，还能不能写出那么精彩的有数百万读者的文化散文，就说是余秋雨散文中的确出现了几处并不影响整体质量的局部的与个别的“硬伤”，真就值得那么大动干戈，而且穷追不舍吗?况且那些“硬伤”又都是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拿吴海发《再致余秋雨先生的一封信》里所挑剔的一处来说吧，那封信洋洋洒洒地写了那么一大篇，我当时以为余秋雨散文中指不定又有多么了不得的问题了呢。读来读去，最后才明白，只是余秋雨在《遥远的绝响》一文中，为了使文章更好读一些，翻译他引用的《晋书·嵇康传》的一段时，把其中的“公”这一对司马昭的称呼，误译成了“陛下”。当然这无疑是应该被指出来，并且对于每个作家来说也都应该尽量加以避免和纠正的。问题是何必非要搞得那么气氛紧张煞有介事呢?事实上很多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都懂得，古代的各个朝代的官制和称谓本来就是极其复杂的，尤其要翻译成现代称呼，就更是很难找到绝对准确的相应的词语，有时为了通俗一些起见，就只好做些不得已的“张冠李戴”的事。有一个事例很能证明我的这样的一种也算是无可奈何的说法。龙吟的“文侠小说”《智圣东方朔》被读者练建安批评在有关的官制等问题上有失实之处，龙吟看到批评后不无幽默地这样解释道：“我是学历史的，如果开个中国古代官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会提出严谨的论文。可是，如果把汉代混乱的官制照搬到小说里，不要说一般读者会坠入五里雾中，专业人士都会稀里糊涂。汉代一开始是‘实物工薪制’以两千石、一千五百石、一千石等粮食数量作为官位大小的标志，而后来就改为‘货币工资制’了，用‘石’已无法解释汉代官品。汉人还把上衣叫‘襦’，内衣叫‘(左衤右罩)’，如果按练先生的观点，这样来写小说才叫尊重历史，那么我的小说可能只有练先生与我两个人来分享了(大笑)。”龙吟先生还谈到了其他一些历史上的不解之谜。(2000年4月5日《中华读书报》第8版)由此看来，专门对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史实问题吹毛求疵，反而容易贻笑大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