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梁生宝为例。他不仅生活清贫，能够吃苦受累，而且能耐寂寞，不受爱情的困扰。“梁生宝买稻种”曾经是一个很经典的情节，从中可以看到他很高贵的品质：节俭、自律，时时能够反省自己，随时能够与自己的私心杂念做斗争，生怕因为自己的错误，让互助组里的其他人受到牵累。显然，苦行主义价值观和斗争哲学是梁生宝的人生信条，其目的是要在蛤蟆滩干出一番事业，闯出一片新天地。目标的高远，不仅使梁生宝能够摆脱爱情的困扰，从苦行主义和斗争哲学中产生出生活的乐趣，而且能够为自己的苦行主义与斗争哲学中找到道德的支撑。不仅梁生宝，《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刘雨生，《三里湾》中的王金生、王玉生，《艳阳天》中的萧长春、韩百仲，《风雷》中的祝永康，《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哪一个不是如此呢？
作为正面价值的代表，“农村新人”显然是一个意识形态符号，负有典型示范的使命，不能仅仅从性格真实或性格逻辑去分析。小说赋予他们苦行主义和斗争哲学只能看作是一种艺术手段，其艺术表现的最终目的，是苦行主义和斗争哲学所创造的新的生活秩序。在小说中，这个目的已通过世俗道德的认同与支持得以实现。范灵芝最终选择王玉生，梁三老汉在小说第一部结束时为梁生宝的灯塔农业社骄傲，虚荣心得到高度满足，刘雨生最终获得了爱情等等，就是乡村世俗道德对苦行主义和斗争哲学的认同，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村新人的塑造才没有完全走向虚幻和空泛。
问题在于，苦行主义本质上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其根本点在于以对个人自由的剥夺为代价，以压抑自我为特征。以这样的伦理想象做铺垫，来换取理想社会和道德前景的实现，无论如何是个悖论。站在历史发展和历史行动者的立场，甚至站在个人道德完善的立场，我们理解梁生宝的未来梦想和他的苦行主义价值观与斗争哲学。但他对个人自由和自我的压抑，又让我们觉得苦涩。这是包含着民粹主义特征，又体现着时代精神的复杂形象。在这类艺术形象的塑造上，周立波、赵树理、柳青等其实并没有多少空间。他们能够做的，只是将自己所熟谙的乡村情趣，嫁接到某种意识形态理念上去，在乡村生活与时代精神之间，建立起某种意义关联。而如此一来，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农村新人向建构历史的总体性力量皈依就显得残缺的、不完整的，因为它根本忽略了个人的价值。
这里，需要特别加以区分的是“私人”与“个人”。“私人”是个古老的概念，它与财产，特别是家庭物质财产紧密相联，因而也与私有制紧密相联。15而“个人”则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崭新概念，它总是与权利联系在一起，离开对个人权利的尊重，现代社会的基础也会随之动摇。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我们去发现并构建的，就是一种体现着个人权利原则的现代农民意识。这里的“个人”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私人”，而是体现着人性中的诗意、自我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个人。他在启蒙、救亡、革命、翻身的历史语境中曾长期被误读、被淹没，现在，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被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文学的乡村叙事除了去发现它、表现它，还应该赋予它新的历史逻辑与合理性、合法性。
四、乌托邦精神与乡土伦理的悲剧性
在当前的历史语境中，运用国内外流行的理论，重新发掘和阐释农业合作化小说的文本意义，这种方式，或许可概括为“后价值批评”。后价值批评的研究方法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共同思路：将小说的故事情节、艺术形象与合作化运动剥离开来，在文本的能指与所指；表症与隐含；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方面大做文章。这是一种规辟真实性从而规避政治、拓展讨论空间的很聪明的方法。在现实生活中早已被解构了的“合作化”的乡土乌托邦，似乎已无需再为它地去耗费笔墨。既然以此为题材的小说无论作为文学史范畴，还是作为纯粹的文本，都还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那在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之间，就只剩下一个选择的问题了。更何况中国在西方传统之外所提供的另一种乌托邦观念，自有其深广的社会历史背景。即它虽然对理想社会做了热情的憧憬，但并没有完全割断乡土伦理的现实基础。因此，将乡村的“生活故事”与合作化运动剥离开来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剥离也是有条件的。以《三里湾》、《山乡巨变》、《李双双小传》为例，合作化在其中主要是一个自上而下从外部楔入的“事件”，并非乡村社会与生俱来的价值观念。中国理想社会的形态不象西方那样，把个人与集体相对立，而是倾向于把个人融合在集体之中，其核心是整个社会的幸福、财富的平均分配和集体的和谐与平衡。对乡土中国来说，历史悠久的互助合作只是小农经济的权宜之计，私有制与私有观念才是更为根深蒂固的乡村文化传统。直到今天，中国农民留恋私有制与私有观念的生动描写，仍然是农业合作化小说熠熠生辉的主要原因。作为政治理想的乌托邦精神，主要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发生意义关联，从中国大同社会的理想到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莫不如此。所以，在《三里湾》、《山乡巨变》中，合作化尽管是中心事件、重大事件，但毕竟是从外部楔入而并非从内部生长的，大量的乡村日常生活于是就可以游离于合作化“事件”之外，冲淡着、稀释着严肃的乌托邦叙事。这就是《三里湾》和《山乡巨变》的“细节真实”为什么至今仍为人称道，从《李双双小传》中为什么会发现“二人传”结构模式的重要原因。
然而，农业合作化运动毕竟隐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度模式。通过对小农经济的合作化、集体化改造，引导农民从个体经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经典表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得政权以前就早已确定不移的方针。在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时刻，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几乎就是不容置疑的，它必然带来新的兴奋点，造成一场文学题材、文学主题的“革命”。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让艺术作品借助审美的形式变换，以个体的命运为例示，表现出一种普遍的不自由和反抗的力量，去挣脱神化了的（或僵化了的）社会现实，去打开变革（解放）的广阔视野，那么，这样的艺术作品也可被认为具有革命性。” 16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小说，在指向中国革命的这个深度模式时，必然会追求乌托邦精神与乡村日常生活经验的价值同构。于是，合作化小说的悲剧品格便在这种“革命性”的叙事中延展了。它之所以是悲剧性的，是因为“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们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如果放弃了乌托邦，人类就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就如同维克多·雨果所论述的：乌托邦也许并不是“明天的真理”，但是人民拥有想象一个美好未来的能力，这对于作出有意义的努力去改变今日之现状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们必须先有希望然后才去行动，如果人们的行动要想不是盲目的，不失其目的，那么其希望就必然寓于对更美好的未来的幻想中。17而既然是幻想，它就只能是一种可能性，任何失败和挫折都是情理中的事情。从这个意义说，任何历史都具有悲剧的品格。在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幻想、憧憬、信仰可以失去，追求的精神却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的。
有趣的是，合作化小说在重建一种伦理想象时，总在乌托邦精神与乡土伦理之间左右摇摆和游移。互助组也好，初级社也好，要让农民自愿参加，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共同富裕，让农民拥有财富，过上好日子。然而，小说又总是用“财富恐惧”的道德训诫警告想过上好日子的农民。无论三里湾党支部，还是梁生宝的上级领导，用来警告范登高和梁三老汉不要走个人发家道路的，都是吕二细鬼或杨大脖子这类人物。这类人物在小说中只是一笔带过，连“跑龙套”都算不上，但他们又无处不在。因为地主或富农的身份，他们在土改中刚刚被镇压，被剥夺了财产，因此，这类人物便成了合作化小说用来做“财富恐惧”道德训诫时最好的反面教员，好象共同富裕就必然排斥财富似的。另外，合作化时期的城乡差别，在乌托邦视野中早已大大缩小，至少在意识形态意义上，农民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与城里的工人、市民是平等的。“乡下”、“乡下人”、“乡巴佬”这类带有城市文化优越感的词语几乎已根绝。于是，马多寿、梁大老汉即便有儿子在城里当着干部、拿着工资，也没能引来“乡下人”多少羡慕。但是，当改霞想进城去当工人的时候，梁生宝又觉得这城市和乡村，还是隔着一层鸿沟的，执意要跳出“农门”的女孩子改霞，和他已经不是一条心了。与此相关的，是上过学、读过书的农村青年在选择对象时的“文化势利”眼。本来合作化时期的知识青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甚至不如梁生宝这类没有读过什么书的农家孩子。偏偏在恋爱的时候，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势利”眼又会跳出来作祟。比如范灵芝疏远马有翼，倾心“爱迪生式”的青年王玉生，又嫌他没上过中学的“文化势利”心理，连夏志清也觉得“应该是个很有趣的题目”。18
可见，农业合作化乌托邦精神所造成的乡土伦理的某种决定性的停顿和间断只是暂时的。表面看来，合作化所建立的制度似乎使中国农民再也不能依赖他们以前所深深依赖的某些制度和习俗了。但实际上，乌托邦精神和理想化的道德前景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中国的农民所接受的。他们对乡村传统价值的依赖从一开始就使得合作化意义秩序的建立危机四伏，只不过在1949年中国革命的巨大胜利面前，这种新的意义秩序带有不容置疑的真理意味，因而传统的习俗和制度便屏住了呼吸而已。冲突早晚是要发生的。这是一场文化冲突。尽管大同社会的理想不完全是泊来品，但大同理想毕竟从来没有融入过中国的乡村社会。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康有为的《大同书》才不肯轻易示人。19现在，合作化制度虽然已经有了新的文化内涵，但要让它一下子变成中国农民自己的思想观念，并从此改变乡村社会运行的惯性轨道，其结果便可想而知。合作化小说忽略了文化冲突的艰巨性，用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描写这样的转变，其悲剧性也就在所难免了。
注释
1《“文学的社会功能”五人谈》，《文艺报》，1980年第1期。《中国当代文学学会1981年庐山年会讨论综述》，《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
2刘思谦：《对建国以来农村题材小说的再认识》，《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张钟，《农村题材小说的再评价问题》，《新文学论丛》，1982年第2期。
3《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并在这一期刊发了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宋炳辉的《“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两篇文章。对《创业史》等农业合作化小说提出尖锐批评。
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32-3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贺仲明：《真实的尺度——重评5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5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6梅德平：《国民党政府时期农村合作社组织变迁的制度分析》，《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
7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第261至320页。
8张启华：《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所犯的错误》，原刊《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3期转载。
9俞吾金：《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历史主义批判》，原刊《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6期转载。
10于文秀：《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与“文化研究”思潮》，原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2年10期转载。
11[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37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2月。
12[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第2页原序，第16页、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13张一兵：《在市场王国中我们赌共产主义可能实现—评戈德曼的〈隐藏的上帝〉》，《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5期。
14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第三部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15韩毓海：《“NEW BEIJING”小剧场—当代小剧场与公共领域》，《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478页，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1月。
16[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19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17同12
18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31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
19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中卷），462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