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农业合作化小说是体现各种价值的复杂而又庞大的体系，我们究竟要在其中去发现什么，关注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去发现和关注，涉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乌托邦精神与乡土伦理的诸多关联。必须摒弃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的思维方法，以立足现实的历史意识去把握其历史本质，才能揭示其文学想像、农民意识垂范与农村新人塑造，乌托邦精神与乡土伦理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 历史主义 农民意识 农村新人 乌托邦 乡土伦理

一、不合时宜的“红色经典”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舞台荧屏悄然兴起了一股红色经典改编或重播、重演的热潮。冷寂多时的李玉和、吴琼花、郭建光、杨子荣、江姐等英雄人物，重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就连当年影响不能与其比肩的《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小城春秋》等等，也拥有了新一代的读者和观众。相比之下，同样是革命历史题材（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是红色经典，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题材、反映建国后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等等，却再难起死回生。由于农业合作运动本身的失误，这些当年红极一时的小说，已经变得非常不合时宜。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的压迫、反抗、救亡、战争，给后代留下的是无数足以言说的传奇和悬念；那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值得诉说的似乎只有李顺大们的辛酸，陈奂生、冯幺爸们的屈辱了。除了沉重的苦难、荒谬的道德、虚幻的爱情，合作化似乎再没给人们留下别的什么。如果借重现在的大众传播媒介来重新演绎梁生宝、刘雨生们的故事，简直不敢想像会是一种怎样的画面。可见大众传播时代的红色经典，其实也充满太多的玄机。农业合作化小说所宣喻的价值观就显然是窘迫和尴尬的，其中最核心、最敏感、最棘手的，是这类小说的真实性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这个问题就曾被提出来过。1不久，又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评价与审美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对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价值颠覆进行矫正。280年代末，在“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中，农业合作化小说的真实性再度被质疑，而且否定的声音更强大、更偏激、更具理论色彩。390年代后，这类小说才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或文学史范畴被理性地描述和争议。比如，对合作化小说，现在有从“民间形态”的发现，有从“细节真实”角度的切入等等。4或者干脆撇开“写什么”、“怎么写”的对应关系，另辟蹊径地以“写得怎样”来谈文学价值的评价体系在重估这类小说时的运用。5但如此一来，又关涉了农业合作化小说的评价标准问题。而说到标准，有两种倾向特别引人注意。一是把农业合作化小说的意义和价值限制在产生它的那个时代。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依照这样的方法，文学评价的标准似乎就是：作品只要在当时取得成功就可以了，只能以当时的成败来论英雄。还有一种倾向则会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即认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观念与批评规范，评价作品不能离开这特定的文学观念与批评规范。这种倾向的危害更大，在它看来，不同时代的文学观念与批评规范是无法打通的，这实际就取消了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新中国短短几十年的文学历史将会变成各自独立的断篇残简，各种价值观将会被拉平或者取消。

如此看来，农业合作化小说是体现各种价值的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体系，它似乎具有某种悲剧性的品格。不能仅仅以作者或同时代人的观点去评价，也不能以一种抽象的、绝对的标准去衡量。对这类文学经典的理解与阐释，既要回到历史，又离不开当前的现实。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现实占有更大的权重。只有从现实出发，并最终回到现实，才能令人信服地对当年的历史文本做出评价。总之，农业合作化小说的各种价值产生于不同时期批评的累积过程，并反过来帮助我们认识、理解这一过程。因此，研究这类作品，就必须指出它在自己那个时代和以后时代的价值。它的悲剧性，在于保有某种永久的品质而又不合时宜。它又是历史的，因为它经过了较长的有迹可寻的发展过程。与对这类小说的解构性批评一样，对它们的后价值批评，或者不切实际的意识形态还原论批评——即把合作化小说看作那个时代政治危机的道德等同物，其实都靠不住。既然它们是各种价值的完整体现，那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莫过于揭示其中各种价值之间的意义关联，只有这样，才可能解决我们究竟要在农业合作化小说中关注什么和发现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去关注和发现的问题，才能既回望历史，又回到现实本身。现在以至将来，当我们要寻找能够代表那个时代民族国家形象的文学时，恐怕非包括合作化小说在内的这些红色经典莫属。你可以否定它，忽略它，不欣赏它，甚至可以用鄙夷和厌恶的态度抨击它，但你无法忽视它、逾越它。只要迫近现实，追溯历史，你就必须与其思想和艺术对话。

二、现代民族国家的乡土想象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合作化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小农经济的土壤，曾经孕育过丰富的乡村合作制度资源，劳动力的变工互助，性畜、工具或生产资料的交换、互补等等，在中国农村有着悠久的历史。过于久远的历史不说了，国民党政府成立前后，华洋义赈会在河北香河、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都曾组织过乡村合作社试验。国民党统治时期，出于缓解农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需要，也曾推动过农村合作社运动。6而中国共产党人早在在延安窑洞时代，就已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通过合作社来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借鉴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合作化制度资源和前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开始思考如何将亿万中国农民组织起来的问题，并已初步付诸实践。它的性质，与此前国民党推动的合作社运动当然完全不同。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思考的农业合作化，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深度模式，是现代民族国家乡土想象的必然结果。当年，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种谷记》，以及大批解放区短篇小说，就已经有对合作化的描写。尽管那时的合作化只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并不涉及所有制改造，但合作化给乡村生活带来的变化，已经为解放区民主政府和广大农民所瞩目，并当做一个方向来提倡了。

建国后公有制性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肇始于1951年12月。当时，东北、山西两个老解放区农村，在土改后出现了包括两极分化在内的一些新问题，中央准备通过合作化运动来解决问题。运动从试办互助组、初级农业社开始，不断加快速度。直至引发了各地农村的种种矛盾，引起了中央和地方的极大争议。最终，在毛泽东和中央决策层的坚持下，农业合作化运动还是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1951到1952年，全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有300多个，1953年12月即增长为14000多个，两年增长46倍。1954年秋增加到10万个，1955年“农业社会主义高潮”到来时，已为65万个，同年春还计划发展到一百万个。若从1951年算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到来的1955年，每年的增长数为20万。7牵动面如此之广，难怪在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中，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小说要占有突出地位了。它们甚至可以构成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一部编年史。如果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为线索来排列，就可举出不同发展阶段的许多代表作。如《不能走那条路》、《青枝绿叶》、《桥》、《创业史》（第一部）、《浪头与石头》、《三里湾》、《在田野上，前进！》、《山乡巨变》、《冰化雪消》、《夏天》、《风雪之夜》、《私访记》、《爬在旗杆上的人》、《狠透铁》、《“锻炼锻炼”》、《太阳刚刚出山》、《我的第一个上级》、《李双双小传》、《新结识的伙伴》、《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沙滩上》、《“老坚决”外传》、《赖大嫂》、《卖烟叶》、《风雷》、《艳阳天》等等。农村社会变革的每一个脚印；几乎都可以从小说中找到痕迹。

这是刚刚在战争的硝烟中诞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乡土想像，是主流意识形态物质性实践所憧憬的乡土未来。今天怎样认识这些想像和憧憬，当然会影响到合作化小说的评价。按照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七一”讲话的概括，中国共产党成立85年来，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夺取了政权；二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合作化运动包括在内）；三是改革开放。现在，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中国共产党并不回避当年在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过程中的诸多失误。这主要是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以及阶级斗争的绝对化和扩大化，于是，才“形成了这一段曲折而又不失悲壮的历史。” 8对这一段历史，象过去那样美化它，可能走向历史偶像主义，即崇拜历史起点，崇拜历史过程，进而走向历史泡沫。否定它，则可能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即看不起自己，全盘照搬西方。大众传播时代，如果借助传媒和影视技术对这一段历史做戏拟化处理，象“大话西游”、“戏说乾隆、康熙”、“水煮三国”那样，效法的又将是历史虚构主义。以上，便是理解现代民族国家乡土想像的三大难题。而无论美化、否定、还是戏拟，都将是历史主义的思维方法，都是不可取的。其中，历史偶像主义教训深刻，是不可修复的历史记忆。历史虚构主义至少在现阶段因缺少必要的土壤和条件，暂时也不会波及包括农业合作化小说在内的红色经典。危害最大因而特别值得警惕的，倒是历史虚无主义。因为历史虚无主义缺少历史意识，被它加以虚无化的，包括着历史的本质。

那么，什么是历史本质？我们该用怎样的历史意识去触摸它、把握它呢？我以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中国人民改变自身命运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等等，当然是历史本质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把握历史本质，还要立足于当前的现实。我赞成复旦大学俞吾金先生的观点：历史的本质与当代生活的本质密切相关，“在研究历史之前，先要研究领悟当代生活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当前“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所蕴含的客观的价值导向——市民社会、民族政治、独立人格、个性自由、基本人权、社会公正等等，正是历史意识首先要加以把握思想内容。”所以，“确定某个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是否有意义的钥匙隐藏在当代的思想意识和客观的价值观念中。” 9

我以为，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就包含着这样的历史本质。建国后的十七年时期，国家曾提出过新农村建设问题。但当时的新农村建设主要是实施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是集体创业，共同富裕。当时发展农业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国家的工业建设，是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国家对“三农”的投入并不大，因而是以增大城乡差距为代价的。另外，在当时的新农村建设中，因为涉及的是所有制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因而特别加以强化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并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抹煞了区域差别和自然条件差别。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民族国家的乡土想像对于政治意识形态过度依赖就成了一个难以改变的事实。对农业合作化小说创作来说，由于意识形态是其文学想象的主要资源，所以，在文本中被定形并获得了特殊形式和结构的其实是意识形态幻象，是被文学想象加工过的意识形态经验。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今天我们可以不去关心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虚幻性或真实性。即是说，我们可以不关心“真”与“伪”，那只是“想象”与现实的接近程度问题。我们要关注的应该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物质性实践；以及这种实践如何通过对认识主体的规定，进而限制农业合作化小说的文学想象。今天，当我们指出农业合作化小说追求的或许是一种“伪意识”时，那也并不是相对于某种确实存在的“真意识”而言的。 10虚幻思维也可能是真实思维，尽管它不一定能实现。更何况农业合作化运动所奠定的所有制形式直到今天也并没有根本改变。20世纪末以来，很多西方学者在谈到十七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批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失误，或者在描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已表现出了更多的冷静和理性。费正清认为，把农民的生产组织改为生产队或公社之类，“也不仅仅是毛泽东的独家发明。大跃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北魏时期，宋朝和明朝初年，都有过各种农业改革。” 11莫里斯·迈斯纳则说，“我们的时代，是共产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样经历着可怜的目标贫乏和令人震憾的缺少幻想的时代。”“人民拥有想像一个美好未来的能力，这对于作出有意义的努力去改变今日之现状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们必须先有希望然后才有行动，如果人们的行动要想不是盲目的，不失其目的，那么其希望就必然寓于对更美好的未来的幻想中。”“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们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 12所以，戈德曼干脆象帕斯卡赌上帝的存在一样，赌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假如你赢了，你就赢得了一切，假如你输了，你却一无所失。”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逻辑：赌博输了你什么都没有失去，如果赢了，你就获得了一个光明的人生和对这个世界的改变。有点悲观，但不失为一种不甘于随波逐流的抗争。13

三、农民意识与农村新人问题

今天，中国又开始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但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其内涵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并且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14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新农村建设其实就是乡村的城市化、现代化建设，它固然需要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但未来的中国农村社会绝不应是西方社会的翻版，而是必然会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开掘。同时，这种开掘又不可能是向农耕文明或传统价值观念的简单回归，而是要发掘被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所触动的传统文化的变异、松动与新质。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现代化，即农民意识的现代化改造是第一位的。

鸦片战争以前，农民意识的一切变化均与儒家伦理道德有关，代表着精英文化大传统对乡村民间文化小传统的渗透与吸引。鸦片战争以后，农民意识的变化又多了一种历史动因，那就是西方文化的威压，这大体上是一个从保守、敌视到被动迎合与接受的过程。后来，新文化启蒙运动开始为农民意识的愚味和落后痛心疾首，但相对现实的生存危机而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更显得紧迫，人的现代化，特别是农民意识的现代改造反而显得任重道远。革命胜利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解决了，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表征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乡土想像自然就要具有完全不同的元素：它要让中国农民抛弃世世代代因袭的私有制与私有观念，皈依一种建构历史的总体性力量。正是这一背景，使得农业合作化小说的“农村新人”塑造，作为超越历史条件的理想形象被提上了文学的日程。它必须蕴含农民意识的示范内容，并作为正面价值来垂范和提倡，与那些需要加以改造的农民意识具有完全不同的审美旨归。他们好比被戴上了一幅“人格面具”，其言行举止完全符合意识形态逻辑。我们可以评价他虚假、不真实，但绝对不可以否认他的真诚，这道理跟我们评价某种宗教信仰、宗教感情是一样的。而在当时，这种农民意识的示范内容是用“苦行主义”价值观和“斗争哲学”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