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讽刺小说产生的很早，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就已出现许多讽刺寓言。在汉魏六朝的志怪、志人小说中，在唐代传奇中，元朝、明代戏曲中也有很多的讽刺作品。《西游记》中

也有许多幽默的讽刺；《聊斋志异》中出现很多出色的讽刺短篇，其中一些就是直接讽刺科举的。

（一）

        吴敬梓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传统讽刺艺术。他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体验，以及对士林人物的熟悉和鲜明的爱憎态度，创作了《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小说中最好的一部讽刺小说，可与世界文学讽刺巨著、果戈理的《死魂灵》相媲美，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它更好的了。“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作为讽刺小说中的佼佼者，讽刺艺术特点有哪些，好处何在? 在表现形式上是喜剧性，在描写内容上是悲剧性，即“戚而能谐”(鲁迅语)。形式上注重谐趣，内容上表现忧戚。

        讽刺这一创作手法，它本身有着严肃性。作者必须对社会、人生作认真的观察、思考。

    吴敬梓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现实有着敏锐地感受、深刻地理解；他的品德、见识，远远超越了同时代那些儒林人物。他认识到封建末世颠倒的社会现实，认识到生活在这一现实中的卑劣人物以及人们的一些病态心理，认识到这些人和他们的言行都是封建科举制度和程朱理学的普遍产物。这些人的行为和他们的精神活动，在他们自己看来并不觉得奇怪，更不觉得是可笑、堕落的事情；而认为大家都这样想、这样做，是自然的、理当如此的。甚至认为这种行动、这种思维，是一种社会道德。如匡超人没得志时，是那样的谨慎、朴实，等他稍微往上爬了一点，他就发现所有场面上的人物都必须自私自利，都必须学会过河拆桥、吹牛骗人。这时，他既然要向上爬，要在场面上混，就必须仿照别人的样子去做。之所以这样做、这样想，对匡氏来说，就是一种对人生的认识，这是一种适应社会的才能。我们说社会已确立的习惯，对每个人的行动都有极大的影响力和约束力。一个人只要进入属于更高阶层的一条路，他就不能为安置在不高的阶层上而满足。为了进入更高阶层，他就要去比、去适应。为了适应这一切他就越来越变得无耻，越来越无耻就越发得逞，一发而不可收拾。他要往上爬，越爬越高，就必适应社会上这种习惯，适应社会习馈给人们所规定的所谓的“道德”。在他看来，他的变化、越来越无耻，不是可笑的事情、不是堕落，而是适应社会的本能，是一种对“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的认识，甚至是一种人生功德。我们说，对这种认识，古人有之、今人也有之，古今中外概莫例外。韩国的前总统，我们党内、社会上的一些渣滓，凡占贪无止境者，均属此类。吴敬梓的高明之处，就是在洞悉社会、人生之后，“秉持公心”，毫不留情地给群丑们曝了光。不仅揭其罪恶，还揭其彼此关系，有力地攻击了造成这种不合理现象的社会制度的本身。它把生活中那些颠倒的、不协调的、荒唐的喜剧性因素写出来，在小说讽刺的表现形式上，我们说它是喜剧性的。

        同时吴敬梓的创作态度又是非常严肃的，既不是人身攻击，也不是随意嘲笑，而是把这司空见惯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提炼、概括、典型化，从人心被压抑、被扭曲中去看丑恶本质。他是怀着一种悲愤的心情去揭示人的性格的变态过程。可以说作者是站在高处来俯瞰人生的，象凸透镜一样，把一切都看得很清楚、很透彻。他这是以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的内容。小说的主题，是通过批判科举制来写出封建末世精神世界的全面腐朽、全面崩溃。它从人的外在行为到内在精神，到评定事物的标准、人的信仰价值，来写这统统发生的危机。小说同时又暴露了两种现象的本质：一是可憎恶的、腐败的悲剧性，二是荒谬的、反常的喜剧性。鲁迅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中说：“悲剧将人身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只不过是喜剧的变简之流。”吴敬梓讽刺的独创性则是将这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成为生活同一整体的两个侧面，也是艺术整体的两个侧面。这样就取得了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效果。周进撞贡院号板的痴；范进中举前后的笑、发疯；范进母因儿子中举高兴得痰堵咽喉而亡；王玉辉让女儿殉夫自杀的精采速写，在笑声中让我们看到了隐含的吃人惨剧的内幕。王玉辉本质上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作者偏让他扮演喜剧角色，“演技”拙劣，女儿死后，他那仰天大笑的反常行动，是“硬得做出可笑的样子”，

“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卓别林的《舞台生涯》)在笑的背后，有着令人忧郁的严酷社会现实。通过阅读小说，我们感受到了喜剧形式下的悲剧内容；我们也感受到了作者在正义下批判所表现的影响之大。即作者对那憎恶的现象、憎恶的人物的批判下面，是有志向的，他是打心眼里憎恶这些，而不象一些庸俗的喜剧手法那样，津津乐道于此。作者揭开了一层谁都认可的真实。因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鲁迅语)并在真实下来写本质的东西，使读者在笑以后引起心酸。这讽刺格调就比较高了。“达到了讽刺小说的经典性。”(何其芳语)

吴敬梓讽刺范进一类喜剧人物的背后，是隐藏着内在的、悲剧性的潜流的。正因为是“潜流”，才不能一目了然，一语道破。笔者认为范进不只是个可笑的人，也是一个可悲的人。不能把可笑可悲截然分开。范进不同于文本山人笔下的彻底否定的反面人物，如严氏兄弟，那是被讽刺的人物。范进一类人物虽属讽刺类型，但却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的本质是悲剧性的。喜剧往深里挖，便是悲剧。范进、匡超人、马二先生等的悲剧性，既不是命运，也不是性格的原因，而是更为严重的一种社会势力，是罪恶的科举制度，是举业至上主义把一个个原本忠厚老实的人、生活中的可怜虫的精神彻底戕害了。范进中举时的痰迷心窍，发狂失态，带有闹剧色彩的情调，这本不是寻开心。而是接近悲剧了。注意，这悲剧不是附在喜剧之上的，而是两者熔为一炉，浑然一体。周进的撞号板号啕大哭、范进中举发疯，都是脆弱的神经不能承受的一种心理反映。他那发疯、发狂的状态和过程，无不使人发笑，又无不令人惨然。我们始而怜悯，继而大笑，最后深深的悲愤。读者的这种心理过程，正是对周进、范进悲喜剧艺术的感受过程。正因敏轩给可笑注入了辛酸，给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因而更能撩人心绪，发人深省。吴敬梓在揭示这些内容时，犹如高级摄影师那样，拍下了形象的喜剧脸谱。而我们在脸谱的后面，见到的不是因笑而扭歪的人脸，这脸则是被痛苦、沉痛所变了型的。我们说这最惹人发笑、发狂的片断，恰恰是内在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我们说文木山人喜剧中的悲剧笔触，不象一般悲剧那样浓烈、那样哀痛欲绝、那样慷慨悲歌，而是一种辛酸、悲怆的哀怨之情。正如鲁迅说的那样，是“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这是含泪的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