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

　　问题之四：王国维词学与迦陵词学之大别：

　　在词学研究中引进西方理论，王国维先生可谓开其先河，而迦陵词学在这方面也成就斐然，故而不少人将叶先生视为王国维先生之后继者，但是实际上迦陵词学固然也颇受王国维先生词学之启发，但是二者

之差别甚大。王国维先生在词学批评中融入叔本华哲学，在思路与眼界上诚然前无古人，但是就其《人间词话》具体的表达而言，却仍然未脱传统的方式，其立论也多是个人的感悟，缺少理性的、可以上升到一般性的阐明。所以王国维先生尽管提出“境界”一说，却仍然未能将其剖析明白。叶先生之引进西方文学批评，只是在中国的传统批评无法阐明之时，才借用之以作辅助说明，而作为迦陵文学批评核心的“兴发感动”之说，却完全出自中国传统。比较王国维先生与叶先生词学中的西方因子，可以发现二者之不同，就在于王国维先生是主动的引入，意识上是现代的，而形式上是传统的；而叶先生则与之相反，其借用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其批评方式在形式上看来是现代的，实际上核心思想却仍然深合传统，这一点读者不可不知。事实上叶先生非常反对不加分别地把中国古典文学装入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框框中去，因为西方文艺批评固然有缜密之长，但是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环境毕竟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别，有的时候尽管文本在表面上有很多相似乃至相同之处，而实际上却不存在可比性。这时候如果滥用一些西方文艺批评的术语，简单地加以分类对号贴上种种标签，就未必合适了。例如有人套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中国古诗中的蜡烛象征男根之类，叶先生就明确表示不能接受。至于以出奇耸听为能，就更是浅见者挟洋自重之举，置之不论可也。

　　问题之五：“文本潜能”与“双重语境”

　　“文本潜能”是叶先生借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西方文艺理论概念，这是指有些文学作品，由于其独特的语言或结构，使得其文本蕴含了“多义”的可能，因而给读者的阐释提供了多种途径。这种可能的涵义越多，作品的“文本潜能”也越大。上文说到，对于李商隐的一些诗，读者从中也可以别有体会，但是那只能说是读者的自由感发。其实张惠言认为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一词有“《离骚》‘初服’之意”，王国维认为李璟的《山花子》（菡萏香销）一词可以看出“‘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还有他从北宋几位词人的小词里看到了“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种境界，等等，所有这些也同样是他们作为读者的自由感发（张王之不同，在于前者指实自己所想就是作者之意，后者则承认仅仅是自己所想，对此叶先生已经多次阐明，不赘）。既然都是读者的自由感发，那么李商隐诗与温李词之不同，关键就不在于读者，而在于作者。李商隐写诗是完全显意识地写自身之情志，而温庭筠、李璟等却不然。这种作者未必有此心、而读者却有此意的自由感发，用传统的词学批评来讲，即是谭献所肯定的“读者之用心”；用西方文学批评来讲，即是所谓“创造性背离”。以西方“新批评”的文学观而论，作品既然已经创作出来，就与作者无关，而应该任由读者去发现其价值。可发掘的地方越多，其“文本潜能”就越丰富，这样的作品也越好。尽管读者对文本的阐释可能背离了作者的原意，但是因为它使得作品的涵义更为丰美，所以不失为读者的一种有价值的再创造，此即“创造性背离”之谓。正是因为文本存在多种“潜能”，才导致了读者的“创造性背离”。所以“文本潜能”与“双重语境”之区别在于，“文本潜能”实际上是与作者无关的，而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则从来是与作者密切相关的，而“双重语境”之能否形成，也是取决于作者之有心或无意。像李商隐诗那种由作者有意造成的深隐幽微，就不是迦陵词学之中的“双重语境”了，只能说它有丰富的“文本潜能”，读者之自由感发联想乃是一种“创造性背离”。

　　作者创作的作品与作者本人无关，这在一般看来是显然不合情理的，但是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文学批评自有其主观性，读者对作品的自由阐释是他人无法限制的，读者的水平容有高下，好恶容有偏颇，但是批评的权利却是同等的。那么读者对作品的这种自由阐释，是否就一定是“创造性背离”呢？那也未必。从理论上讲，读者对作品的阐释虽然是完全自由的，但是文学批评也不能脱离作品的文化背景，“背离”的分寸之把握乃是极重要而且极微妙之事。实际上正如绝对的自由并不存在，完全的“背离”也谈不上什么“创造性”，不过是妄言而已。所以谭献谓“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应该理解为“读者自己的阐释也可以是对的”，而不能理解为“读者自己的阐释全都是对的”。所以总结起来，或者可以说“文本潜能”包含了“双重语境”，而“创造性背离”则明显要少于“读者之用心”。

　　目前叶先生的著作已经有了很多种版本，关于词学（以及诗学）的理论错综见于其中，那些论文或讲演也往往可以互相印证补充，如果想对叶先生的词学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应当把这些都联系起来看，而不能从一两篇文章之中断章取义，这也是需要向读者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