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陵词学受常州派“比兴寄托”之说影响颇深。叶先生曾明确指出，词以“具含一种深远曲折耐人寻绎之意蕴为美”，词中因“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而形成之此种特质者，往往就是好词；而常州派之重“比兴寄托”，其实也正是追求一种“耐人寻绎”之特美。其与一般寄托之大别，则在于作者之有心或无意。诗中的“男子作闺音”，即使有所寄托，也都是非常明显的、可以确指为作者的用心；而早期的词，如温庭筠冯延巳等人的作品，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则不能断定他们有显著的寄托之用心。作者主观上无意为寄托、而作品客观上使人有寄托之联想，这正是词的“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的独特之处，也是叶先生自立名目之必要性所在。而且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迦陵词学中所谓“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的美感特质，实际上只是针对早期的“歌辞之词”而言的，当词发展到“诗化”、“赋化”阶段，作者的主体创作意识就很明确，词的思想内容也更为扩大，这种特质就慢慢消失了。如南宋遗民王沂孙等人的作品，就是明确的存有寄托之念；而一自常州派揭橥“比兴寄托”，从理论上点破了词的这种美感之所在，词的这种特质就更为难得了。所谓“以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之论，固然可以作为学词之轨则，然而“入”易而“出”难，受这种词论影响的词人在创作上都难免事先存有寄托之用心，所以创作往往流于做作和模式化，要想返回词在本色阶段（五代宋初）的那种特美几乎已经不可能。

　　问题之三：词的美感特质之“特”当作何解

　　不少读者可能会问，有“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的词固然是好的，可是难道不具备这种特质的词就不好吗？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常见的逻辑问题，与叶先生的词论并不矛盾。因为从逻辑上讲，一个命题成立并不意味着其否命题也成立。在迦陵词学中，“有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的词是好词”可谓是一个成立的命题，但是这只是表明，“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对于“好词”而言只是一个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它的等价命题（逆否命题）只能是“不好的词没有双重性别和双重语境”。而“没有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的词不是好词”只是它的否命题，这个否命题不成立并不能证明原命题不成立。所以叶先生认为具备了这种“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特质的词是耐人寻味的好词，但从来没有说过只有具备了这种特质的词才是好词。词的美感特质自然也有很多种，如上文所言，“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的美感特质只是针对早期的“歌辞之词”而发，而对于“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各自的特美，叶先生也另外作过详尽的分析，那自然也不再是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所造成的美感了。

　　中国传统上有“文载道”、“诗言志”、“词言情”之说，但是实际上，这仅仅是就其发展初期而言，而当一种文体发展到极为成熟的阶段之后，这种差别就越来越小，体裁并不是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限制因素，而真正的大作家也真可谓无所不能。所以文固然可以言志抒情，诗词也同样可以载道，词自然也可以言志（这正是词的“诗化”表现之一）。即便是传统认为更等而下之的曲，也有如《桃花扇》“馀韵”中《哀江南》套曲那样厚重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以为所谓词“要眇幽微”的“美感特质”，实际上有些诗也具备的原因。其实何止如此，诗、赋的一些美感特质词也可以具备。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词的这种“特”美，关键是对这个“特”字，不能理解为排他的、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