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艺术是人的艺术，人是戏曲的主人公，因为剧本是写人的，是“人学”，是具体的人、典型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而“人”是舞台的主体，因为戏曲的主体是演员的表演艺术，他要创造人物形象，体现人物的生活、思想、感情、命运及其内心世界的发展变化。只有这样戏曲艺术才具有吸引力、感召力，供观众欣赏。戏曲艺术美的独特魅力还在于它和观众的直接交流所产生的亲切感。戏曲的对象是人——观众；戏曲的本体是人——演员。戏曲是凭借视听觉的直观，给观众以直觉的观感；但又不完全是这样，它给人的真实感往往是诉诸理解和想象的，是一种富有情感的活动。因此，人们在欣赏三国戏、水浒戏的时候，这情感多皈依到张飞、李逵等形象身上。这大概就是张飞、李逵形象多活跃在元代戏曲舞台上的原因之一吧！我们说三国戏中的拥刘贬曹的思想和水浒戏中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思想是为当时一般平民所能接受的，因像张飞、李逵的思想感情和在实践中所表现的对事业的忠诚品德和效忠于刘备、宋江的忠义精神，是与老百姓素来所奉行的扬善惩恶的道德观是相一致的，故而张飞、李逵的形象就为百姓所喜欢、所赞赏了。戏曲观众对张飞、李逵的挚诚、带倾向性的情感是多维的：有推崇他们忠贞不二，其为“义死”的情操的；有赞扬他们疾恶如仇，抱打不平，拔刀相助高尚品德的；有喜欢他们勇武刚强、滑稽幽默性格的；有欣赏他们粗豪爽直，知过必改，果决痛快，磊落坦荡胸怀的。广大观众对张飞、李逵的喜爱、青睐，自然会使三国戏、水浒戏的作者，去大书特写这些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同时也促进了三国戏、水浒戏的兴旺发达，经久不衰。
张飞、李逵形象之所以富有情趣，在于他们都是喜剧人物，还得力于滑稽表演。元杂剧的主要艺术特征之一，就是“务为滑稽”。给正面人物以喜剧性格，赋予民间色彩与民族特征。今天我们虽然见不到元代舞台演出形象了，但从剧本所揭示形象的塑造上，我们还是能窥知其一斑的。
首先，在张飞、李逵艺术形象中，蕴藏着惩恶扬善的道德力量，这和中国戏曲观众尊崇伦理、渴求道德力量是一致的、和谐统一的。张飞、李逵都是惩恶扬善的英雄。张飞见董卓、吕布、曹操等恶人，“更不答话，挺枪便刺，直杀入曹操七重围”，是个“好厮杀的天魔祟。”他在安喜县鞭打督邮，在虎牢关酣战吕布九十回合，石亭驿摔袁祥，当阳桥一声吼吓退曹兵。在《走凤雏庞掠四郡》剧中，写委派的耒阳县令只知吃酒，不理政事还坑害百姓，张飞星夜赶到去砍他的头，不料却杀出一个“钻出头来惹是非”的贪官主簿，表现出张飞疾恶如仇的品格。
《关云长千里独行》写关羽得知刘备、张飞在古城，就放弃寿亭侯，“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的丰厚待遇，来寻失散的弟兄。张飞以为关羽真的投降了曹操，全不想桃园结义，见了关羽便不相认。当误会解除了他马上拜了几拜。后来关羽被害，他两泪如梭，誓为关羽报仇。爱僧十分分明。李逵见了衙内一类的权豪势要，是“按不住莽撞心头气”，“无情板斧怎肯担饶”，“恨不得咬掉他一块肉”，“把那厮脊梁骨折做两三截”。他天不怕、地不怕，在恶人面前混身是杀气，代表了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在出气、泄愤。在《双献功》剧中，白衙内仗势挟权，害良人施呈凶顽。孙孔目含冤负屈，黑旋风拔刀相助，劫囚牢杀了衙内和淫妇，“双献头”为民除害。在《还牢末》、《黄花峪》中，李山儿舍死忘生，拔刀相助，搭救李孔目出天罗地网，使刘庆甫夫妇团圆。从表面看，张飞、李逵的性格都粗暴急躁，像一团火一样，实际上是那“气昂昂，性儿刚”，武艺高强，英雄气概的表现；更体现出他们疾恶如仇，不畏权势的“行忠孝，辅佐朝”，“替天行道”的忠良品德。正因为他们能体察民情深知民间疾苦，以爱民忠义相标榜的缘故，所以才得广大观众的爱戴，百姓们把他们当作体己之人，可以信赖的人。
其次，张飞、李逵喜剧性格是粗豪爽直，天真磊落，快人快语，风趣横生，“核心是个‘真’字，这正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美学理想和伦理道德。人民群众喜欢真，反对假”。（齐裕昆：《李逵一—<水浒传〉里的喜剧角色》)他们的个性色调鲜明、浓郁、棱角大，如同绘画中的油画，大涂大抹，而不是水粉、水墨、工笔细描。张飞的品格在民间创作，如《三国志平话》中已露端倪，到元杂剧时，已形成一个富有正义感的、敢做敢为的“快人”。他和人家交锋，不是“大喝一声”，但是“更不答话，挺抢便刺”，即干脆又勇猛。李逵也常常是先打后商量，“我一只手揪住衣领，一只手抓住脚腕，滴溜扑摔一个字交。阔脚板踏着那斯胸膛，举起我这夹钢板斧来，觑着那厮嘴缝凹处待砍。”(《双献功》)这完全是李逵式的举动。他们的台词和外部动作，都比较干净、洗练、明朗、敏捷，节奏明快。水浒戏中有一出有名的《李逵负荆》，在三国戏中也有一出“张飞负荆”(即《诸葛亮博望烧屯》)。诸葛亮初出茅庐任军师，张飞对这“村夫”口服心不服。诸葛在安排诸将任务时，张飞五次请战，诸葛军师四次不允，急得张飞立下军令状，与军师赌头争印。其结果正如军师所料，夏侯敦一百个兵卒一个也没抓到。张飞敢做敢为，“大丈夫争着眼做，合着眼受”，心悦诚服的认罪。他仿效廉颇，袒臂负荆上场，任凭军师发落。水浒戏《李逵负荆》，写李逵误信宋江、鲁智深抢了酒店王林的女儿作压寨夫人，而抖擞“黑精神”，要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并强迫宋江、鲁智深一同下山与王林对质，以赌头辨真假。由于李逵的鲁莽，他越是误信人言，就越怀疑宋江；他越要维护梁山事业，越对宋江观察分析，就越感到宋江可疑，因此造成一系列戏剧冲突。从而表现了李逵对梁山事业的赤胆忠心以及见义勇为、同情被迫害人民，心胸坦荡，勇于改错的道德品质和梁山义军内部纪律严明。
总之，张飞、李逵的性格是粗犷暴噪。可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又会变得细致、机智、或温柔起来；又在某种情况下，还会偶一细致、机智、温柔而给自己招来困难和烦恼。正因为他们的性格具有多方面色彩，是活生生的人，所以大家才喜欢并永不忘记。
像张飞、李逵这样的莽撞快人，是很适合老百姓的口味的，因为中华民族，尤其是生长在北方气候风土的人，更“崇尚真实、刚健、勇武、果断”，“男人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符合伦理道德标准的善良的政治作为与风俗习惯”，能给人以喜悦、愉快、幸福之感(日本笠原仲二：《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故倍受欢迎和爱戴。张飞、李逵敢于牺牲自己，拯救他人的作为，深深感动着观众，这是形象、情感、真善美的完美结合，因为它能使“进一步得到美的感受，享受到新生命的充实感”。“只有具有伦理道德价值的对象——言行、作品，才是真正美的，严格地说，就是以伦理道德价值本身为美。”（同上）儒家思想，孔孟之道，都把“性善”，“仁义”的行为作为人情之美。至到今天，我们所提倡的“五讲四美”、助人为乐等，这些社会主义道德标准，也多把作善事、作好事，视为美德。张飞、李逵快人快语，见义勇为的优美品德，这就是他们赢得人们喜爱的原因。
再次，张飞、李逵形象滑稽幽默——并含有内在的复杂的心理潜意。“滑稽”在美学上是与崇高、悲剧相对应的一个范畴，它与喜剧概念是相通的。滑稽带有荒谬悖理的特点。作为喜剧，不仅古人喜欢，就是今人也非常需要。从现存的三国戏、水浒戏而言，以及张飞、李逵所扮演的行当来看，虽然不完全是喜剧(有些是正剧)剧目，或不是由丑角来扮演(都是由正末、末扮演)，但他们的相貌丑秽，性格粗鲁：李逵是风吹眼欠，鼻凹里黑，恰便似烟熏的子路，墨洒的金刚，形象及性格外号“黑旋风”。宋江评价李逵说：“貌丑人善也”(《双献功》)。形虽丑秽，但情操高洁。正像《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徐九经升官记》中的县官徐九经，《七品芝麻官》中的唐成一样，外貌的丑陋与美好的心灵尖锐的矛盾着，“任何一个本质与现象的对比……如果显示矛盾或为相称，因而导致这种现象的自否定，或是使对立在现实中落了空，这样的情况就可以成为可笑了。”(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由于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尖锐矛盾和极端不协调，以及虚拟假定性，就会引人发笑。张飞、李逵首先在化妆上，由于表里的不协调而引人发笑，具有喜剧性特征。在动作上也多用夸张、漫画手笔来描绘，插科打诨，滑稽言行，更令人捧腹。李逵在《负荆》一剧中，有个“黑手拾落花”的镜头：
【醉中天】俺这里雾索着青山秀，烟罩定绿杨州。(云)那桃树上一个黄莺儿，将那桃花瓣儿啖呵啖呵啖的下来，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曾听的谁说来，我试想咱：哦!想起来了也，俺那学究哥哥道来，(唱)他道是‘轻薄桃花逐水流’。(云)俺绰起这花瓣儿来，我试看咱，好红红的桃花瓣儿。(做笑科，云)你看我好黑指头也!(唱)恰便似粉衬的这胭脂透。(云)可惜了你这瓣儿，俺放你趁那一般瓣儿去。我与你赶，与你赶，贪赶桃花瓣儿。(唱)早来到这草桥渡口。”
黑旋风戏落花，表现了李逵的天真可爱，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他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尤其是“你看我好黑指头也”一句，更令人拍案叫绝。这一言一笑，无不表现他那憨厚的意态。用环境的秀丽、旖旎来反衬人物的彪悍、粗犷，内容与形式很不协调，黑指头与粉红桃花瓣儿是相背离、倒错的，所以它滑稽可笑。另外，通过一场误会来表现对梁山起义军的歌颂，也非常富有喜剧色彩，给人一种轻松愉快之感。我们还可以从现存的剧本和存目来看，有许多是写李逵《乔坐衙》、《乔断案》、《乔教学》，以及为了救死扶生而扮作庄稼“呆后生”去探监，又“扮做祗候人”来到白衙内身旁，先杀淫妇，后杀衙内(《双献功》)“此剧情节虽单纯，但是把李逵这人物写得活跃而有滑稽味，是精神爽快的作品。”(日本青木正儿：《元人杂剧概说》)我们今天虽不知李逵是怎样乔装县令、学究的，但通过《水浒传》第74回所写寿张县令坐衙的描写，能够想象、联想到李逵闯入县衙、闯入学堂，把县太爷乌纱帽戴上，官服穿上，手掩大印，耀武扬威，以及把学生吓跑、吓哭，他大笑大快的情节。这不仅滑稽可笑，令人捧腹不禁，同时还让人感受到对黑暗官府、腐朽旧学制度的揶揄、嘲讽。不仅如此，他还蔑视过礼法，讽谕过名士，轻漫过腐儒，揶揄过神佛仙鬼等。张飞在《两军师隔江斗智》中，乘坐孙安小姐翠鸾车假扮夫人，嘲弄、羞辱周瑜，气的周瑜箭疮崩裂。在《虎牢关三战吕布》、《张翼德单战吕布》剧中，孙坚等瞧不起“桃园三士”说：“关前诛董卓，不用绿衣郎”，惹恼了张飞，他和孙坚“赌头争印”，结果张飞赢了。他精心策划了一场羞辱孙坚的闹剧，把监军大印，轮流挂在自己的枪尖上、鞭把上、剑柄上、马脖子上，然后连声高叫：“枪尖军”、“鞭把军”、“剑柄军”、“马脖军”，作弄、嘲谑孙坚，让他当众出丑，揭其昏庸无能的本质，大长了刘关张的志气，狠煞了孙坚及十八路诸侯的威风。
张飞、李逵作为审美对象，他们所产生的审美价值，不仅在于他们那不畏强暴、权豪、疾恶如仇，敢做敢为的品德，还在于他们身上存在着那种肯定人性的本质力量、品格、理想和情操。“这种本质美由于通过丑角体现出来，就使得这类戏曲既有崇高美，又有滑稽美。具有‘用另一个本质的假象来把自己的本质掩盖起来’的滑稽性。这种滑稽，是由人物的外貌丑陋和内心高尚的不相称而构成的，而他们由内心世界构成的本质性却是崇高的。”(苏国荣：《丑之艺术特征和审美形态》)张飞、李逵的滑稽言行之所以能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就是因为人们在欣赏中与丑的、恶的进行对比而感到人的本质美，在精神上、品格上都占有绝对优势。所以人们对这类滑稽的欣赏，既是对丑恶现实的一种否定，又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肯定，而这种肯定是在笑声中实现的。“滑稽所给人的印象，是快感与不快感的混合，但是惯常是快感占了优势；有时候快感的优势是这样强，以至不快的因素差不多全被它吞没，这种感觉就表现为笑。”(车尔尼雪夫斯基：《论崇高与滑稽》)喜剧是笑的艺术。笑能获得广大的审美群，不受年龄职业的限制。“笑”是滑稽所能引起的最一般的心理反映，是滑稽感的最突出的一个审美特征。当然这种笑不是纯粹的心理反映，而是饱含着社会内容的，特别是社会伦理道德内容。它不仅用笑的武器攻击敌人，揭露隐私，让观众去嘲笑和蔑视作者笔下的恶人、坏事，无价值的东西；而且还帮助我们去认识发现张飞、李逵形象的内在之美，心地善良的本质和对美好心灵的直接肯定与褒扬。
这里的滑稽、诙谐，不仅含有喜剧的笑，而且也含有悲剧严峻的嘲笑。前者在人们心理唤起的是惊惧(车尔尼雪夫斯基语)。这包含着对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现存秩序的蔑视，对恶人坏事的憎恨、无情；也有在轻松的笑声里潜藏着人性的纯朴美，是很风趣地向不合理的黑暗现实挑战。像张飞、李逵这样的喜剧人物，大多在嘲谑、讽刺反面形象的同时，歌颂了正面人物的勇敢、机智，具有鲜明的民主性和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是中国戏曲描写喜剧性矛盾的一个普遍特征。
喜剧是戏剧的主要类型之一，为我国戏剧家广泛采用。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其内容和形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今天我们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中和当今戏曲舞台上所见的张飞、李逵形象，已远远超出了元杂剧的境界，更加丰满气足高大，成了智勇双全的英雄，充满英雄气概，十分可爱。扮演张飞、李逵角色已成为戏曲表演的专门行当——架子花脸。具有大开大阖、顿挫鲜明的风格，工架粗犷优美，念白铿锵有力，集粗鲁勇莽滑稽诙谐于一身，娱乐性更为鲜明，给人以更多的生理上的快感。张飞、李逵形象属于优美的事物，必然引起人们的笑，他会让人会心而笑，滑稽而大笑，滑稽而惊笑。愿笑声充满剧坛，充满人间；用笑去催毁不合适宜的旧事物，用笑声去迎接具有更多笑脸的明天。
总之，张飞、李逵的形象之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就在于他们符合观众的审美心理，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