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戏、水浒戏是元杂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占有显著位置，不仅数量多，内容也相当广泛。它们都出现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成书之前，是小说成书的重要材料来源之一。据统计，在元杂剧中三国故事戏约有50来种，水浒故事戏约有34种，现有剧本流传的：前者21种，后者6种。约占元杂剧现有剧本流传总数的六分之一。这些三国戏，大多描写了魏、蜀、吴三国之间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中最重要、最精彩的部分，对刘备集团倍加称赞，拥刘贬曹的思想非常鲜明；还出现了《王粲登楼》、《管宁割席》、《七步成章》、《蔡琰还朝》等一些描写文人、才女、术士的风流轶事的剧目。水浒戏则多对梁山事业做出正面肯定：对宋江、李逵等起义英雄作热情歌颂；对梁山起义军的严明纪律及其人民与起义军的血肉联系也作了生动刻画。

    在元代三国故事、水浒故事杂剧中，塑造了大批英雄人物形象，其中最突出、最丰满、最受欢迎、最有影响的当属张飞和李逵了。在现存的21种三国戏和6种水浒戏中，以张飞、李逵为主角的分别为9种、4种。可以说是“一股猛张飞浪”、“一股黑旋飞热”。张飞、李逵的艺术形象数百年来一直受人们的喜爱，原因何在？本文从观众的审美心理上作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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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戏曲是以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为中心的戏剧形式”(《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诸种因素是相互影响，并相互制约而存在的整体性很强的综合艺术。它不仅要占有空间——演出场地；还要占有一定的时间——演出时间。戏曲既要给人看，又要给人听；既要用视觉去欣赏，又要用听觉来领会。如果说音乐是利用音响再度创造人的情绪和情感的起伏；如果说建筑和雕塑是用空间展现那富有表现力的实体，表现人的主观情感，人的品格、精神；如果说文学是用语言文字唤起人们的表象和想象；如果说绘画是用色彩、线条在平面上竖起另一个世界。那戏曲则正是综合了这一切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表现性和再现性的整体性的统一。

    在戏曲集体创造过程中，观众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成员。戏曲剧本、排练，只不过是戏曲演出的准备，只是戏曲艺术整个过程的一半；那另一半则是观众参加后，在演出过程中完成的。戏曲剧本创作通过演员的表演并在观众共同欣赏的合作中进行，这才是戏曲艺术。因此说：“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观众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萨赛：《戏剧美学初探》)戏剧理论常有这样的命题：“戏剧是剧场的艺术”，“戏剧的生命在于演出”，“戏剧是由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共同构成的”。这些都在强调一个名字——观众。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演员就演不成一台戏；若没有观众，这台戏又给谁看呢？所以，有人在演，有人在看，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才构成了戏剧。观众不仅是欣赏者、评议者，而且在一台戏的演出过程中，也是参加艺术创作的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观众真正持久的艺术享受是来自对戏曲作品的体验、移情、思考、联想、判断，乃至再创造的整个审美过程。按接受美学理论来认识，观众与戏剧作品相遇后而感受到的东西，才是作品的真正意义所在。从“没有观众便没有戏曲”这个命题出发，观众确实是戏曲的上帝。但只重戏曲对观众依赖，而忽视戏曲对观众的责任，却是一种美学观念的倾斜。须知，戏曲不仅供人欣赏、消遣、娱乐，还要“寓教于乐”，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它能够展现崇高的理想，揭示生活的意义，用正面典型的力量，使观众心向神往。它能歌颂美和伟大的功绩，它也能嘲笑人们的恶习，批评社会弊端，并能解决这些弊病。同时，它还能培养和提高欣赏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的大众。”整个戏曲发展史告诉我们，戏曲选择观众，观众也选择戏曲。

    笔者认为，人类的文学艺术创作，从古至今，决不是什么超功利的，不抱任何社会目的的活动。在戏曲观众审美心理结构中，往往含有较强的政治功利因素，希望看那些与政治相关，甚或贴紧的题材的剧目，正如俗语所说“听书看戏劝人方”。由于三国戏、水浒戏积极干预了生活。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也好；宽仁厚德，敬贤礼士也好；大讲忠义仁风也好，都带有一定的社会性，其意义在于揭露元代社会政治黑暗，官贪吏虐，奸臣当道，欺压良善等罪行，表彰刘关张及农民起义英雄能够为民除害，为老百姓做一点好事。这些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与理想。可以说，三国戏、水浒戏是针对元代社会黑暗现实出发的。由于元蒙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将人分四类，民为十等，再加上一小部分汉族官僚地主知识分子，参与“代蒙治汉”，以“汉”治汉，使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纠结在一起，阶级矛盾往往交织着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常常遮盖着阶级压迫。随着民族压迫的加剧，阶级压迫也愈加严酷，使当时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元代现实社会，是政治昏暗，吏治腐败，贪赃枉法，残害百姓，草菅人命，冤案如山。仅大德七年(1303)一次就查出冤案5176件，赃官18473人，赃钞45865锭(50两／锭，合二百三十万两)。据载，元代当时共有官吏二万六千多人，这查出的贪官污吏就占官吏总数的71％。而且这些官吏不仅贪婪，又大多兼具暴虐和昏庸，“今之官吏，不思仁恕，专尚苛刻，每于鞫犹问事之际，不察有无赃验，不审可信情节，……辄加拷掠，不胜苦楚。锤炼之词，何求不得？致令枉死无辜，聿不致命者亦为残疾。”(《元典章》卷39)“人祸”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力医治创伤、恢复生产；再加上全国各地每年的水、旱、虫、饥、疫等“天灾”，更使得百姓无法生活下去。从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到至正末年(1368)一百年间，所遭大水灾94次，大旱灾62次，大蝗虫灾49次，大饥馑72次，平均每年都有两三次大灾；其中最严重的时候，“人相食”的记录达十余次之多。如《陈州粜米》所反映的灾荒情况，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写照。再加上平时异常频繁和沉重的徭役，以及连年无休止的征战屠杀，广大人民陷入为鬼非鬼，为人非人悲惨境地，于是纷纷起来反抗。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九十年间农民起义一直没有断过。如1283年江南具有一定规模的武装起义就有二百多处；1289年多达四百处。终于在至正十一年(1351)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红巾军起义。“我尝以《水浒》故事的形成，与元末农民起义有密切的关系，农民大起义为文艺提供了素材，提高了作者的思想，对农民起义者的认识。”(赵景深：《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按照马克思喜剧理论的说法，像元代这样陈旧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当是产生喜剧和滑稽的客观基础。政治严酷，文禁森严，老百姓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对于像衙内一类的权豪势要人物，人民极为痛恨，因此渴望能为他们伸冤报仇的英雄出现、明君贤相出现。我们说大量三国戏、水浒戏的出现，不管剧作家的创作动机如何，这些戏在客观上，都是借曹刘孙三方纷争、宋江等农民起义的故事，来抒发元代人民对政治昏暗、吏治腐败的现实不满，和对桃园弟兄，宋江、李逵等起义英雄的怀念歌颂，深深寄托着人民群众反压抑、抗强梁的正义感。

    在三国戏中为什么刘备集团倍受称赞？主要因为刘备集团“宽仁厚德”，施“仁政”，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力量，处于上升阶级，具有合理性，故得民心，“得人和”。他们的形象是向上、开朗而富有生气的。在《刘玄德独赴襄阳会》剧中，作者通过刘琦、赵云、徐庶和他母亲四人之口，反复称道刘玄德“宽仁厚德”。庞德公不仅亲荐徐庶，还赞“玄德和号四川”。在《两军师隔江斗智》剧中，周瑜设计孙刘联姻，索取荆州，其结果不但没收回，反而赔了夫人，连孙安小姐也一改初衷，赞自己丈夫说“重兴汉室，却原来有这班文武扶持”。再从《虎牢关三战吕布》、《张翼德单战吕布》、《白门斩吕布》等剧目看，由于董卓独霸专权，仗吕布虎视汉室山川，人们视他父子“是贼子反乱中原，四海之民受尽残暴。”所以刘备集团代表人民意愿讨之、杀之，把战败吕布视为“解圣主之忧”，“救苍生涂炭之苦”。包括《诸葛亮博望烧屯》、《诸葛亮赤壁鏖兵》、《诸葛亮火烧战船》、《阳平关五子破曹》等剧目，也是针对曹操奸诈残暴而被征杀的。刘备仁义慈厚，忠直慷慨，豁达大度，纳谏如流，倍受称赞；诸葛孔明足智多谋更为人们所称道，人们希望有“上答天心，下台人意”的明君和鞠躬尽瘁、竭尽忠诚的贤相。

    再从现存的六个《水浒》剧本来看，有三种写了权豪势要——白、杨、蔡衙内，依势挟权，害人逞凶(《黑旋风双献功》、《同乐院燕青搏鱼》、《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有四种写了奸夫淫妇，败坏风俗，仗势害良人(《双献功》、《燕青搏鱼》、《大妇小妻还牢末》、《争报恩三虎下山》)。在这里剧作家是把梁山英雄当作消灾灭祸的化身，报仇雪恨的英雄来塑造的。统治阶级、权豪势要不但不替天行道，反而坑害、欺压良民；那梁山好汉就讲义气仁风，拔刀相助，诛杀权豪势要和坏人，秉直正，持公平，为民除害，替天行道。

    人们崇敬、热爱、喜欢这样讲道德的善人善事，鄙视不讲道德的恶人坏事、丑事。刘备集团也好，梁山起义英雄也好，他们都是作为讲道德、作善事、惩恶人的“正义”形象出现在元代戏曲舞台上的。扬善惩恶的伦理观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所以这种扬善惩恶的倾向，一旦和反映这种思想、伦理道德的剧目相碰撞，就很容易引起观众的感情冲动，当形成明快的审美情趣时，则具有较强的对政治参与的意识。那么，在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的作用下，戏曲创作也必然走与政治活动相挂钩之路。“政治标准第一”，作为今人体会的会更深一些。戏剧与现实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像元代这种连年战乱和错综复杂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现实，给剧作家提供了非常紧张的战斗情节，极为丰富的戏剧素材和内容。人民的反抗斗争使元代的进步文学富有战斗性和批判力；广大人民的反抗意志和美好理想，要求在文学艺术中得到表现。“人民幻想着有一个行仁政、举贤才、讲义气的集团出现。”剧作家和观众之所以对刘关张的“桃园结义”，以及刘备与诸葛亮、赵云的鱼水关系，感兴趣，颇喜爱，也是“一种朴素的、理想的、较平等的、重义气、重信赖的道德观念和君臣关系。”可以说，三国戏是“曲折地传达了人民的这一点善良愿望。”(陈抱成：《元杂剧中的三国戏》)而水浒戏，则是当时严酷社会生活，在戏剧创作上的直接反映，是元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复杂化、尖锐化的直接产物；梁山好汉上山抱打不平，除暴安良，更是直接在替人民说话、申冤、报仇。

    因此，一部好的戏曲，必须首先赢得观众，而要赢得观众，就必须满足观众的审美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