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微型小说中神异现象的出现，除少数是表现消极出世的思想外，大多都是梦幻理想的体现，是为了显示人物的本质力量，解决人生的老大难问题。因为贪官污吏、豪强劣绅的权势非常大，一般人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作品多用神仙或侠义的出现来剪除人间之不平，正如但明伦在《巩仙》评语中说的那样，“偏是天下极难之事，必世外人成全之。”《向杲》写其哥哥无故被富户庄公子打死，诉讼无门，行刺无方，于是悲愤欲死。正无计可施时，道士将他暂化为虎，吃掉仇人之后又被射杀，借此一杀又幻化成人。可谓幻化之千古奇观。它不同于志怪小说《张风》，虽都是化虎吃人，但张风吃的是一个官吏，没写什么劣迹。但《向杲》不同，他化虎是为了报仇雪恨，吞噬的是势豪的头颅。化虎变人的情节反映出作者构思的奇特。它是悲愤郁结，无可奈何的产物，是有冤无处伸，有仇没法报的强梁横行、官场黑暗的社会现实逼出来的，它是借非现实的神话形式来解决生活中无法解决的矛盾，以表达弱者反抗复仇的愿望。
对己和，对敌狠，团结友爱，除恶务尽的寓言化微型小说写的也非常有生气。如《象》的团结对敌，《禽侠》《鸿朋义鼠》的侠义肝胆。《藏虱》则是除恶不尽，养痈贻患的典型代表。写一乡人坐树下从身上抓到一个虱子，就用纸包起来藏在了树孔里；过了二、三年，再经过树下时，忽想起这件事，拿出纸包打开一看，“虱薄如麸”，放在手掌中观察，觉得“掌中奇痒”，结果痒处红肿，不几天就死了。抓到虱子马上除掉本是人之常情，不杀好像是发了慈悲，实际是养痈贻患；使之漏网，必受其殃，对姑息养奸者作了批判。
有些寓言化微型小说创造奇特的形象，设置离奇的情节，托鬼神论人世，借梦幻讽现实。《采薇翁》写“脐大可容鸡子；忍气鼓之，忽脐中塞肤，嗤然突出剑跗，握而抽之，白刃如霜，”它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腹中武库。”在险遭不测时，头断可复合，腹裂无血出，且“其中戈矛森聚，尽露其颖。”这是一篇“胸中甲兵”式的寓言化小说。《顾生》由于害眼病，出现目幻。合眼来到一个巨宅“九王世子居”，半日时光，才演七折戏的时间，初见的“满屋婴儿”成少年小王子，再见时竞成为“数十媪蓬首驼背”“王子颔下添髭尺余矣”的人。转瞬间少者已老。可谓百年如旦暮。人的一生追求的是什么？是功名利禄，是家财万贯，是子孙满堂，是延年益寿？顾生的梦幻是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一寸光阴一寸金”，意味深长。《龙》写士之辱于仕途，犹如龙困辱泥途，一旦跳过“龙门”(泥坑)就会霹雷腾空而去。《秦桧》篇记述猪体上标有“秦桧七世身”的字样，“其肉臭恶”，连狗都不吃，表现人们对卖国贼的切齿痛恨。《罗祖》写放下刀子立地成佛；《赛偿债》写今生还不清，来生变牛作马也要偿还。这是因果、宿命论思想的图解，没什么艺术价值。
奇特的想象，往往离不开或借助于艺术夸张。如写小，形容小武士“只有二寸”，小而英俊，“马如蜡鹰如蝇。”(《小猎犬》)写大，则“巨鬼高与檐齐；昏月中，—见其面黑如煤，眼闪烁着黄光；上无衣，下无履，手弓而腰矢。”(《妖术》)写阔，则“脐大可容鸡蛋。”(《采薇翁》)写窄，小人可呆在耳朵里(《耳中人》)。写大蝎如琵琶，其毒气之盛，使禅院“百年无僧”，“入者皆不能禁。”(《大蝎》)写大蛇“粗十余围”，“入一室尽满。”(《豢蛇》)写嗜蛇成癖者，“尝隔墙闻蛇香，急奔墙外，果得蛇盈尺。时无佩刀，先噬其头，尾尚婉蜒于口际。”(《蛇癖》)写棋迷，见弈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见弈又忘其生。”(《棋鬼》》)还有酒鬼、赌徒、书癖、山洞奇险，海上巨浪等，真是神来之笔，天地之大，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由于观察入微，善于把握对象的基本特征，因此夸张得令人信服。
总之，《聊斋志异》微型小说寓意之广、之深是前无所有。不仅寓言化小说充满着深刻寓意，全书十之八九都有寓意，大至对封建社会黑暗现实、贪官污吏腐朽的揭露批判，抨击对象凡属统治阶级人物统统在内，从皇帝到地主豪绅，到官府胥吏；把抨击黑暗的重心放在揭露贪官酷吏上。对封建科举的批判，虽不如吴敬梓深刻，但从试官、考生两个方面予以揭露，颇为深刻透辟。还有对封建婚姻制度不合理的批判等；小到对当时社会存在的欺骗、掠夺、赌博、淫乱等丑恶现象充满厌恶；对吝啬、挥霍、虚伪、不劳而获，投机取巧、敲诈勒索，偷鸡摸鸭，酗酒闹事等恶劣品质充满鄙视。以上之所以具有讽谕现实的深刻意义，主要来自蒲松龄的“孤愤”与“寄托”。这也是不同于六朝志怪之处。
微型小说，篇幅短小，字数有限，在“短”的条件下，要写出形象生动，结构谨严，主题突出有一定深度的作品来，难度是很大的。写长而深比较难，写短且深就更难了。在这方面蒲松龄为我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首先，认真深人生活，熟悉生活，努力提高认识、把握、表现生活的能力。微型小说表达主旨的特点，通常是以小见大，以少总多，见微知著，“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总术》)这就要求作家有高度的概括、综合能力。善于对题材进行感受，深入开掘、捕捉形象，精心结构，精到呈现；而这能力又来自于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切身感受、体会。一切伟大作品都是作家生活思想的结晶。柳泉居士的一生基本是在家乡山东淄川度过的，他不仅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几十年的塾师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封建官僚和县衙门的各色人物，所以对官场也有所了解。他在生活上有着与农民一样的煎熬经历，靠“舌耕”、“笔耕”度日，愁税、愁债、愁荒、愁病等；在承受贫困压迫的同时，他还要承受另一种压迫——考场失意的精神压抑。举业的屡次失败可以说是促成他创作丰收和成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随着生活的日趋贫困，仕途的一再失意，他对农事愈来愈关心，为农民写通俗读物《农桑经》、《日用俗字》等，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愈来愈深挚。再加上他“雅爱搜神”，“喜人谈鬼”，热心记录、加工，“闻则命笔，遂以成编。”所以说蒲氏的生活积累是相当丰富的，这从大批优秀作品的取材广泛可以得到印证。深广的阅历，丰厚的积累，为他在创作中能选取最有说服力的典型，选取最能表现人的思想性格的材料提供了条件。他对时事民情热切关注，对封建社会黑暗、官贪吏虐、官僚机构腐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从《促织》、《席方平》、《梦狼》等作品对封建官僚机构揭露的深、广程度看，均可见留仙蒲氏思想之深刻。这是他用数十年之功成就一部“孤愤”之书的根本动力。正因为如此，他才善于从偶然事件中发现其独特性，通过现象表现本质，通过个别揭示一般，把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统一起来。《张氏妇》写在征三藩的战争中，大批清兵于征途中为非作歹，“妇女皆被淫污。”唯农家妇女张氏凭“慧而能贞”得以幸免，保卫了自己，连毙三个悍兵。张氏的大智大勇，对于处在处境艰难，地位卑下的劳动妇女来说，无疑具有鼓舞、启迪作用。为什么能收到如此好的效果?关键是作者能抓住1673年——1681年“三藩作乱”这一大背景。清兵南征镇压三藩，保卫国家有进步意义。清兵与三藩是主要矛盾；在它制约下，清兵与百姓的矛盾则是次要的。经过作者的深入开掘，使次要矛盾反过来影响主要矛盾，除充分暴露清兵的淫暴和愚蠢外，同时也表现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激化。在文字狱严酷的清朝，本篇的政治色彩无疑是非常强烈的，以致乾隆年间的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不敢收刻。张氏妇与清兵的斗智，向杲与庄子的较量(《向杲》)，16岁少年于江的智斗豺狼(《于江》)等，无一不是集中和概括了那个社会现实中最常见的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矛盾的斗争。蒲松龄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敏锐地抓住这些带有本质特征的矛盾冲突，作为安排故事情节的基础。有些还通过艺术形变，设置离奇情节，鬼变人，人化虎，阴魂复仇等来表现真实情感；有的则是直接抒发作者的“孤愤”。《一员官》篇两头叙事，中间夹有一段议论说：“人皆言斯世不可以行直道；人自无直道耳，何反咎斯世之不可行哉！”明确指出社会世风低下，漆黑一团，这都是人们自己不走直道，特别是那些有权有势者所造成的恶果。这是蒲氏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的具体体现。文中的吴公就是一位能坚持走直道的人，一个刚正不阿、品德高尚的人；还借文中人之口赞曰：“通郡官僚七十有二，其实可称官者，吴同知一人而已。”在留仙的心目中只有像吴同知、吴令(《吴令》)、郭华野(《公孙夏》)那些能为民除害，为民做主的正直清廉之官员才能称其为官。批评“好促织”之戏的明宣宗朱瞻基(《促织》)，抨击害民、扰民的大小官吏，是蒲氏强烈反对贪官污吏的进步思想体现。留仙愤世嫉俗，讲究操守，不苟且，不趋炎附势，这又是他写出大量好作品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蒲留仙对生活的感受及感受生活的能力是相当强的。大批优秀微型小说的产生、流传，就是“作家的生活体验，作家艺术地感受生活的能力的最直接切近的考验。”(王蒙《我看微型小说》)这诸多故事中饱含着蒲松龄的生活经验和愤懑情绪，体现了他对生活的深刻认识。
其次，讲求立意，结构维新，结尾惊奇。这既是微型小说的主要特点，又是写好微型小说之经验。从创作艺术来考查，不外构思、描写两大方面。描写艺术对微型小说来讲，由于篇幅、字数的限制，显得不甚重要，但蒲松龄仍有不少诸如水上击鱼泡的《汪士秀》，描写山洞幽深古怪的《查牙山洞》等优秀篇目。构思艺术对微型小说至关重要。构思艺术这里主要指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包括形象与思想，情节与人物的关系，结构形式与内容，神话幻想与现实的关系等。我们说《聊斋志异》中的微型小说大多数是注重立意，讲求思想结构的。它们既讲思想的艺术表现，又重视人物的刻画和创造；既有发人深思的思想结构，又有感人的人物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思想和形象的统一，在形象与思想间建立了新颖的、强有力的艺术关系与联系。在这些作品中非常重视思想因素——立意，特别注重构思。大多不记叙人物较长的生活经历，人际关系也不复杂，一般不描写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不编排有头有尾的复杂故事情节，时间进程短，场面转换少，形式短小精悍。《死僧》、《司训》、《祝翁》等均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都是经营生活横断面的杰作。它们情节单一，主要由一个具体事件构成，围绕一个简单冲突展开；往往着眼于一时一事、一麟一爪，截取最能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生活断面，或突出一个侧面，正如鲁迅所说：“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直闲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骂鸭》以盗鸭者的求“骂”与失主的“雅量”不骂的矛盾、统一，在思想结构中映出了现实人物、人生。告诫人们，损人利己者是要自食其果的；讳疾忌医，以邻人为壑是错误的。《鸟语》为讥讽贪官，用黄鹏、皂花雀、鸭叫积蓄力量，把弓拉得满满的，引而不发，最后一箭射出直中矢的——“丢官”，进行惩罚，大快人心。
微型小说由于篇幅所限，对人物不能展开描写，在有限篇幅中如何将人物写深、写活?“大块铸人，缩七尺精神于寸眸之中。”(廖燕：《选古文小品序》)不平铺直叙，高度浓缩，“以少总多”“举重明轻”，在选材、用材上下功失，用典型说话，把主要特征突出出来。写《农妇》产后当日便负重百斤，以示健壮；写《富翁》从借债者叠钱之举，就能识别是赌徒，更胜人一筹；写《潞令》“官虽小，莅任百日诛五十八人，”足见其贪暴不仁；《狼三则》写三个屠夫战胜凶狼，分别靠的是智慧、警觉、勇敢。这些都着墨不多，用字经济，但声形并作，神采具现。几句话，一两个动作，便活画出人物。《快刀》写章丘一盗将被处死，他得知“一兵佩刀甚利”而“求杀”。“出刀挥之，豁然头落，数步之外，犹园转而大赞曰：‘好快刀’！”这显然是夸张。渲染赞美施刑之快刀是一方面，其实质是赞受刑快人，抨击刀斧手的凶残。但就艺术描写而言，确实生动传神，“深得捕捉形象特征，妙语解颐和辞意隽永的三昧。”（赵齐平：《〈聊斋志异〉对志怪体制的发展》）
在爱情、人情小说中，箝入独立相对的寓意结构，使人情小说兼具寓意之美，扩大和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涵。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构思手法。《鸮鸟》写长山县令杨公，性奇贪，商贾怨声载道，官府也无能为力。柳泉为其设酒行令进行揶揄，同桌人无法奈何他，“忽一少年傲岸而入”，“举手作礼”，也行所要求之令，当说到“手执三尺剑，‘道是贪官剥皮”’时，众人大笑，杨令大怒，要捉住少年。少年跃到几上，一下化为鸮鸟，冲帘飞出，落树上还顾室而笑；击之，则边飞边笑。在平淡的叙述中，箝入这具有爆发力的人、事，构成幻想与现实关系的突现艺术，用猫头鹰来讪笑贪官，令人开心，耐人寻味。异史氏曰：“ 所至，人最厌其笑，以为不祥。此一笑，则何异于凤鸣哉！”现实矛盾虽未解决，但比简单处理，更为理想。
柳泉居士“在创作中将正常的事物，合乎生活逻辑和美学规律地加以蓄意歪曲——进行艺术形变，”“其首要的和主要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出现在作品的形象和物象更美、更深刻、更有意义和更能说明问题。”(艾斐：《小说审美意识》)马克思指出：人应当“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的本质的需要，来安排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卷)蒲松龄就是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花妖狐魅世界的，用这些形变了的“人”、“事”、“场景”，来反映当时生活的质态和他对生活的见解与评价。这些极富人性的精怪鬼狐，都是从蒲氏“深沉的笔触下产生的”（K·瓦根巴哈《弗兰茨·卡夫卡》插图本）。
综观《聊斋志异》中微型小说，几乎篇篇都有独特的构思和新鲜的意境，别致的开头，曲折的故事，不同凡响的结尾。有人说：“会写结尾是跨入微型小说艺术殿堂的门径。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蒲松龄早在十七世纪初就跨入了这一门径，而且是轻车熟路，来去自由。我们看，“人盗户也”一句，就把官宰畏盗、软弱无能的本质暴露无遗(《盗户》)，精彩结尾，益见精彩，真是锦上添花。王氏女被缢死，死不见尸，竞化龙攫了豪首(《博兴女》)，报仇雪恨，大快人心。兄被杀，讼无门，刺无方，人化虎，吃仇人，虎又化人(《向杲》)，变幻莫测，这是强梁横行、官府黑暗逼出来的幻想、愿望。董生平时以忠孝自许，以击剑自负；群贼打董父，妻子牵衣一哭，“壮念顿消”，任凭盗贼“掳掠”其父。幻术一撤一切全无，最后点明是异术师佟客设置的幻术(《佟客》)。幻术起了试金石的作用，试出了董生的虚伪思想本质，抨击了那些装腔作势的小人。
《聊斋志异》的微型小说少数篇幅纯属怪异传闻的记录，并没什么社会意义，作者用“异史氏曰”的办法(当然这不是蒲氏所创，不过他较之《史记》的“太史公曰”有了新的发展和创新)加以补充，把它列入文章结构之中，通过它的议论与叙事联系起来，达到揭露社会黑暗，鞭挞官吏鱼肉乡民，抨击世风恶劣的目的；对小说的叙事部分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其形式多种多样。《夏雪》正文85字，记述苏州七月下大雪，百姓到大王庙祷祝保佑，光喊“大王”不灵验，后在大王密授下，喊“大老爷”就奏效了。作者由此展开联想，在“异史氏曰”里用了三百多字，把康熙四十余年间官绅称呼的变化一一列出来，举人称“爷”，进士称“老爷”，司、院称“大老爷”，如此推下去，数年后“称爷者必进老，称老者必进而大”，那称大者再进呼什么呢？这就把“骄谄日盛”，上骄下谄的世风揭露得淋漓尽致，作者愤世嫉俗之情也充分体现出来。《黑兽》写老虎惧怕黑兽，旨在说明“凡物各有所制”，一物降一物。“异史氏曰”由此联想到猕猴畏狨，任其择肥而食的情况，随后又作“余尝谓贪吏似狨”的发挥，用黑兽与虎，猕与猴的关系，比喻贪官对人民的任意宰割。这显然是借题发挥，慷慨陈词。还有的补充事例，多方譬喻，在文章后面加个故事与正文相关，作为附则，有的价值很高。如《鸽异》篇后附则127字，写一僧人请贵官喝茶，“优谒甚恭”，并“急不可待”问茶怎么样？贵官答“甚热”。真是令人捧腹不禁。这句话如一瓢冷水，浇在了僧人极力奉承、巴结的一团烈火之上，收到喜剧效果。僧人与贵官对照，“赠之者颇有德色，受之者视若寻常。”这与不懂鸽子将它宰吃是一样的。
第三、卓越的语言艺术技巧。微型小说的一切都要在“短小’的前提下来考虑、设计、安排、组织，不仅要做到人物事件高度集中，情节线索单一，结构精微讲究，而且语言更要洗练。“简洁是才能的姐妹。”（契河夫语）只有具有高超艺术技巧又能驾驭语言的人，才能将文章写得生动形象，精练优美。柳泉居士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优秀作家。他自幼刻苦读书，博采“左、国、韩、柳”之长，又能坚持不懈地习作，“绝去町畦，自成一家。”(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能在短小的篇幅内，驱遣精练的文字，表现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从而使《聊斋志异》中的微型小说，在整体上呈现出洗练和宏富的风格。宏富在前已作多方介绍，这里仅就语言洗练谈点拙见。它既摆脱了文言文的约束，又吸收了骈文词赋的成份，还灵活地运用了古书中的成语典故，大量提炼了当地人民的口语，把文言、白话熔为一炉，创出许多比较清新通俗，善于表情达意的新的语言，可以说把文言词用活了。他的语言具有浅显易懂，色彩鲜明，简洁明快，古朴典雅的特点；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情致和神韵，在对话中大量采用民间口语，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极富表现力。如《口技》与其说是一个女子口技表演，毋宁说是语言大师的鬼斧神工使然。一个人能学九姑清脆响亮之声，六姑粗涩低缓之声，四姑娇细婉转之声，还有三个婢女、小儿、猫儿之声，以及折纸声、拔笔声、磨墨声、撮药声，包药声，一喉数声，口吻毕肖，可谓用语言文字描写声音之绝唱。而且通过变换音量、音色、腔调，模仿自然声响，把简单事物描写得如此丰富，把呆板的对象写得如此活泼，不仅语言精当，整段文字也曲尽其妙，富有音乐美感，读来铿锵有力，琅琅上口。文笔简洁流畅，确有“运笔如风”之势。也应看到当时白话小说已很普遍，蒲氏还使用文言，因文字障碍之故，必然会失掉一部分阅读困难的下层读者，对传播是有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