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是一部搜奇抉怪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又是作者蒲松龄触时感世的孤愤之书。全书共八册，近五百篇。就内容而言，有的是抨击封建社会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揭发科举制度种种弊端；更多的则是表现人民群众爱情婚姻家庭的美好理想。就体裁而言，一般分为短篇小说体，散文特写体和杂记寓言体三大类。这是按当代文体概念来划分的。我们认为，《聊斋志异》是小说，又不尽是小说，更不等同于当代意义的小说。若按传统的笔记小说的概念来区分，其含义就比较广泛，当包含散文、速写、小品一类。我们这里所说的“微型小说”，是把古代、当代“小说”概念揉合在一起，大抵指有故事、有人物、有情节，字数在六百以内的篇幅短小的作品。“凡是古书中一切有主题，有情节，趣味隽永的历史故事，其实都可以视作短篇(微型)小说。”(吴世昌：《〈聊斋志异〉丛论序》)这些形象生动，意味隽永，结构精巧的微型小说，约占《聊斋志异》全书的一半以上，数量可谓多矣。若与欧洲中世纪出现的微型小说相比，时间不相上下。我们这里拟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谈微型小说在《聊斋志异》中的意义和作用，从微型小说本身去说明其价值，指出它对志怪体、寓言的发展，还将探讨蒲松龄创作微型小说的经验。

(—)

我国古代小说基本是按文言、白话两个系统发展的。“所谓文言，实指由神话传说演化为六朝志怪再演化为唐传奇再发展到明清文言小说”，《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是发展的顶峰。“所谓白话小说，实指在宋代说话基础上产生的话本、拟话本的短篇与章回体的长篇这一系统的小说。”（赵齐平：《〈聊斋志异〉对志怪体的发展》)文言小说从汉魏六朝就分为志人、志怪两大类。志人小说多记述人物言行，即使不讲求立意，但说话也很有特点，富有生活情趣。志怪小说专讲一些鬼神故事，荒诞之事。这些神鬼灵妖，思想内容贫乏，不讲求立意，“侈陈怪异”，缺少情趣，缺少有意味的形式，所以不美。因为有意味的形式才是美的。汉魏六朝时期的一大批志怪小说其艺术价值不高，佳作流传甚少，恐怕原因就在于此。蒲松龄在大量搜集怪异传说的基础上，“有意作文，非徒纪事”(冯镇峦：《谈聊斋杂说》）“托街谈巷议，以自写胸中磊块诡奇”(南村：《〈聊斋志异〉跋》)他把唐传奇的浪漫幻想和六朝志怪的侈陈怪异结合起来，即鲁迅所说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我们先说那些“缘事极简短，不合乎传奇之笔，故数行即尽，与六朝志怪近矣”（《中国小说史赂》）的作品——志怪体的微型小说。其数量有一百五、六十篇。它们多属志怪短书，最短的《赤字》仅有25个字。这里有至“单章只句，意味平浅者，”(赵起杲青柯亭刻本“例言”)但也有形象生动，故事感人，结构精巧，意味深长的。

与“六朝志怪近矣”的微型小说。

    由于多是“单章只句”，对所要表述的内容，只作简单叙写，似同六朝志怪的“粗陈梗概”；意味平淡。《金永年》写82岁与78岁一对老夫妻因神赐而得子。仅72个字。《鼠戏》较《搜神后记·鼠市》有较大变化，写出了鼠的慧黠和弄鼠人的技巧才能。

    还有令人毛骨悚然，令人可怕的鬼妖之作。《头滚》写“见一人头从地中出，其大如斛，在床下旋转不已。”《鬼津》写：李某昼卧见一妇人自墙中出，蓬首如筐，发垂蔽面，“肥黑绝丑”，上床与李接吻，“以舌度津，冷如冰块”，欲不咽而气不得息，咽之稠粘塞喉。“如此良久，腹胀喘满，数十日不食。”探吐出之物“如卵清。”还有《尸变》《负尸》等读后都令人恐怖。像这样百字以内的短书就有20余篇，多是“闻则命笔”的，仅仅反映事件自身和表面现象，其目的就是告诉人们有这么一回事，有这么一种情状，与六朝志怪区别不大。

    《聊斋志异》中微型小说具有开拓贡献的当属那些鬼怪并不可怕，人能制服鬼怪的作品。《捉狐》先写狐之怪，从形体、毛色、动作、神态等方面活画出令人骇异的狐怪，“物大如猫，黄毛而碧嘴，自足边来蠕蠕伏行，如恐翁寤。”写狐之怪是为衬人之勇。接着从心里、神态、动作、言语多方面刻画孙翁。当狐爬到孙身上后，翁一动不动，心内盘算着，“窃意……”写其朦胧中的思想活动；“微窥之……”，写其惊觉之中神情；“骤起，按而捉之”写其动作敏捷。孙翁在窘急之中，出其不意地反击，捉住了害人的妖物。赞美其勇敢、沉着、敏捷、机智。《狐入瓶》写万村石氏妇原来不能摆脱狐的祸祟，但她看到每当公公进屋时，狐就藏在门后瓶中，于是石氏妇心生一计。一次趁狐窜匿瓶中，她“急以絮塞其口”，并且“置釜中，汤而沸之”，狐大叫“热甚，勿恶作剧”，石氏不予理会，一直把狐煮得只剩下“毛一堆，血数点。”显出狐愚而妇智，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人。《妖术》运用夸张的艺术手法描写不怕鬼的于公三次斩妖。第一次进来一个荷戈的“小人”，“及地，则高如人”被于公砍倒，原来是一个纸人。第二次又一物穿窗而入，怪狞如傀，则一着地，于公就用剑砍断它，原来是个木偶。第三次未见其形，先闻其声，极言鬼的气力大；接着写于公出门与鬼搏斗。一笔鬼，一笔人写来，惊心动魄，绘声绘色，把于公不怕鬼，勇敢善战的性格活画出来。这些说明任何鬼怪在智勇双全的人面前，注定要失败。   

还有带神道传教，因果报应性质的，多为“劝人”之作。它告诫人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好事者要受到恩赐，做坏事的必受到惩罚。这类作品数量较大，约占志怪体小说一半以上。如《张不量》因好施而得名张乐善，连雹神也刮目相看，不伤其田禾。与该篇类似的《雹神》也有同工之妙。《褚遂良》写长山赵某是唐朝褚遂良所转生。因褚对狐仙有恩，故狐仙对赵感恩图报。不但为其治好病，成夫妻，还携他升天成仙。《瞳人语》写由于轻薄偷看人家妻子，致使双目失明；当诚心忏悔后又给出路，寓言“心正才能眼明”。《果报》一看题目就知是写因果报应的。这类作品不外宣扬福善祸淫，昭示天人感应。基本属于封建糟粕，是蒲氏迷信天命、鬼神的一种思想反映。

比六朝志怪文笔精妙，写法多变的微型小说。

如果就作品字数而言，远古的神话传说，志怪、志人小说，包括后来的笔记小说，虽也篇幅短小，属“微型”，但多“丛残小语”，形同短制，实属单纯记录，情节单一，叙述平板。这是早期小说结构简单的表现。人们知道，现代微型小说注重艺术构思，更讲求思想立意和形象表现，这是小说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一大变化。在这个由低向高的发展过程中，《聊斋志异》有着独特的地位，它把微型小说的构思方法和结构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有了新的创造，把六朝志怪和唐传奇写法结合了起来，兼二体之特长，对志怪虽属“闻则命笔”，但却能在“粗陈梗概”外，注重人物的刻画、创造；虽“易调改弦”但已不同于委曲详尽的传奇体制。《聊斋志异》与唐传奇、白话小说相比，可以说后者比较重视故事的首尾，愈曲折愈好。但他们不大讲求思想结构，不大讲求形象与思想的关系。作者对故事孜孜以求，往往胜过对思想的开发。二者的构思重心是不同的，唐传奇、白话小说，往往情节大于人物，形象大于思想，而《聊斋志异》则重视思想的艺术表现，讲求思想结构。这是对微型小说结构的革新和创造，与现代微型小说相比，毫不逊色。

当代一些中外专家、评论家对微型小说都曾作过精辟的、令人信服的论述，美国著名评论家罗伯特认为：“小小说有三大特点，立意奇特，结尾出人意料，情节完整。”欧·亨利则强调“立意新颖，结构严密，结尾惊奇。”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进藤纯孝《关于星期一的一分钟小说》肯定写道：“一新颖的想象，二完整的结构，三意外的结尾。”尽管他们表述方法不尽相同，但都抓住了微型小说的主要特征“立意、结构、结尾”等问题。我们不妨按照这些特点、要求对《聊斋志异》作些衡量、探讨。

    注重立意，结构维新，追求思想的艺术表现，是《聊斋志异》中微型小说的一大特点。一大批结构精辟的作品艺术价值很高，是《聊斋志异》中的精萃。《死僧》136字，写一个被强盗杀了的僧，其灵魂进入佛殿，“抱佛头而笑，久之乃去。”这是为什么？原来佛头里藏着他素日积攒下的“三十余金”。我们看号称六根清净的人，却“财连于命”，他“生不肯享，死犹顾而笑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僧人生前一字未露，没有描写他如何攒钱、藏金，没有写他如何被杀，也没写他长相、性情；重点是写死后的种种“行状”：“直入殿，登佛座，抱佛头而笑，久之乃去。”写云游道士在僧房投宿所见，也是没头没尾。这奇特的形式，简单的情节和形象结构，就把僧人生前留下的大段空白，让读者去联想。其妙在于不写其生，而写其死，不写其人，而写其魂，写僧被杀后的幽灵不卑不亢，不怨不怒。写死后恋财，比生前爱钱更有表现力，让死了的继续生前的追求和爱好，“死而不已”，在他心目中钱重于命。这就把个爱财胜过爱命、贪且悭的吝啬鬼暴露得淋漓尽致。用死后这种状态映衬生前的为人、秉性，用灵魂映照活人的某种精神本质特征，使情节更集中，立意可谓奇特而新颖，构思之精、之妙亦见矣。

    《司训》210字，也是一篇没头没尾的文章，只写某个教官耳聋。平时只靠一个狐狸为他传话，在一起五、六年。后狐狸临别对他说，你和傀儡一样，五官俱废，不如早早离开。可他恋着高官厚禄，舍不得离开；他的上司学使也不打算用他，他请求再缓缓。一次众教官聚在学使那里，其它人都进了“关说”，唯独他没有。学使问他为什么没有呈进？他听不见，不解其意。后“近坐者肘之，以手入靴”，他明白了。正好靴中有亲戚卖房的“伪器”，他拿出边递边说“有八百钱者最佳，下官不敢呈进。”惹得“一座匿笑。学使叱出之”被罢了官。他没有“呈进”，那怎么得免呢？这是一篇为了讥讽“恋禄”之心和“关说”之风而精心设计的小巧玲珑之作。乍看只觉教官好笑，细想更觉学使无耻，公开索贿更卑鄙。但明伦评说：“教官代售房中伪器，可称称职；学使问要关说其丑秽更有甚于索此物者。”

    《祝翁》写济阳祝村有一老者，50多岁死了，临死还惦着老伴“抛汝一副老皮骨在儿辈手，寒热仰人，亦无复生趣，不如从我去。”他活了，要携老伴一块去。妻开始不信，在祝翁再三劝说下，同意了，两人“双双挺卧”“并死”，造成死亡奇观。有人说这是“殉夫”，实际与殉夫无关，这是以浪漫主义手法映照出老年人的愿望心理，他唯恐老妻留下，孤零无依靠，落在儿辈手里寒热仰人，衣食乞人；若无孝子顺妇，活受折磨那就惨了。这里写翁媪一块死，含有说不尽的言外之意。而且把他写的全无悲伤，“并枕僵卧”“媪笑容忽敛，又渐而两眸俱合，久之无声。”这就写出了当时的世态。这种死法不一定存在，但老夫妻相从而死的却不乏其人。现实生活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当年也没了的事例不少见。“老伴老伴”，老了更需伴侣，“伴”没了往往会导致另一半郁闷而死。这有一定道理。作者抓住这一生活横断面，加以概括，不仅丰富了形象，也突出了主题。以上可称之为以目窥豹，一目传神的横切佳作。

    在志怪体小说中，有一部分是写现实中的人，主要情节是实实在在的人生社会，目的是为了突出人物的某种精神，生活的某种本质，作者的某种理想。(《农妇》《某乙》等，还有表现高超技艺的《保住》《杨干聪》等，)这类作品不仅记“人事”，有的还吸收了志人小说的描写特点，刻画人物细腻深刻。《狂生》篇241字，写济宁有个狂妄的书生，家贫如洗，但很爱喝酒，并且结识了新上任也特别善饮的刺史，两人成了酒肉朋友。“生恃其狎”，仗着这种关系，有时在刺史面前替打官司人说说情，常吃点贿赂。一次刺史在公堂有意羞辱了狂生，狂生就大闹公堂。刺史大怒要治他灭门之罪，可他却无门可灭。后被逐出墙垣，却因祸得福，朋友相助“买数尺地，购斗室”。从此狂生那“狂”劲也没了，因他有门可灭了。作者借“贫贱骄人”的事实，揭露抨击了封建制度和封建官僚迫害知识分子的专横残暴；同时对知识分子身上残存的疾病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抓住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来说明一个问题或表现比它本身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茅盾：《试谈短篇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以小见大，以少胜多，言近旨远，寄托遥深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以现实人生为内容的描写中，往往在一些环节上杂以灵怪志异，僧道之术，在平淡的叙述中，安排上具有艺术表现爆发力的出奇制胜的人、事、情节，构成幻想与现实的联系。“通过幻觉，产生一种更高更真实的假象。”（歌德语）使人物精神，现实本质和理想一下子突现出来。《盗户》写顺治初年山东南部爆发了农民起义，声势很大，“十人而七盗”，参加者非常多。后来受招抚，这些参加过起义的人被称为“盗户”。到这里来的官吏普遍怕这些人；凡没参加的称“良民”。良民与盗户打官司，则曲意偏袒盗户，怕他们再叛乱。这样，打官司来的都争先说自己是盗户，成了一种怪事。文章结尾笔锋一转进入幻境，县令女儿被狐狸迷住了，请道土来捉，狐入瓶用火烤，狐在瓶中大呼“我盗户也”。如飞来峰从天外飞来，使平淡具有爆发力。把官宰畏盗，软弱无能的本质表现得又生动又巧妙，县令不敢治“盗”只会殃民，刻画得入骨三分。《博兴女》120字写某势豪偶见平民王某的女儿长得漂亮，便抢回家，因逼淫未遂，就将民女缢死，并以石系尸“沉入门外深渊”。王某寻女不得，正无计可施时，“霹雷一声，龙下攫豪首而去！”天睛女尸从深渊中浮出，“一手捉人头，审视，则豪头也。”民女枉死连尸体都不见，这不正是人吃人的社会的真实反映吗？王女变龙将势豪头颅扭下的情节纯属幻化，这种形式虽属荒诞，可它却昭示惩恶扬善的寓意。

     蒲松龄不仅如此，他还把花妖狐魅写得使读者“忘为异类”并“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应该说这是蒲氏对志怪体制的一大发展。《赵城虎》写虎把七十岁老妪的独生儿子吃掉，老虎知错悔改，将功赎罪的故事。作者不具体写虎如何吃掉老妪之子，而写“妪悲痛，几不欲活”。向县衙告状，甚至“号啕不能制止，”以及隶皂承命拘虎不得而“受仗数百”。用渲染虎吃人的后果引虎悔过，致使虎自己前来，“帖耳受缚”，并接受了承担抚养老妪的义务。它不断叼物品财宝，使老妪满足需求，甚而“奉养过子”。不仅如此，还在“情”字上下功夫，写虎“时卧檐下，竞日不去”。当老妪死时，它又“吼于堂中”。邻人埋葬老妪后，它还上坟“嗥鸣”。简直像孝子奔丧。真可谓孝义之虎。同是写虎的作品，有的取其残暴的特性，针贬贪官(《梦狼》)，有的借其凶猛吃人的特点，让老虎吞噬势豪的头颅(《向杲》)，有的则取其刚勇的品格，对为母治病的医生尽卫护之责(《二班》)。总之，作者是用感人的文字，写“异类”“多具人情，和易可亲。”有的花妖狐魅写的比人还可爱，而且通人情，讲道理，不忘恩负义，不暗中害人。《绿衣女》写她被大蜘蛛击伤，现出绿蜂原形，在“奄然将毙”时，为情人于生所救。“苏移时，始能行步，徐登砚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谢’字，频展双翼，已而穿窗而去。”这是一连串的形体动作描写，虽然没说一句话，可所走的一个“谢”字却胜似干言万语，“此时无声胜有声”，这里有说不完的情，表不尽的义，有对爱情的慰藉，有对惜别的忍痛，有深沉的感激，有无穷的相思，余味无穷。《潍水狐》写秦中一老翁是狐，后知有冰火之难便迁至山东潍。人们得知他是狐都来与他交朋友，他谦恭，感情溶洽。在交往中唯独不见县令，其原因“彼前身为驴，今虽俨然民上，乃饮糙而亦醉也。”“仆固异类，羞与为伍。”这就衬托出了县令卑下的人格及贪婪虐民的本质。狐的美德，人的丑行昭然若揭。明颂友谊，暗讽邑令。读后大彻大悟大快，倍觉构思巧妙、新奇，确有点睛之妙，点铁成金之功。《雨钱》《象》和两篇《义犬》也是写人与动物之间的情义的。除此还写了动物之间的情义，也颇为动人。《义鼠》篇119字，写两鼠出洞一鼠为蛇吞吃，另一个相救，着重表鼠死生不相负的情义。作者省略过程，紧紧抓住鼠之特点。弱小不是蛇的对手来写。当蛇吞掉一个后，另一个愤怒以极，“瞪目如椒，似甚恨怒”，尽管如此，“仍遥望不敢近前。”怎样与蛇相斗？”当“蛇果腹，婉蜒入穴，方将过半时，鼠奔来，力咬其尾，”迫使蛇退出穴；等蛇再“入穴”，“鼠又来，嚼如前状，”如是多次，蛇只好“吐死鼠于地上。”尔后“鼠来嗅之，啾啾如悼息，衔之而去。”情义之深，跃然纸上。鼠之“义”与忠义智勇的结合更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这是人性、鼠性的结合体，它“瞪眼如椒”，身体“便捷”，可以“漱然遁去”“啾啾”之声等，均是老鼠之特征和自然属性，这里作者向我们展示的是人化了的动物世界。小鼠的复仇意志和以弱胜强的经验，对我们不无启发。再如《禽侠》《鸿》等。

请注意，这里写的神鬼灵精、花妖狐魅，要达到什么目的？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以传“奇”而取胜这是一个方面；但更主要的是深入思考，上下求索，追求理想的表现。在这些“异类”身上，并不突出物的属性特征，而是把他们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来写，是按照现实生活的样子来摹仿各种人性、人情；它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外貌、阅历，而且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由此可见，与志怪小说一味的“侈陈使异”，“诞而不情”大不一样了。这里是言诞而理真，说鬼狐以人事论次，百物之性情说也。说得极圆，不出情理之外；说得极巧，恰在人人意愿之中，它是以特殊形象来反映人的性情，人的灵魂，是“美妙的虚构里隐藏着的真实。”(《聊斋志异》稿本无名氏甲评语)

(二)

     南村在《聊斋志异·跋》中说：“余观之寓意之言，十固八九。”他认为在《聊斋志异》中十之八九有寓意，在微型小说中就更多了。据此有人称这些篇幅小者为寓言，不无道理。但我们仍视此为寓言化微型小说，因为它不同于《拔苗助长》、《狐假虎威》那样形象简单的寓言故事，也不同于《中山狼传》那样情节曲折多变的长篇大作。寓言化微型小说与寓言主要从形象与生活上加以区别。寓言是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就世界范围而言，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出现了印度梵文本《五卷书》和古希腊的《伊索寓言》。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亦出现大量寓言。这些寓言多是思想哲理的艺术化，远离真实的生活情事。它们往往寓深刻的道理于形象之中，一切形象的造设都是为了寓意喻理，甚至所叙事件本身只是一种外意，只是为阐明教训，而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寓言化微型小说，不仅寓意明理，而且许多地方写得很像生活，人物形象动人，寓意深刻鲜明。寓言化微型小说与六朝志怪也有区别，前者是小说，与人事有关，虽谈鬼说狐，虚无缥渺，但富有真实性。有人物，有情节，而且形象生动，是“设幻为文”“寓言为本”。“设幻为文”是说所写并非全是子虚乌有与人事全无关，或毫不相类的离奇的怪物和情节，只不过是时真时幻，似真似幻而已(这是不同于真正小说之处)。志怪小说则多是离奇的怪物，荒诞情节，与人事关系不大。《种梨》309字，写一个破衣装扮的道士，向一个卖梨的乡人要个梨吃(卖一车梨)，不给。酒保出钱买一个给道士。他吃完将梨核马上种于地“见有勾萌出，渐大；俄成树，枝叶扶 ；倏而花，倏而实，硕果芳馥，累累满树。道人将梨摘下送给看热闹的人。结果卖梨的一车梨全光了。因舍不得一个而失去一车的梨，令人捧腹大笑。作者通过细节描写，突出卖梨人的嗜利、固执、粗暴而又愚蠢，同时又突出了道士从容不迫对卖梨人“吝惜”行为的惩治，显示出了“过吝易失”这样一个道理。俗话讲“省着、省着，窟隆等着。”这种写法连志怪的胎痕也没了，完全摆脱了志怪小说的自然状态，达到了表意充分寓言化。它和《搜神记》的《徐光种瓜》在结构重心上是不同的。《种瓜》是完全按照志怪小说来写的，要早就早，要晚就晚，是宣扬道术之神，但寓意不鲜明，形象不美。《种梨》虽借了要籽种瓜的情节，但目的是惩戒吝鄙者显示了悭吝的可鄙、可笑。结构焕然一新，主题也由宗教性改造为社会性质。《黎氏》写谢中条中年丧妻，遗“二子一女”。一天谢“翔步山途”，路遇一女子，“心悦之”，强野合，纳为继室，甚亲热。后谢出门，女变为狼，食其子女而去。这与唐人小说《广异记·冀州刺史子》故事相类，但二者寓意不同。引狼入室，自残子女，这是谢中条“无行”的结果。后娘肆虐，儿女遭殃具有现实意义；用狼变人，人变狼的怪诞现象来昭示哲理，劝诫做人要举止端庄，作风正派。我们看，寓言化微型小说具有两重性，既是寓言，又是小说，既有近乎寓言的思想结构，还有合乎人情的形象结构。狼变人，人变狼；披上画皮是鬼，脱下画皮是人，这都是寓言的思想结构。问题是狼变妇人之后，脱了画皮变美女之后，才能与人谈话、结婚。因谢中条面临的是美妇，是人，所以他才不感到奇怪，正如东郭与狼、与树、与牛讲话一样自然。如果他面对着的是狼，那他就会逃跑。由于向生活靠拢，狼妇就更像人了，更合乎人情，这是小说的形象结构。这不是把狼人化，而是赋予她生动的人性。如谢与黎狭路相逢，谢问其能“相从乎?”黎问：“君有子女无也?”要作继室，必先问有无子女，这多么像人。黎氏变回狼之前完全是人，是生活中的活人。由于它注重表意的结果，使志怪小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性，成为表现思想的艺术手段。如说《黎氏》是劝世之文，那《车夫》就是讽世之文。全文57字，写一车夫拉重载上坡，正吃力时，一狼自后咬住臀肉，若停下来打狼会导致车毁人灭；不停，肉将被咬掉。“乘其不能为力之际，窃尝一脔”。这是乘人之危，从中渔利的小人，讽嘲的尖锐深刻，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三仙》讽谕科场；《三生》因作坏事变马变犬变蛇，均具寓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