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按理说新刺史莅任，无论如何也要点点火的，给百姓办点实事，治理一下所辖地区。但这个“善饮”的刺史却不理政事，首先关心的是寻找喝酒的对手，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与他对饮，就是朋友，吃吃喝喝，不分彼此。可见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到了何种程度。就因为狂生成了他的酒肉朋友，公私不分，不仅允许狂生为打官司的人说情，而且还容忍狂生从中受贿，这是一个多么荒唐、多么昏庸，把官职当儿戏的州官。不料时间一长，他对狂生厌烦了，不去依法教育他、处罚他，而是随意羞辱他。受到反抗以后，他恼羞成怒，滥施淫威，先是以灭门之罪相威胁，接着又把他抓了起来。我们看这样的堂堂刺史，待人处事，哪里还有一点是非标准？哪里有什么王法?“宁不闻灭门令尹”？这句话出自他的口，并且是用于一个无权无势的穷书生身上，足见他的无能又无耻，足见封建官僚的专横和残暴。

    我们由狂生与刺史的这种由亲到疏，由热到冷的关系变化，看出了两个人的性格变化。刺史始而对狂生“饮而悦之”、“微笑”，进而“怒”、“羞怒”，直至“灭门”，写出他“一调脸就变”的性格特点。而狂生则是由“狂”到“畏”。他无门可灭时是“狂不可及”，有了家室就不敢再狂了。可见他的狂与不狂，是与利害联系着的。纵观狂生的言行，作者并不是对他一味的赞扬，而是有褒有贬，有爱有恨，很有分寸地写出了一个旧时代典型知识分子形象。他蔑视权贵，却又满足酒欲，和刺史成为酒肉朋友；他生活穷厄，却不想营生；他因可以“受薄贿”而依附刺史，却又因刺史的侮辱、嘲笑而大闹公堂；他狂而不妄，他有自发的反抗精神而又局限于一时的利弊。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有变态心理，扭曲了性格的畸形儿。他有着封建社会里读书人的共性，他和其它读书人一样恪守“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信条；他与其他读书人一样，深受封建思想和科举制度的毒害，想的是读书做官，厌恶劳动；爬不上去，便只知狂饮，不能谋划生活，弄得“家无儋石”。这一点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的好吃懒做，不会营生，免不了做些偷窃的事，颇有些相似；跟《儒林外史》中的腐儒范进、周进中举前的形象也有相似之处。这是就共性而言的。

    但狂生与其他读书人也有不同之处，孔乙己是站着喝酒唯一穿长衫的人，他爬不上去又不愿与百姓为伍，迂腐穷酸，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单身一个人孑然而去；可是狂生性格较为放荡，较少穷酸气，有妻子，有朋友。范进中举前，胆小、懦弱，是个“烂忠厚无用的人”，因生活依靠丈人接济，在丈人面前只能“唯唯连声”，忍受脸上吐满口水的侮辱；而狂生却不然，他敢于反抗，面对刺史的侮辱、恫吓，他敢厉声说话，敢大笑，敢“掉臂竞下”，可见狂生确实比范进“狂”。狂生的“狂”与鲁迅笔下的狂人之“狂”又不相同，狂人的“狂”是迫害之狂，，是一种精神病态？这种“狂”可悲的成分占主要的；而狂生之“狂”虽不能排除社会原因，但主要是其狂放性格所致。这种“狂”是当时社会不能直言的一种反抗斗争的方式，是借狂人之口来表达在通常情况下不宜表达的思想，可敬的成分占主要的。狂生的“狂”与济公的“狂”又不尽相同，济公是表面佯狂，实际清醒，粗中有细，智勇双全，以“狂”来对付恶势力，以狂治“狂”，扫除人间不幸，斗争目的明确，态度坚决；而狂生头脑并不十分清醒。总之，蒲松龄对狂生是有褒有贬，褒的是那“狂不可及”的行止，是他那猖介耿直，不向权贵屈膝，不胁肩诌媚的骨气。他的使酒顶撞刺史，这一点倒有点像《灌仲儒记》中灌夫不肯折腰事权贵、刚直气质和不屑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的表现。但蒲松龄对狂生贬的则是他那“得钱辄沽”、“殊不知以穷厄为意”好吃懒做的坏习气。对狂生那“以口腹之累，喋喋公堂”“辄受薄贿”的坏品行是不喜欢的，微有贬意。这是说，为了吃饭问题在公堂上争吵不休，是不大应该的，这些狂的卑劣无懒行径应该批评，作者甚至叹曰“品斯下矣”！斯，卑贱也。是说狂生的品行低贱。

    狂生性格的形成有其社会原因。首先是社会制度的黑暗、科举制度的腐败，使一些下层知识分子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前途失去信心，形成逆反心理，不求进取，走向堕落，逐渐形成扭曲的性格。本应“穷则思变”而狂生却“殊不知以穷厄为意”。这种变态心理正是这个腐朽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其次，明清之际，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市民阶层的畸形发展，民间异端思想的崛起，富有积极反抗精神的传统，追求个性解放的民主思想也影响到了下层知识分子，培养了他们的反抗精神，也可以说是蒲松龄朴素平等思想的一种反映。同时，象狂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又受封建正统的程朱理学的影响较深，使他们仅有的一点反抗精神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由此可见，《狂生》篇的内容的确表现比它本身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

    就其艺术而言，这篇小说除了它的形象生动，词语隽永之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结构完整而且严谨，情节简单而又波澜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写狂生“善饮”但家贫，难以满足，正在矛盾之时，新刺史走马上任，“招与饮”、“时共谈宴”，并且二人酒肉之交极深，狂生甚至可以替刺史处理小的公案，正当狂生“习为常”的时候，文章陡然一转，风波顿起，刺史与狂生之间侮辱与反侮辱的矛盾发生了。当刺史要治狂生灭门之罪的时候，因狂生“无田宅”只好“释之”，使读者悬起的心随之放了下来。从表面看刺史大度宽容，实际却凶残、阴险、狠毒之极；他对狂生灭门不成，又“逐不令居城垣”，又让读者为狂生安身之地而担忧。“朋友怜其狂，为买数尺地，购斗室焉。”这说明他狂得可爱，朋友因怜爱狂生的“狂”劲儿，凑钱为他买地置了房，终于狂生有了栖生之所，读者也为之宽心了。最后在叙事的基础上作者借“异史氏”之口，发表议论，收到“画龙点睛，破壁而飞”的艺术效果。作品就是这样，情节曲折有致，每到一处，初则“山重水复疑无路”，继而“柳暗花明又一村”。它正是在这跌宕起伏的情节中，以简洁的文字，展示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及其发展变化。本篇结构完整、严谨，还在于有一条贯穿红线，尤为巧妙。我们知道狂生与刺史曾由“酒”而聚，成为亲昵的酒友；二人也曾因“笑”而散，成了尖锐对立的敌手。这“酒”和“笑”二字贯穿全篇，狂生贪杯嗜酒，刺史“善饮无对”；“刺史览之微笑”，狂生“掉臂”“大笑”。这“酒”和“笑”实际成了贯穿小说结构的一根红线。由于突出“酒”和“笑”这两件关键事物，这就把狂生、刺史的几个生活场面和片断联缀起来了，足见其构思之巧妙，结构之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