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说：“诗贵性情，亦须论法。乱杂而无章，非法也。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于其中。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不听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试看天地间，水流云在，月到风来，何处著得死法？”从这段言论看，他并非一味复古泥古者，做诗强调活法，不赞成墨守成规。不过博学的他认为，体格、风格到盛唐已经全部具备，只有向最高水平的汉魏、盛唐学习，学习他们的格高调响，才能达到那种雄浑、高古、深沉的境界。如何能格高调响？沈德潜从古人作品中提炼出一套指导创作的方法、规矩，即法度。对于学诗者来说，这些论述很有参考价值。如他论七绝作法时谈到：“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主。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这和王士祯的神韵说相近，并道出七绝可师法李白的观点。再如他论歌行体创作时谈到：“歌行起步，宜高唱入云，有黄河落天走东海之势。以下随手波折，随步换形，苍苍莽莽中自有灰线蛇踪，蛛丝蚂迹。使人眩其奇变，仍服其警严。至收结处，纡徐而来者，防其平衍，须作斗健语以止之。一往峭折者，防其气促，不妨作悠扬摇曳语以送之，不可以一格论。”这段言论较为精辟地总结了歌行的作法，虽然不必处处拘泥，但使人在创作中有了大体的依据和入门途径，且确有道理。如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起法就有沈德潜所谓“起句高唱入云”之势。

　　袁枚与性灵说

　　袁枚反对当时盛行的沈德潜格调说，以及推崇宋诗的翁方纲的肌理说。他肯定兴观群怨的诗观，但对温柔敦厚之说不以为然：“礼记一书，汉人所述，未必皆圣人之言。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他把诗人的真情、个性突出放在首位，对当时倾向于复古的格调派、肌理派诗风，都起到一定的矫枉作用，也表现出袁枚那种对正统敢于怀疑和挑战的进步精神。对于王士祯的神韵说，袁枚也谈了意见，认为讲究神韵是不错的，但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过是诗中一格，只适用于小诗，若是长篇巨制之作，就要像“长江黄河般一泻千里”，神韵说所谓弦外之响就派不上用场。这其实和沈德潜对神韵的见解有相似之处。总之，在袁枚眼里，神韵、格调等理论都有缺陷，某些地方甚至是一派胡言，做诗“都因于性灵，不在堆垛。”再看他如下言论：“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续诗品》）“诗有人无我，是傀儡也”“人闲居时一刻不可无古人，落笔时一刻不可有古人。平居有古人，学问方深，落笔无古人，精神始出。”（《随园诗话》）综上，袁枚性灵说大意已然明朗，那就是做诗要有性情（个性）、有灵机（感悟）、有新意。平时要多研究古人，积累学问，而落笔时则提倡“有我”之真率精神，反对堆砌典故和处处模仿古人的形式主义。不可“抱杜韩以凌人，仿王孟以矜高。”要有感而发、贴近现实，要生动自然、清新有趣，即使语言通俗一些也不是诗的毛病。袁枚自己也创作了不少作品，录一首《温泉》以见其性灵：“华清宫外水如汤，洗过行人流出墙。一样温存款寒士，不知世上有炎凉。”诗的语言通俗晓畅，但运笔巧妙，别有机心。可算是袁枚的代表之作。

　　如果说沈德潜代表着当时官方的审美格调，而袁枚则代表着一种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王士祯、沈德潜代表着一种为诗的古雅典丽之风，袁枚则代表着一种清新通俗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