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伦理论
11、恶之花 情之果
——《杌闲评》创作倾向论
历来讲史小说或演金戈铁马，英雄征战；或续帝后君臣，忠贞勤政。这是历史演义的正道。《杌闲评》记叙了却不是一幕悲壮的历史，而是一段罪恶的生涯。它取材于明代宦官魏忠贤的史事，以其丑行累累的生活轨迹作为笔墨主干，写法上着力于渲染人情世态，构成了写恶、写情的倾向，由此在讲史小说中独树一帜。历史不是僵死事实的堆砌，是具有人性的人的实践。《杌闲评》正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来唤起读者警醒，使之反思历史的。从审美角度看，昭示丑恶并不悖于深受儒释道思想浸染的中国知识分子劝世的宗旨。作者举恶喻事，喻情于理的创作方法挣脱了历史演义的传统格套，甚可称道。虽然是书未冠于流派之首，也不开创时代先河，然其讲史与言情合流的鲜明特色却颇具研究评论的价值。本文不揣谫陋，试做一粗浅分析。
(1)恶之花
《杌闲评》并非闲评。作者没有把人物淹没在史事的海洋中，而是把人置于社会的、个人矛盾的旋涡中来刻画，写他们的感情思绪和内心风暴。是书突出了魏忠贤性格的本质特征，极写性恶，力透纸背。作者的立意首先从小说题目上略见一斑。"杌"一词原出于舜时四凶的名称，别为恶兽之名，可引申为恶人；同时又指楚国的一种史籍。作者将爱憎附于笔端，其刻画人物以暴露为主，又别具匠心的侧面切入。
写恶性积累演变的过程，这是作者寓有深意的一笔。作为社会的人，魏忠贤不是一个天生的恶棍。他的恶习是从量变发展到质变的。当他还是母亲怀中的赤子时就被响马掠去，自幼耳濡目染谋财害命的人生哲学、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长到十余岁，在强盗窝里接受了人生启蒙的洗礼。当他来到纯朴的农家--客氏庄子，野性已无法管束，与顽童李永贞结为一伙，终日杀鹅烹羊，游闲放荡。后进京投亲，面对花花世界，眼界大开，立刻如鱼得水，混迹于市井无赖之中，如果说他的入选进宫是迈向恶贯满盈的开始；那么，早在他跻身程中书门下时，在这个官吏的后院里已学会了谄媚主子和为虎作伥。关于魏忠贤的身世，史书中未有详确载录。作者不惜笔墨，杜撰情节，其用心良苦。不仅在于使故事真实可信；更是为了通过人物形象探悟一种哲理，以此劝世、喻世。试想，魏忠贤式微时尚且劣迹种种，权倾盖世后将如何呢？
写恶行中的善行，说明作者很懂得反差的美学效果。魏忠贤纵然是个流氓、无赖，但在恶未定性时也不是不可救药的。作为他的对立面，作者塑造了美与善的形象傅如玉。傅如玉是魏忠贤灰色生活中的唯一亮点，二人美丑判然，对比强烈。命运曾给过魏忠贤一次机会，让他义救傅如玉，娶其为妻，在其帮助下闭门思过，一心管理田产。尽管这段生活十分短暂，却体现了魏良心未泯的一面。这种对天良泯灭的人的人性描写，在历史小说中殊为鲜见。
写恶与恶的同流合污，这是小说的主要笔墨。作为魏的同类，客印月洒向人间的灾难并不稍逊于魏。正因为二人的狼狈为奸，明代历史上才有可能演出一段怪异的可悲的历史。作者不仅写二人的勾结，而且写出他们各自狡黠的性格和互相利用。第二十八回魏忠贤为了铲除忠直的老宦官王安，欲借助于客氏之手。于是杀死客的爱奴卜喜，嫁祸与王，激起客氏疯狂的报复。第四十三回客氏因儿子霸占张皇亲的侄媳妇不成，恼羞成怒，就指使魏忠贤"无端造隙驱皇亲"，把张皇亲一家杀的杀，赶的赶，卖的卖。其气焰器张，令人发指。据史载，此事并未得逞。然书中的艺术虚构与历史上客魏二人在皇宫内室中的一贯肆虐甚合，较好的凸现了人物形象。
写帮凶的青出于蓝，胜于蓝。马克思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它一切人的发展。"魏忠贤得宠后，不但将自己的亲戚子侄封为高官显贵，而且四处网罗党羽。一些无赖、小人也把能钻进他的卵翼之下充当爪牙，当作晋阶发迹的捷径。第三十四回，西城御史倪文庆于无意中得罪了客氏的家奴，始而惊恐不已，继而心生毒计，将一本参奏魏忠贤仇人的害贤之疏做为见面礼，献到魏的门下，由于他的无中生有，罗织罪名，使裴世扬等四人无故陷入囹圄。这种安自己害他人的无耻卑劣行径，在魏党中屡见不鲜。著名的"六君子"事件又是一例。左副都御使杨涟因弹劾过魏忠贤，早被其视为眼中钉。李永贞、张体乾等人便身体力行，合谋将杨及左光斗等六人诬陷为罪臣熊廷弼的同党，加以治罪，严刑拷打，迫害致死。魏党泡制出莫须有的"东林衣钵图"，大刮株连之风，泛杀无辜，不知迫害了多少忠臣贤士，使多少百姓家破人亡。作者调动场景，让群丑竞相登台表演，提示出了一个道理：恶一旦行成一股恶势力，并且当道横行，对社会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国不将国，家不为家，民何以聊生？
魏党把持朝政的时期是明朝最黑暗的年代。作为历史小说的《杌闲评》在叙述史事的同时，通过进步势力与恶势力较量的一次次回合，透露出一个信息：物极必反，恶不永恒，两极相撞，必定迸出时代的火花，洞明恶的崩溃已指日可待。
在正负的两极，一端是以魏党为代表的封建恶势力的祸国殃民。书中对魏氏、客氏的作威作福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如：封为奉圣夫人，进出宫每每乘锦玉辇，车水马龙，仪仗队的规模比皇后还显赫。魏忠贤被奉为上公后，就在全国各处为自己建生祠，并修祖坟，靡费了无数金银。客的儿子、弟弟当了锦衣卫官员还不够，又要加封侯伯。魏族中甚至连一、两岁的孩子都被封为显官。魏、客一伙的骄奢淫逸是明末社会黑暗以及最高统治者昏庸腐朽的极好写照。
在两极的另一端，是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代表进步势力的工商业及市民阶层日益壮大。宦官厂卫特务的高压致使社会矛盾经常趋向激化的边缘，书中有多处描写。第八回"程中书湖广清矿税"写因程中书敲诈勒索，激起了一次商民暴动。第二十五回"王知县贪财激大变"写官逼农民造反，其中对白莲教虽有歪曲，但客观上反映了民众力量的伟大。第三十五回"击缇骑五人仗义"更是直接反映了发生在苏州的一次大规模的市民起义。这样的描写在古代小说史是殊为罕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艺术的美是由对于客观世界的再现，说明和判断的准确真实所决定的。"黑格尔说："历史题材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作家就永恒。"《杌闲评》的作者受制于时代及其它方面的局限，不可能有如此高的创作自觉性。然而他反映历史的角度选择的出乎寻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艺术的美，时代的真。
(2)情之果
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石印本将《杌闲评》易名为《明珠缘》，这种易名固然出于书商的招徕顾客的花样，但与是书中引人注目的言情成份大有关联。艺术的重要特征在于它具有个性化。恶人的血肉之躯也有七情六欲，《杌闲评》以人的本性写人，绝少说教，使文情波澜迭起。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编织儿女私情线。候一娘和魏云聊、魏忠贤和客印月的关系在小说中起了推进情节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魏、客的爱情则是编结整个故事的贯穿线索。魏氏、客氏三次相逢，二度合流，均起于一个"缘"字。他俩还睡在襁褓里时就有了同样的身世。一个为赤蛇托孕而生；一个梦赤蛇御珠而降。由于明珠的"带路"，他们初次相识于青梅竹马时。成年后，又各自抛下家庭，厮混在一起；当第三次再遇时，两人的身份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个是权势倾城的皇帝乳娘，一个是新近得宠的尚衣局管事太监。显赫的身份使他们在新的基础上达成了新的默契。肉体上的关系再也填不满他们深壑般的私欲。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的结为一体，开始了他们狼狈为奸、害国害民的生涯。不是孽障不聚头。这两人实在太想象了，同样的阴险乘戾，权欲熏心，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第五十回碧霞君提示道：二人原是八十年前淮水河中的两条赤蛇转世，当然，这是小说中的宿命论，轮回报应的安排。然而，他们确是一对真正的蛇虺。
二是摄取人间世态相。《杌闲评》所描绘的社会画面十分广阔。从城镇到乡村；从山野到京城；从宫内到宫外。涉及的人物有皇亲国戚、宦官宫女、大小官员、家奴差役、织工、商人、艺人、游民、知识分子、道士、隐士、妓女、乞丐、强盗、小偷等。笔墨所及有朝野的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有市井帮闲殴斗哄闹，宿娼酗酒；有强盗骗子的打家劫舍，炼丹诈骗；又有农家的古风犹存；艺人的逞技卖艺等等，不一而足。活象把一个五颜六色的万花筒放在读者眼前。尤其是写了魏忠贤所出身的社会下层，接触面十分广阔，为作者铺设一幅社会百业百态图提供了活动的空间。
三是绘出乡俗民风图。仔细展读可以发现《杌闲评》的文笔不象一般历史章回小说那样粗率。有些艺术氛围和环境的描写使读者身临其境。对扬州兴化一带土民俗写的很精细。如第二回中朱工部乘船视杳淮安、宝应、仪征一带。淮河两岸"和风拂拂，细柳阴阴，麦浪翻风，渔歌唱晚，处处桑麻深雨露，家家燕雀荷生成，非复旧时萧条之象。"淮安府、山阳县排庆大宴时，鼓乐喧天，仪式隆重，景象非凡。在写侯一娘与魏云聊的一段情愫时铺叙了临清举办迎春社火的热闹景象。街市上商贾辏集，货物骈填，赶市的、做买卖的人山人海。特别是当时杂技艺人和戏曲艺人精彩的表演，为戏曲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真实地反映了民间艺人的血泪生活。
(3)史之证
《杌闲评》之所以能较好的调动艺术手段写出一部有声有色的历史，是因为客观上具备了三个条件。
其一是得天独厚的素材。晚清史料浩繁充盈，其中与魏忠贤事有涉的不下几十种。特别是明天启年间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对熹宗朝宫中秘事有大量的记载；于客、魏的勾结奢侈录载尤详。《杌闲评》作者在总论中有："博览群书寻典故，旁搜野史录新闻"之诗，可证。魏忠贤又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他在百姓中的知名度很高，臭名昭著。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轶事。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记载；演魏忠贤的小说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等四部，可见晚明演魏忠贤事的小说已成为热门。而诸多的正史野史则是《杌闲评》丰富的材料库。有鉴于此，《杌闲评》与《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不同，史实多有来源。即使没有史料为证，所写也与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基本契合，可与《明史》相参。其二是《金瓶梅》的影响。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杌闲评》所表现出的讲史与言情合流的倾向决非出于偶然。书中所写最晚的事发生在明崇祯三年（1630年），据避讳字考证，它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是1644年。然而，早在职1610年，《金瓶梅》说在苏州一带流传了。《金瓶梅》在形式上用的正是讲史的章回小说样式，内容写西门庆的种种贪酷卑劣举动，抨击了统治阶级欺凌乡曲、剥削人民的无恶习不作的罪行。从表面上看，其书从形式到内容的写恶、写情都与《杌闲评》相象。可以推论，《杌闲评》的作者是看过《金瓶梅》并受其影响的。
其三是读者群对文学的要求。《杌闲评》的作者尚未确考，这里不做议论。只能笼而统之地说，作者对中级官僚、混迹于衙门的帮闲、市井土棍、娼优、隶卒、僧道是熟悉的。前二十回写魏忠贤未入宫时的事，那时他还是一个落魄的无赖子弟，作者写来得心应手。明中叶后是章回小说最繁盛的时代，这是和它读者群的日益壮大成正比的。广大的市民阶层要求作者在小说中写他们熟悉的事，续帝王将相的历史演义和他们的生活有一定的距离。为了增加吸引力，作者必须改革历史小说的格局。《杌闲评》把世情人性写入历史小说既顺应了文学和时代必须同步的规律；又加强了文学和对象之间的精神联系，无论从哪一点看都是可取的。
12、"警世录"与"安全阀"
——"三言""二拍"说教种种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手工业生产、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人的生理本能的欲求和对荣华富贵的艳羡也迅速膨胀起来，正如陆陇其《三鱼堂文集》指出的："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一些著名思想家如王艮、何心隐、李贽等，起而批判程朱理学，肯定人的私欲，其中李贽的批判尤为尖锐。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答邓石阳》）"趋利避害，人人同心"，"虽对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则知势利之心亦吾人秉赋之自然耳。"（《藏书·德业儒臣后论》）这些思想家在肯定人欲的同时，还宣扬"人皆可以为圣"的理论，如王艮说："满街都是圣人"（《语录》），李贽说："人皆可以为圣"，"圣人之能者，夫妇之不肖可以与能。"（《明灯道古录》下）正是在这种社会、思想背景中，"三言"和"二拍"的创作倾向才有了非说教不可的明确意识和迫切的需要。
"三言""二拍"诞生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萌芽，新思想新观念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的岁月。勇于进取和冒险精神，正是当时新兴的市民阶级精神状态的反映。"三言"、"两拍"故事情节不尽相同，但它们在市井小民的琐屑生活中常常表现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主题。比如在歌颂进取冒险精神，歌颂人的聪明才智和对荣华富贵的渴望方面，其作品就有《初刻拍案惊奇·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鼋龙壳》、《二刻拍案惊奇·迭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等，这些作品都表现了市民意识的率真和一定程度的解放。当一个社会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互矛盾的模式，就会使人们不知所措，社会结构与个人品行相抵触，这就是所谓社会"失范"。而当一社会系统处于失范状态时，便会有许多人抵触社会原有的共同的价值和共同意向。
新兴阶级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异端。但又脱离不了程朱理学的羁绊，中世纪与新时期之交，时代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吹响了反封建的战斗号角；同时，也留下了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教化作用是儒家所提倡，冯梦龙无法脱离窠臼，他在《警世通言叙》中表白：自己的创作意图就是"以前因后果为劝惩"，内容则"如儒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三言"的书名从喻世、警世到醒世反映了作者对世事积极参与的态度。标榜的正是宣扬忠孝节义，封建伦理道德；宣扬天命有定、因果报应等思想。任何社会都要进行规范整合，意见整合和功能整合，即协调好社会公认的规范与个人动机过程间的关系。通过教育熏陶和潜移默化，让民众的信仰、习惯和思维移动的定势与社会相吻合，话本、拟话本的出现正是整合的结果。
两位作家在具体角度上不尽相同，其原则都是按照儒家的思想尺度净化人的道德观念，维护社会风气、稳定社会秩序，即所谓要维系世道人心。只是在贬抑个人的封建礼教，和日益膨胀的人欲之间进行一些折中、调和。进行劝诫，便成为话本、拟话本艺术构思的一大特点。劝善惩恶以什么为标准呢？主要是儒家的道德原则和人格理想。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说："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显，常人不多见。则相与惊而道之，闻者或悲或败，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劝善惩恶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获得启示，趋善避恶。原来是要给市民被利欲冲昏的头泼一瓢冷水，使他们冷静下来，反省愈规逆行之举，重拾理念的准则。欲教于乐是最有效的教化，客观上消弭了社会的动荡因素。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便是社会"安全阀"的作用。让我们看看作者所遵循的教化原则是什么？又有那些是对新观念的整合，哪些是沿袭陈腐的说教。
(1)仁和亲孝，不情之情
儒家关于人与人之间应当遵循的道德关系和行为规范是儒家重要的构成内容。朱熹注曰："这是'人之大伦'。"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儒家的铁则，又如"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把"亲"、"义"、"别"、"序"、"信"分别作为处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关系伦道道德准则。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类似的说教在"三言"、"二拍"中大量存在，尤以"二拍"为甚。如《二刻拍案惊奇·行孝子到底不简尸，殉节妇留待双出柩》、第三十二卷《张福娘一心贞守，朱天锡万里符名》，就是集中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作品。前者表彰"孝子节妇"，写一个孝子的父亲被人打死，他为了不简父尸，不经官而自己复仇。复仇后又宁愿自己受刑身死；而他的妻子则矢志从夫，早就对他表明心迹："君能为孝子，妾亦能为节妇。"果然，丈夫死后她不肯先行埋葬，直待三年后把孩子哺成，自己才以身殉夫，和丈夫双双出柩。后者"夫妇有别"，写张福娘被一公子先娶为妾，后公子要娶正妻，但丈人必先要遣妾，然后才同意成亲。这时张福娘也逆来顺受，对丈夫只是说："妾乃是贱辈，唯君家张主。君家既要遣去，岂可强住，以阻大娘之来？"她被遣后不久就生下一个儿子，接着丈夫又病死，但她"甘贫守节，誓不嫁人。随你父母乡里，百般说谕，并不改心。"最后终于教子成名，母以子贵，这两篇作品都渗透了浓厚的封建说教，主为奴纲。《醒世恒言·徐老仆义愤成家》叙述唐代萧颖士的仆人杜亮，宁肯被性子暴躁的主人打死，亦不肯离开主人。作者赞扬他"恋才爱主，千古奇人"，但他对主人表现出来的"情"，殊不可解。冯梦龙亲自创作的《老门生三世报恩》又是一例。老秀才鲜于同在乡试前的预考、乡试和会试中，都是青年进士蒯遇时无意将近他取中。鲜于同后来明明知道蒯遇时不是有意提拔他，而是对他采取嘲谑的态度，但仍然是一再竭诚报恩。朋友有信。许多作品写了这种不情之情。《古今小说·范巨卿鸡黍生死交》写范式因忙于商贾，忘记了友人张劭的鸡黍之约，至期始觉，乃自刎，以使鬼魂如期赶到张家。张劭得知范式已死后，星夜到范式家乡吊祭，亦自刎而死，求葬于范式之侧。赞颂朋友之情，篇中张劭说："人禀天地而生，天地有五行，人则有五常，唯信非同小可。对人云：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巨卿既已为信而死，吾安可不信而不去哉！。"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种"死生虽隔情何限"是不合情理的。此种不情之情实质是按照封建伦理道德的要求所采取的一种理性的行动，而不是在特定情境中所必然产生的真实感情。
(2)烈女殉夫，生死不弃
"三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表现男女之情的作品。在爱情观、婚姻观上有许多呼唤民主平等的新意识。但是在呼唤民主的同时，小说家又担心妇女解放的太出格了。不时的要跳出来，为妇德张目。这些故事表达男女之情时大都把"主动权"交到女子的手上。《警世通言·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的宋金，因生重病被撑船的岳父母抛弃在江边的荒山上。妻子宜春得知后，一把扯住母亲，哭天哭地叫道："还我宋郎来！"并斥责爹爹"不仁不义，伤天害理"。父母劝其改嫁，宜春以死自誓。亲自登上荒山寻找丈夫，逼父母书写招帖，遍处张贴。三月之后，推测丈夫已死，宜春便穿起重孝，"朝哭五更，夜哭黄昏"，一直过了三年，直到宋金寻到船上时，还看到宜春身着重孝。而宋金富贵之后，不忘旧妻，千方百计找到岳父母的船，很有情义。
《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也是表现男女之情的重要作品。该作叙述王景隆与北京名妓玉堂春（苏三）私订终身。王生万金散尽被鸨母赶出家门，苏三受尽鞭楚之苦拒不接客。后来，苏三被卖给山西商人沈洪，带到山西，亦誓不受辱。沈洪妻子要药死沈洪、苏三，不想单单药死了沈洪，苏三被沈妻诬陷，下在洪洞狱中。王景隆中了进士，做了官，到京寻访苏三消息，又乘到山西做官的机会，微服私访，救出了苏三，夫妻终于团圆。
作者刻意塑造的烈女贤妇，品行太完美了，难免缺乏令人信服的基础。如《醒世恒言·陈多寿生死夫妻》写朱家女儿多福与陈家儿子多寿九岁订亲，陈多寿十五岁时，遍身生癞，不人不鬼。他多次主动提出退婚，而多福竟以悬梁自尽表示不愿改字他人。多福嫁到陈家后，多寿为不连累妻子，饮毒酒自杀，多福发现后亦饮毒酒。作者赞扬说："相爱相怜相殉死，千金难买两同心。"二人虽同心有情，但实在看不出感情何以生发。
无论是"三言"、"两拍"，它们实际上都是一个矛盾体。同样的冯梦龙、凌〓初，既发表抨击男女不平等的激烈言论，又自相矛盾地要求妇女就范。其中既有着新的、进步的东西--这是主要的；同时又存在着旧的、落后的成份--这虽然是次要的，但也是不能忽视的。这一切正反映了它们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的产物，必不可免地要烙上新旧思想交杂的时代印记。
(3)劝人为善，劝人惩恶
儒释道教义都劝人为善，可见这是宗教观念的渗透。《喻世明言·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写穷秀才莫稽入赘到团头（乞丐头儿）家里，靠妻子金玉奴的帮助，会试及第。莫稽做官之后，却怕这门亲事"被人传作话柄"，居然把妻子推到河里。淮西转运使将金玉奴救起，认作女儿，并有意配给他的下属莫稽为妻。志得意满的莫稽跨进新房的时候，被一顿棒打，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这篇小说申张着一种下层人民的道德：即使妻子出身微贱的团头之家，也不能薄鄙她，负情于她。
《警世通言·王娇鸾百年常恨》叙述周廷章追求王娇鸾的时候，指天发誓，"口中咒愿如流而出"，但一旦分别，就乖乖地听从父亲的意志，"慕财贪色，遂忘前盟"，和魏氏女结了婚，"如鱼似水，竟不知王娇鸾为何人矣"。二十一岁的王娇鸾在绝望之余，悬梁自尽。吴江大尹得知此事后，痛骂周廷章的负情，给予一顿乱棒，说："用乱棒打死你，以为薄幸男子之戒"，"顷刻之间，化为肉酱，满城人无人不称快"。这一情节结局表现了作者对负情者的憎恶和鞭笞。
作者所教导人们的是什么？《警世通言·三现身包龙图断案》结尾说："寄声暗室亏心者，莫道天公鉴不清"，宣扬不要做亏心事。《警世通言·陈可常端阳仙化》结尾也说："从来天道岂痴聋，好丑难逃久照中。说也劝人归善道，算来修德积阴功。"翻来覆去言之灼灼都是一句话：好人坏人，日久自见。泾渭分明地规劝人们修德行、做善事、积阴功等等。
(4)轮回报应，不亏行止
因果报应观念是佛教教义的支架之一，与道教也有密切关联。如何诠释因果报应？因就是因缘。因缘生万法，是佛法中的重要义理。因是原因，即事物产生的内部规律；缘指事物变化的外部条件；果报就是变化的结局。《醒世恒言·吴衙内邻舟赴约》"头回"叙述南宋时期江州秀才潘遇到临安会试，本来其父潘朗梦见潘遇中了状元，店主人也梦见土地公公告知今科状元姓潘，明日午间到此。但因潘遇见店主人女儿美貌无比，私自勾引，亏了行止，状元遂被别人得去，一生郁郁而终。"不亏行止"的主张有着合理的因素，但在冯梦龙"不亏行止"的前提下绝不是否定个人私欲。同一篇"正话"叙述长沙通判吴度升任扬州府尹，携子吴彦之任，船泊瓜州，遇新任荆州司户贺章，两船相傍而泊。吴彦与贺章之女秀娥秀娥一见倾心，秀娥遂约吴彦深夜到她船舱私会。天未明，两船俱发，吴不得归，白天匿于小姐床下。后来其母听见床下鼾声，事乃败露。贺章夫妇到了武昌时，便差一仆人将吴衙内送走，并寄书吴父使遣媒求婚。吴彦、秀娥私通。按照传统观念，此乃伤风败俗之事，但作者赞扬他们"少男少女，情色相当"，并议论说："若是五百年合为夫妇，月下老赤绳系足，不论幽期明配，总是前缘判定，不亏行止。他肯定少男少女情欲的合理性。
在《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中，月明和尚回答柳翠问因果时就有这样一段话："前为因，后为果；作者为因，受者为果。假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是因，得是果。不因种下，怎得收成？好因得好果，恶因得恶果。所以说，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什么是因果？小说中通常概括为如下的偈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或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在印证善报的作品《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施复拾银不昧，还与失主朱恩。后来施复与村人乘舟过湖买桑叶，不意次日风雨大作，同舟人皆遇难丧生，施复却偶遇朱恩留住而得救；后来施恩复家业日旺。在印证恶报的《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中，柳府尹设计命歌妓红莲破坏玉通禅师色戒；玉通禅师转世为柳府尹之女柳翠，堕为娼妓，败坏柳府尹家门风。看来是善行必获好报；恶行必获严惩，这是没有疑义的。
(5)累世苦修，功满升天
宗教是最大的麻醉剂，它"点化"世人把合理的生活欲求寄托在来世。它严格限制神职人员的生活需要，鼓吹以苦修求得功德圆满。这在崇佛崇道的明末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清平山堂话本·玉通禅师私红莲记》不无讽刺地写道：临安府水月寺住持玉通禅师相传为古佛出世，修行已经五十二年，眼看就要修成正果，却被一个收养的女孩一番哄骗"差讹了念头，邪心遂起"，破了色戒。写出了清规戒律抵挡不住人的生机勃勃的本能。《醒世恒言·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不幸命运。宋徽宗后宫的普通妃嫔韩云翘，因不堪忍受禁闭式的生活，在明媚的春光里奄奄成病。只一偶然的机会，她见到了木雕泥塑的二郎神，竟生出一段爱慕之情。结果，让庙里的神职人员孙神通钻了空子，上当受骗。作者以理性谴责孙神通、韩云翘："但存夫子三分理，不犯宵河六尺条，自古奸淫应横死，神通纵有不相饶。"结果剐了孙神通，赶走了韩云翘。这是反面的例子。
还有正面的榜样。《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归极乐》的梁武帝原是千佛寺天井里一条白颈曲蟮，听经三载，讨得人身，生于范家。他舍身于寺院做火工，念诵修行，坐化以后，又托生黄家。成人后与其妻童小姐只是看经念佛，参禅打作，夫妻双坐化后，分别托生萧衍和支家为高僧道林。萧衍为梁主后，每时持斋念佛；因梦游地府，知正官郗后死变大蟒蛇，又见一伙无主孤魂，久滞地狱；萧衍设《梁皇忏》为郗后忏悔恶业；又设盂兰盆大斋起救一切罪业，以致百万狱囚得赦，地狱为之一空……，最后功行已满，往西天极乐去了。写梁武帝苦练修成正果，许多书中有载，宣传的都是累世苦修、功满升天的崇佛炼道的迷信。
(6)慎言慎行，屈辱为上
市民阶层经济上政治上都很软弱，他们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也受官府的盘剥，稍有不慎，便会倾家荡产。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生活，以求在封建统治重压的缝隙中，维持自己的生计，并求得些微发展。他们听说书，不仅是为了娱乐，也是为了从别人的命运遭际中，吸取人生的经验、人生哲学。
《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即宋元话本《错斩崔宁》的开头说："这回书，单说一个官人，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遂至杀身破家，陷了几条性命。"结尾说："善恶无分总丧躯，只因戏言酿成殃危。劝君出言须诚实，口舌从来是祸基。"故事讲小市民刘贵向丈人借了十五贯钱，因酒醉骗小妾陈二姐说把她卖了。就在小妾逃走的夜晚刘贵被贼所杀害。恰巧陈二姐逃跑时与伙计崔宁同行，崔宁身上恰又带了十五贯生意本钱。于是崔宁与陈二姐均受累被冤判。刘贵的一句戏言导致了自己被杀、连累二人致死，把"口舌从来是祸基"的人生经验表现得鲜明、突出。"寄声暗室亏心者，莫道天公鉴不清。"这就是本文所要标榜的劝诫主题，借刘贵的故事所宣扬的正是市民慎言慎行的人生经验和处世之道。
市民人生哲学的核心是安分守己，，屈辱退让。高尔基说"小市民心灵的特点之一就是奴隶性，是对权威的奴性崇拜。"（《谈谈小市民习气》）本篇表现出来的对达官贵人的迷信、仰视、艳美、趋奉，显然并不是作者个人的人生态度，而是市民阶层普遍的情趣和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