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血滴子"形象略考
——从雍正的特务机关和告密制度谈起
清末民初，中国民众好谈宫闱秘闻，即便识字不多的市民也能读懂的通俗小说，自然成了"讲新话"的最佳载体。在清代十三朝中，雍正是一位施行恐怖、苛严政治的强权统治者，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世人眼里，这位皇帝夺位前老谋深算，即位后冷酷无情。他屡行大狱文网森严，广布耳目，令人谈虎色变……。凡此种种都为他的统治蒙上了一层诡秘的色彩。当时的小说以雍正轶事做为谈资的有胡蕴玉《胤外传》、孙剑秋《吕四娘演义》、紫萼《梵天庐丛录》、和蔡东藩《清史演义》、燕北老人《满清十三朝宫闱秘闻》等等。这些小说言称借史实演绎成篇，其实都是择采民间传说，进行艺术加工而成。其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艺术形象："血滴子"。"血滴子"最早究竟出自何处，不可确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类似的艺术构思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借古讽今的作用。然而，历史总是有其客观性的，雍正到底是一个好皇帝，抑或是一个坏皇帝；他的强权政治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还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必须从史实中去加以考察、认定。"血滴子"的形象特征是诡秘、残暴、人治加铁腕，艺术原形是雍正朝的特务组织和密折制度。那么，"血滴子"与特务政治的真相是什么？笔者不揣简陋拟加以正之：
(1)关于"血滴子"和粘杆处
小说是有事实的"影子"。在文人笔下雍正被刻画成精谙武艺、神通广大的阴谋家，他的手下豢养了一批技艺绝伦的侠客力士，操持着一种名曰"血滴子"的杀人利器，能取敌人的首级于千里之外。同时，"血滴子"也是秘密杀手的代称。据传，雍正的八弟"阿其那"（允祀）、九弟"塞思黑"（允）都是为"血滴子"所杀。显然，此类荒诞不经的描写不能作为信史。然而，雍正确实是以处于弱势的政治力量在夺储斗争中取胜的。他能登上宝座，除了本人工于心计和有一套政治手腕外，还得力于他有一个训练有素的情报组织。这个组织便是"粘杆处"。
顾名思义，"粘杆处"是一个专事粘蝉捉蜻蜒、钓鱼的服务组织。雍正还是皇子时，位于北京城东北新桥附近的府邸内院长有一些高大的树木，每逢盛夏初秋，繁茂枝叶中有鸣蝉聒噪，喜静畏暑的胤便命门客家丁操杆捕蝉。康熙四十八年，胤从"多罗贝勒"被晋升为"和硕雍亲王"，其时康熙众多皇子间的角逐也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胤表面上与世无争，暗地里却制定纲领，加紧了争储的步伐。他招募江湖武功高手，训练家丁队伍，这支队伍的任务是四处刺探情报，帮助胤铲除异己。
雍正登上皇位后，为了巩固专制统治，也为了酬谢党羽，在内务府之下设立了"粘杆处"机关。"粘杆处"的头子名"粘杆侍卫"，是由有功勋的大特务担任的。他们大多是雍正藩邸旧人，官居高位，权势很大。粘杆处的一般成员名"粘杆拜唐阿"统称"粘杆拜唐"，由小特务充任。他们都是内务府包衣人，属未入流，薪水不高，但每天跟随雍正左右，炙手可热。
可见"粘杆处"表面上是伺候皇室玩耍的服务机关，实则是一个特务组织。小说中所谓的"血滴子"大约指的就是粘杆处的这些人。不难推想，雍正是把政敌比作鱼、蝉、蜻蜒一样的小动物来撒网捕捉、加以控制的。
"粘杆处"虽属内务府系统，总部却设在雍亲王府。雍正三年，胤〓降旨雍亲王府改为雍和宫，定为"龙潜禁地"。但奇怪的是改制后的行宫并未改覆黄色琉璃瓦，殿顶仍覆绿色琉璃瓦，有人认为：雍和宫虽为皇帝行宫，曾经有一条专供特务人员秘密来往的通道。但是，今天的雍和宫其实是一个森严的特务衙署，为了不致秘密外泄，才改府为宫。还有一种传说：在雍和宫已找不到任何地下通道的痕迹了，很可能雍正的儿子乾隆为了消除其父留下的不良遗迹，改雍和宫为喇嘛庙时，已加以彻底翻修，将之平毁无痕。
"粘杆处"在紫禁城内还设一个分部，御花园堆秀山"御景亭"是他们值班观望的岗亭。山下门洞前摆着四条黑漆大板凳，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四名"粘杆卫士"和四名"粘杆拜唐"坐在上面。雍正交办的任务，由值班人员迅速送往雍和宫，再由雍和宫总部发布命令派人办理。雍正去世后，乾隆皇帝继续利用"粘杆处"控制京内外和外省大臣的活动，直到乾隆死后，"粘杆处"的特务活动才逐渐废弛。
(2)别出心裁的密折制度
告密，为君子所不耻，因为这是不正当的手段。可是在雍正麾下互相告密却是官员的常课，被视作为本职工作的一部分。雍正二年，封疆大吏渐闽总督觉罗保、山西巡抚诺珉、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云南巡抚扬名时突然遭到皇帝严厉的斥责，紧接着宣布停止他们给皇帝上奏的权利。作为一个封建官僚，除了降罪撤职，再也没有什么比被剥夺其参政言事的权利更为严重了。为何事得罪？可以参见雍正七年胤给鄂尔泰的侄子鄂昌的一段批示："密之一字，最紧要，不可令一人知，即汝叔鄂尔泰不必令知。"原来，觉罗保们是因为向外人透露给皇帝奏章的内容被惩罚的。这种不得让第三者知道的奏章，不是题本、奏本，而是雍正朝的一种特殊的文书制度--奏折。
古代臣对君的报告名目繁多，常用的有章、表、议、疏、启、书、记、札子、封事等。清代沿袭前明制度，用题本和奏本两种形式。题本是较正式的报告，由通政司转送内阁申请拟旨，再呈送皇帝，手续繁复，又易泄密。奏本不用印，手续较简，但也要做公文旅行，毫无机密可言。奏折的要旨就在一个"密"字，它由皇上亲拆亲行，任何第三者都无权拆看，有很强的保密性。因此，雍正登基的第十四天，便下了一道收缴前朝密折的谕旨，使密折逐步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文书制度。在雍正钦定的规章里，从缮折、装匣、传递、批阅、发回本人，再缴进宫中，都有一定的程序，不允许紊乱。按照密折的内容，分别规定用素纸、黄纸、黄绫面纸、白绫面纸四种缮写，并使用统一规格的封套。密折须本人亲笔，臣工缮写完后，加以封套、固封，装入特制的折匣，用宫廷锁匠特制的铜锁锁住，坊间锁匠配制的钥匙是绝对打不开密折匣的。密折派专人送达。
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特权更是一种荣誉。现存最早的奏折是康熙三十二年的奏折。当时有资格上奏的只是由中央派到地方上的常设官员，他们大多是皇帝家臣。如江宁、苏州织造什么的。终康熙一朝密奏者只有百余人。而雍正朝却多达一千一百多名，逐步扩大到各省督抚、藩、臬、提、镇等。何等官职才有资格密奏，谁也说不清。与其说依品级，不如说视与皇帝的关系而定。到了雍正后期，甚至连知府、同知副将等一些微职也可特许准奏。
上密折是特权，有权力就有义务，臣子们在洋洋得意于自己恩宠的同时，不知不觉中把前程也付之于这一奏折了。奏折的内容千殊万别，上自军国重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雍正朝的密折不但用来陈事，还用来荐人。于官员的登用、陟黜极为留意，他曾一再透露："朕惟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雍正考察地方的吏治，着重点是对地方的官吏的检查。他给官员授权，允许越境奏事；可以越级监视，上下牵制，这种方法使雍正了解了很多的情况。诸如地方政事的好坏，官员中谁认真负责，谁搪塞敷衍。也使为官者人人震慑，不敢轻蹈法网。但是，雍正很讲究体制，他不允许下级超越职权。他一再告诫臣子："今许汝密折奏事，切毋籍此挟制上司，而失属官之体。"
密折作为君臣间的私人通讯，可以无话不谈；臣下献议，皇帝先睹为快，可以通达下情，直接批上自己的意见；国家有所兴荣，臣下有不同看法，也可以婉转谏劝。奏折制只是一种文书制度。它虽是无形的，但比之某个官衙的设置所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一般的衙门的兴废。杨启樵先生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认为：密折制是雍正推行专制政治的有效手段。之一，皇帝可以直接处理庶务，强化其权利；之二，有效地控制了官员，使他们互相牵制，效忠于皇上。密折制度牵涉到君臣间的权力的分配，是官僚政治的重大改革。
(3)情报网的由来
在雍正朝每一个具有奏折资格的人都有权向皇帝密告自己的同僚、下级甚至上司；同时在他监视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置于别人的监视中。雍正并不忌讳谈到告密，他标榜自己"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从现存的资料分析得知，他的耳目触角遍及全国各地。有以奏折制度为依托的明线，又有由特工所织成的若干暗线。一切都是无形的却又很制度化。其情报网组织的人员，一为科道言官和写奏折的官员；二为雍正所培养的一批御前侍卫；三为通过各种渠道推荐给各省督抚的书记、长随等。
探究雍正情报网的设立，起因有三端：一是政体上的原因。清代以族国立制，皇帝是臣子的最高主子。家臣效忠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官员以取得与皇帝进行私人通信的资格为荣。二是受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迫，这是直接的原因。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在雍正初年的延续，造成了雍正了解民间动向的迫切性，也增加了他严格控制官僚们思想行为的自觉性。三可说是集权的需要，这是最本质的原因。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君主专政时代，人君深居九重，与外界隔阂，政事则委诸大臣，但又恐所托非人，为非作歹，贻误苍生，甚或生觊觎之心，危及江山，因此不得不广布耳目，以周知庶务，通达下情。"按照他的观点，高高在上的皇帝并非高枕无忧。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都有一种危机感，生怕臣子不忠，生怕佞臣篡权，对每一点星星之火都要防微杜渐，随时扑灭，以免失去控制，形成燎原之势。历代的特务机关都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诸如"诏狱"、"大谁何"、"丽竟门"、"不良人"、"侍卫司狱"、"内军巡院"等。最有名的当推明代的"厂卫"，其荼毒臣民的残酷和恐怖令人谈虎色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公开的任用特务，不得人心，且目标太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下情不能不周知，耳目不能没有。有此殷鉴，雍正所建立的情报网才有更多的创意。
雍正情报网监控的主要对象是臣子。雍正以为用人得宜则地方获治，此乃敷政宁人的根本。所在，他有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对官员要不时体访，防其改节。他的用人政策有三个要旨：广采舆论、时加访察和乾纲独断。以广东省的官箴为例，略见一斑。广州提督王绍绪系宠臣鄂尔泰所荐，雍正也曾予以"明敏稳妥"的考语，但他疑惑王绍绪"偏于养柔，恐不能克胜现任"，因此命广州将军石礼哈"留心探听，便中据实奏闻"。石礼哈对王绍绪不错，说他："念念不忘圣恩，志洁行清，勤于办事"。雍正仍不放心，再向两广总督孔毓、署理广东巡抚傅泰调查，直到再一次证实王绍绪操守极好，这才罢休。为了一名提督的任用，他不惜劳动众人。又如傅泰，不但监视王绍绪，还访察过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广东按察使娄俨。照此说傅泰所得的宠信应该是很高的，但是，傅泰又何尝不受他人监视？从《朱批谕旨》可知，王士俊和广东总督郝玉麟都负有密报傅泰行止的使命。由此，一省大小官员均在互相监督之中。将军和总督可以密报提督、巡抚；提督、巡抚对总督，也要按皇帝的要求提供所需要的情报。章学诚在研究《朱批谕旨》时说："彼时以督抚之威严，至不能弹一执法县令、詈误之吏，但使操持可信，大吏虽欲挤之死，而皇览能烛其微。愚尝读《朱批谕旨》，而叹当时清节孤直之臣遭逢如此，虽使感激杀身，亦不足为报也。"所叹正是封建政治尊卑统属，督察参劾均有定制，而雍正却随心所欲地混乱上下次序。一方面皇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巩固，另一方面臣子们却处在被愚弄的境地中。
雍正的耳目还有一类是发往督抚处试用后补的侍卫，如雍正曾派遣十个御前侍卫到川陕总督年羹尧处学习军事。这些侍卫赋有了解该地官民情况的职责，同时身负监视封疆大吏行止的密务，应该随时随地向皇帝密报年羹尧的表现。不曾料他们被年羹尧恩威并重收买下来，给雍正的密折中充满了对年羹尧肉麻的吹捧。做皇帝的得不到任何真实情况，非常恼火。当年羹尧获罪时，他在给侍卫的朱批中连斥"卑鄙"令他们不必再回京。
在文人笔记和小说中，有许多对密访人员的记载和描写。有些情况因资料本身语焉不详已弄不清楚了，但有一批人在为雍正干密访的勾当则是千真万确的。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述及：官僚王云锦元旦在家里与亲朋好友打叶子牌，不知怎么丢了一张。第二天上朝，雍正询问他新年假期做了些什么。他从实回奏，雍正点头称是，说他细事不欺君，不愧为状元郎，随手从袖中把那张丢失的叶子牌掏了出来。王云锦惊骇有加五体投地。这样的说法近乎演义，不实的成分很多，但是雍正用耳目以获取真实情况却是事实。
有一利必有一弊。雍正要求亲信和非亲信、了解或不甚了解的官员都互相监督。文员武弁、上下级之间、中央派员和地方官员交互进行。文武不同途，这样互察已出了正常的范围。上级监督下级，本是应有职责；但密访密奏，不是正常考核。特别是下级汇报上级、属员汇报主官更是极不正常。这种不正常的手段必然会招致朝臣们的非议。雍正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原监察御史谢世济和伯爵钦拜就大声疾呼取消密折制，他们声泪俱下历数密报的弊端："小人多以此说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他们在《论开言路之疏》中提出："欲收开言路之利，且先除开言路之弊。"尽管，新一代君主乾隆对于他们的发难不以为然，继续把密折当作法宝相袭相沿。然而，这位新皇帝对于那种训练特务、派遣耳目的手段也感到过于凶残了。为了替父亲重塑形象，掩盖其败政；更为了给自己留下好的口碑，从此他再没有大张旗鼓地强调要强化情报网、并重用那些专事密报的耳目。
二、 妇女论
6、网未破、鱼先死
——析《兰花梦奇传》人物的悲剧色彩
中国人和欧洲人关于悲剧的心理发生大相径庭，西方人注重感情的浓烈渲泻，敢于直面血与火的思考，而"哀而不伤"的中国人却善于把惨痛的场面演变为皆大欢喜的结局。《兰花梦奇传》就是一个装在大团圆套子里的中国悲剧。
《兰花梦奇传》成书于咸丰、光绪年间，作者吟梅山人有幸步随文学巨著《红楼梦》清晰的辙印、汲取英雄、神魔、公案、人情以及才子佳人、狭邪等各种小说流派的泉水，以倾吐蓄积在自己胸中的时代风云。在那个连慈禧太后也只能垂帘听政的对妇女歧视摧残的封建末世，铁板一般的坚冰下正蕴动着民主思想的潜流，有识之士纷纷口诛笔伐，向腐败社会的各种痈疽开战。有感于妇女千百年来所遭受的不平待遇，吟梅山人向人们诉说了一个功盖须眉却死于丈夫淫威的妇女--松宝珠的不幸遭遇。
与晚清那些讥评、谴责社会弊病，启蒙愚昧、呼唤新思想，揭露黑幕的作品相比，《兰花梦奇传》显得不太入流。作者当为饱学而失志的文人。他推崇科举，显然深受儒家仁义道德的陶冶，这是他的局限。对于松宝珠所受到的封建礼法的迫害，他既厉声谴责，又为之开脱；他赞赏宝珠的美貌，又怜惜她的薄命；首肯她的才智，又忧心她的出众；推崇她的功业，又断言必妨害儿女之情，他用轮回报应、寿数在天的迷信抹杀了宝珠的冤情；用热闹非凡的追荐掩盖了宝珠的哭声；把宝珠留下的空位让给丫环紫云，以填补宝珠去世带给夫家的损失。这样，他就在饱蘸着极盛极衰、至尊至卑、大喜大悲感情的笔锋上涂抹了一层复色，把这浓烈的感情纳入到中国文学"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轨道上去了。由此，与其说《兰花梦奇传》是欧洲戏剧概念中的"悲剧"，不如称其为"正剧"更恰当。
然而，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俯视历史的广角上，不会去苛求生活在封建长夜里的小说家，也不会幼稚地认为纸上的大快人心就是世间的美满无憾。《兰花梦奇传》对松宝珠的形象成功塑造足以拂去"团圆"之"迷信"之类的尘埃。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得出结论：《兰花梦奇传》是一部符合中国人欣赏习惯的悲剧。在思想性方面，它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在艺术形式上，对妇女问题的表现翻出了旧制；描写亦颇生动，有催人泪下的感人力量。
(1)天下第一奇女子
用"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破了给人看"这句来概括《兰花梦奇传》的思想艺术特点再合适没有了。书中主人公松宝珠年幼才高，文赛崇嘏，武胜木兰，十五岁中进士，点探花，十六岁升左副都御史，数破奇案，十七岁挂帅出征，十八岁平定南疆，建立赫赫功名，并且品貌端正，隐忍大度，是一个"亘古今无可匹者"的完美的中国妇女的典型形象，在她身上，作者寄予了自己的审美理想。
"山川灵秀唯女子独钟"。《兰花梦奇传》开篇第一回就借贾宝玉的话："男人是泥作成的，女子是水作成的。"透露出为女子树碑立传的宗旨。这个女子不以节妇烈妇称世，而是与男子驾并驱的巾帼英雄。和《红楼梦》一样，《兰花梦奇传》写的是封建贵族大家庭的生活。在松、许、李三家中，宝珠的父亲松仲康是个内阁学士，松家七代簪缨，家财千万；公公许月庵和舅舅李荣书亦是朝臣显宦。这些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家显贵们是大清朝天下的顶梁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代表家族希望的男子汉们又具有怎样才品呢？宝珠的父亲为自己一时的虚荣，便葬送了女儿的青春；丈夫许文卿自视才高，却心胸狭隘、性情暴唳；弟弟松筠未及成年就学会了"花街柳巷"；公公许月庵则是个糊涂已极的书呆子……最使人厌恶的是宰相的儿子刘浩，这个地道的流氓无赖专会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怪乎烟波散人在《兰花梦奇传》序中叹曰："窃怪叔季之世，须眉所为，不啻巾帼，傥亦小人道长，君子道消，阴阳颠倒，有如是耶！"吟梅山人把"英雄"的桂冠带在一个女孩子头上，不但赋予她历史优秀妇女的崇高品德，而且还把多数只有男子才具备的才智、胆略和功业集中在她身上，足以使那些自视非凡，实则平庸拙劣、品格卑微的男人们瞠目结舌，自惭形秽。
"情即是幻，幻即是情"。作品借塑造完美的妇女形象以及美好形象的厄运来揭露封建末世的不可与之谋，表达了作者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精神。"传奇者贵幻"。在创作方法上，吟梅山人又是浪漫主义的。他直接承继中国小说虚实相间，真幻互出的传统，模仿"红楼梦"写了一个人间的"梦"，寓言于其间。宝珠有一异人之处，每到夏日，身上便溢出奇香，后经道士松鹤山人点破，才知她原是兰花仙子，花仙临凡，要在人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作者在"梦"境里描绘的是自己理想的春天。"春天"系于一个"情"字，即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声明的，这部书"大旨谈情"的"情"。这个"情"比情感，爱情有更深广的涵意，应该是指作者所赞同的个性解放和社会平等。但"梦"毕竟是空的，在梦里作者把"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冲突归结为"弱草轻尘真是幻……始信浮生一梦中"。表达了作者心头深深的失落感。
"极骇人之事""极近人之笔"。文能治国，武能略疆的松宝珠，在显赫的外表下有一颗柔弱的心。作者没有一味写她的风云气，而自始至尽都在铺垫她的儿女性。她的春困不亚于杜丽娘；她的不自主超过了崔莺莺；她的忧愁和眼泪可与林黛玉比肩；她在婆家的非人生活远甚于刘兰芝。这使她的形象十分真实可信。尤其是前五十回写宝珠的闺阁生活，通过裹脚、伤春、染病、思家、赐婚等情节表达了妇女深切的痛苦。从男扮女装的第一天起，她就常在月下灯前暗自落泪。她忧心自己莫测的前程，为此背着父母偷偷裹了脚。小脚不堪远行，这又给她与男性同事共行带来了难言的苦楚。在平定南疆的征战中，她积寒积暑，"淘空了心血"，患上了妇女病。第三十四回中她叹息道："人看我虽然安富尊荣，不知我的命最苦恼不过，自从十四岁去了父亲，把我矫揉造作，弄得我欲罢不能，几年内不知受了多少风波"。别人家十七岁的少女也许还没有出过闺门，而她已经统帅万军，远戍边陲。每当想家，不禁耍起女儿娇嗔的性子来："什么国家大事，也不能捆在我这个小女孩子身上，我要不管，就不管了，谁敢奈何我。"父亲逼她洗去铅华，家绍书香；母亲亦不赞同她易取冠而钗；姐姐用严格的家法来禁锢她的情感；许文卿发现她是女扮男装，即用挟持的手段逼她许婚；皇帝则把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推上了国家安危的风口浪尖。其中的尴尬非男子，也非女子所能兼而体味。终于，超负荷的苦恼和不幸汇成一股激流冲垮了她生命的大堤。这是作者写得十他成功之处。非对妇女有深切同情和了解者不能为之。
(2)在更高层次上的落笔
《兰花梦奇传》带有明显的"反夫权"、"争女权"的倾向。比起以往写妇女问题的小说，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封建社会的妇女所受压迫太深，不得不为作人的起码权利--自由恋爱、自主婚姻而前后仆继地奋斗。在文学史上因而演出了《牡丹亭》、《西厢记》、《杜十娘》、《白蛇传》、《红楼梦》等斗争史话。于是墙头马上，逾门钻穴，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故事层出不穷。"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似乎成了妇女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然而，有情人终成了眷属后，妇女的幸福就有了可靠保障吗？《兰花梦奇传》提出了疑问：
即使爱情婚姻能够自主。松、许、李三大家族，儿女们互为婚姻，离不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唯独宝珠有与男子自由交往的便利。她与许文卿是同年，又是同事，互相属意，酿成婚姻。双方才貌相当，门户相对，既不存在地位的潜越，也没有来自第三者的障碍。象她这样位居于上层的妇女，婚后生活尚且不幸，一般妇女的情形便可想见了。宝珠的婚姻悲剧说明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妇女除了和男子一样要受到政权、神权、族权的压迫外，还要受夫权的统治。封建的一整套制度不改变，就没有妇女的幸福可言。
即使宝珠没有夭折。宝珠和姐姐宝林原是一对花神，寿数天定，是不会生育的。宝珠自从还其女儿身后，克勤克俭，以全妇道。嫁到夫家，尚在新婚燕尔，她就逆来顺受，曲意奉承，而丈夫许文卿却时时在耍威风，口口声声斥责她："竟忘却自己是个女人了"，试想，如果今后宝珠不能为夫家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她最终定将遭到丈夫的厌弃。即使宝珠嫁给了皇帝。宝珠曾感叹自己："当日拿错了主意，只说故人情重，堪托终身，谁知好事未谐，初心已变。"随着对做一个女人的滋味体会的加深，她越来越为自己的终身颤栗、痛苦。当朝皇帝曾对她十分眷注，屡次写诗赠词表白心迹。他封她为升平公主，并让其全家共亨尊荣，赐婚时他对宝珠的公公千叮咛万嘱咐："你这个媳妇，朕所钟爱，你须青目视之，如有凌虐之情，以违旨论。"皇帝为什么对宝珠格外垂青？第五十回中写道：皇帝见宝珠换了女装，容貌娇柔，旷世无双，心中十分爱慕。亲自为她点宫砂试清白。皇帝看中了她的美貌和贞节。当她跪在殿前，表白自己心愿"循迹空门，长斋绣佛"的心愿时，皇上心里想的却是："只恨她为捷足者先夺去，不然倒是自己的一桩好事。"这样的好事如果成就，宝珠开始了以色事君的后妃生涯，又能有几时好呢？
即使不隐去女儿真貌。宝珠从女人到"男人"，又从"男人"到女人，经历了几番曲折。唯其女扮男装才为她才干的发挥启开一扇方便之门。尽管这样，她超凡脱俗的容貌仍然招致了许多祸灾。色狼一般的刘浩首先在她身上嗅出了女性的气味。四次设下圈套，妄图调戏霸占她，幸亏宝珠足智多谋，狠狠惩罚了这个花花公子。但是，恶势力是不肯轻易放过她的，中伤她的谣言又满城沸扬。许文卿闻讯，立刻穷追不舍，迫她允婚。试问：如果宝珠不隐去女儿身份，别说施报负，做一番事业，恐怕早成了公子王孙们枪口下的猎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