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寄希望于当政者贤明，以求实现进步的生活理想。
表现了创造新生活的觉悟与安于旧秩序的麻木之间的矛盾宋人话本《碾玉观音》诉说得是一对男女青年为摆脱奴役、争取自由和封建强权发生冲突的故事。养娘璩秀秀本是市井劳动女子，工于刺绣。只因做裱褙匠的父母"家寒"，哪讨钱来嫁人"，决定了她"只有献与官员府第"当奴婢的命运。在大官僚咸安郡王府里，她爱上了碾玉匠崔宁，并双双逃走，在自家门口挂着"行在崔待诏碾玉生活来"的招牌，过起自由的、独立的经营的个体生产的生活来。她追求的理想是经济独立、婚姻自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本来，咸安郡王已有过等到卖身期满就把她嫁给崔宁的许诺，而她却不肯驯顺地坐等封建统治者的"恩准"，害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当逃奴。这反映了她对封建人身占有制的不满，对封建统治者的不信任。尽管这一对青年触犯了统治者的尊严，遭到一再讨代，最后只有到另一个世界去做鬼夫妻，但是，他们创造新生活的主动性，却透露出市民阶层要求民主权利的强烈愿望。《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写的是上层市民大工场主汪信之的"事迹"。作者意在反映汪信之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一场可悲的误会。然而，却通过对他"豪侠"的歌颂，客观上肯定了一种有异于封建领主的生活方式和自信心。首先，汪信之的财势不是承袭祖业，而是带着冒险性质的白手起家，依仗的是手工业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他早年只身从家中出走，全部财产只有一把雨伞，一路靠表演武艺，收几个唱彩钱，才来到有"耕冶可业"的淮庆。他在山上伐木，在庙中安身，纠合无业游民，烧炭冶铁，出市发卖。后来又开酒坊，办渔场，变成个大工场和大地主。表现出早期工商业者的创业精神和经营管理才能。他"使所用之人，各有职掌，恩威并著"，"以致湖内渔民、四方穷民，归之如市，解衣推食，人人愿出死力。"显然，他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其二，他不在其位，要谋其政，与封建士大夫的观念有天壤之别。他有一定的政治眼光，上书极言和议之非，要求率两淮忠勇为抗战出力，在民族矛盾危深的年代，表现出了不可多得的英雄气概，但因用世心切，于无意中得罪恶了小人，招致杀身之祸，从一侧面反映了上层市民要求参预政治的积极愿望和必然遭到的悲惨结局。其三，他仗义疏财，在生死关头牺牲自己，保全朋友和全家。这固然是受封建宗法观念和江湖义气的支配，也反映了新兴阶级的宝贵品质。其四，他的胆略、计谋也反映了大工商业者的特殊倾向。他独霸乡里，拉扰官吏，打击劲敌，手法狡猾冷酷。发起暴动时搞得惊天动地，在天荒湖巧设迷魂阵，俨然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凡此，都描绘出一个豪强、机智的人物形象。
汪信之难道存心要与官府为敌吗？绝不。他在原料、商品、赋税方面可能与统治者有矛盾，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他是不会造反的。因为，他和话本作者一样，是确信"皇家雨露宽"的。这篇话本的入话写了两个与正文截然相反的例子。一个是造得好鲜羹的宋五嫂，得到太上皇的好评，遂成巨富。一个是太学生于国宝，以词受知太上皇，被钦赐翰林待诏。作者因此认为，在南宋承平时，受到皇家恩泽的百姓不知有多少。象汪信之这样被小人诬陷激成大祸，乃是命也，时也，不能把帐记在当政者头上。这种明君清官的幻想很有代表性。如璩秀秀受尽咸安郡王的迫害，却不敢找郡王算帐，只把罪过推到郭排军的"闭嗑牙"上，认为只要惩罚了郭排军，避开郡王的烈火性，便万事皆休。事实上，"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的外衣。"可是作者和他笔下的汪信之等人恨的只是"畏懦刻薄，专一阿奉宰相"的奸臣刘光祖和二程，所以，汪信之谋反后，又会自首伏法；而新天子即位后，又会大赦天下，让汪信之的儿子汪世雄合家团圆，祖业尽复，这种百姓忠君，天子明察的幻想，正是市民意识两重性的又一表现。
(4)做着追求功名财富的梦，又恪守侠义、善良的道德准则。
表现了劳动人民进步的道德观与小生产者落后的私有观念之间的矛盾一定的社会心理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经验的反映。当整个社会存在着"交道奸如鬼"的恶劣风气时，受剥削压迫的下层人民，必然会出现对新道德的新期望。《万秀娘仇报山亭儿》歌颂了侠肝义胆、反抗强暴的行为。茶坊主的女儿万秀娘被强徒掳掠，落入虎口，后又被强徒苗忠骗卖给他人。偷儿尹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了救秀娘逃跑，他险些被人用枪戳死，回到家，又挨了不明真象的老娘三、四拐杖。秀娘为感激尹宗的救命之恩，要以身相许。尹宗却以义自恃，始终以哥妹相待。最后终于牺牲了自家性命。一个偷儿，有这样高尚的行为，不是偶然的。他的义举是建立在与秀娘有同样的悲苦命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情基础上。所以与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愚忠、愚孝、愚义、愚信有一定的区别。而秀娘泾渭分明，知恩报恩，智报家仇，也受到作者的肯定。点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许多下层市民所遵循的信条。《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中酒店女儿爱爱是又一个好例。一年清明节，吴员外的独生子吴清慕名来到卢爱爱的酒店与之欢会，不料被爱爱父母冲散。爱爱相思而死，香魂不散，竟跟随吴清做了一百二十天夫妻。吴老员外得知后如临大敌，急忙求救于道士，阻塞这"邪鬼"。吴清也听信谗言，欲杀爱爱。善良的爱爱并未因吴清反目就怀恨在心，反而是为吴清治好了病，救他脱出囹圄。并且为他安排了一个锦绣前程：让他得以与曾在金明池上邂逅、十分爱慕、无缘接近的褚爱爱结成夫妻。怀着深重的情意牺牲自己成全他人，这种行为时常发生在市民阶层的人身上。
市民阶层的道德准则是他们低下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折光。市民阶层在道义上肯定侠义善良，但是囿于私有观念，又无不歆羡荣华富贵，甚至欣赏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投机取巧的手段，表现出不遗余力追求发迹变泰的一面。这在上层市民中尤为突出。万秀娘的父亲万三官人为了发财致富，刻薄至极。他发现自幼在茶坊的佣工陶铁僧，背着主人拿了五十钱，就在发雷霆："你一日只做偷我五十钱，十日五百，一个月是一贯五，一年十八贯，十五年来，你偷了我二百七十贯钱……"，不但赶走了陶铁僧，还招呼襄阳府所有的茶坊都不用他。致使陶铁僧无处生活，铤而走险，当了强盗。这是个公开的反面人物。
最集中描写小市民渴望发迹变泰的是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开笛艺人刘诏亮替东岳神开龙材笛，有机会获悉史弘肇将来一定会发迹变泰，就千方百计巴结他，一心想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有诗为证："结交须结英与豪，劝君莫结儿女曹，英豪际会皆有用，儿女柔脆空烦劳。"作者通过刘诏亮的攀龙附凤宣扬了一种实用主义的交友原则，告诉人们，交朋友要瞅准目标。倘若是能够发迹变泰的人，哪怕再阴损缺德，也不要怠慢。因为他们终是英豪，一旦得道，自己也可随之升天。而没有福态的人，哪怕再柔情似水，也不必费神周旋，否则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在这里感情已成为盈利的商品，是赤裸裸的市侩哲学。
宋元话本记载了市民阶层对封建制度的叛逆，暴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淫虐和残暴。其中优秀的篇目，至今还能感动和激发我们对人民、对祖国、对美好品质的热爱，对剥削阶级腐朽意识的仇恨。但是，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地蒙着一层封建思想的灰尘。市民阶层的民主愿望再进步，也摆脱不了历史的规定，反抗意识再强烈，也突不破阶级的局限；社会理想再崇高，也越不出自身经济利益的范围。肩负宋元学使命的人们，头脑中通向未来的路为什么会受到偏见的封锁？究其原因，除了他们长期接受封建思想的熏陶，不可能有彻底的反封建觉悟外，直接的社会原因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市民群众被封建统治者掠夺屠杀远不及广大农民之甚。因此，他们的反抗也大逊于反封建反压迫的主力军--农民，从未达到明火执仗，揭竿而起的地步。其次，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市民阶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的意识终究不是社会的主导思想。他们或来自农民；或是应仕未达的穷儒生；或从统治阶级中落魄而来。因而象一盘散沙，力量脆弱，根据各自经济地位的高低，对封建统治阶级或依附或反对，且表现为种种不同程度。加上小生产者狭隘的眼界和利益，也注定了他们必然是自私、保守、怯懦的。
按照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任何事物自身都包含着它的否定方面。市民意识的幼芽是在板结厚硬的封建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它的顽强生命力给人以启示：任何一种古典文学样式自身的发展，很大程度要受其民主性因素的支配。宋元话本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开了通俗易晓的白话小说形式的先河；破天荒地把劳动群众当作正面歌颂的对象引进艺术殿堂，表明文艺走向了为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历史道路。它的出现为后世涌现出一批充满民主活力和艺术光彩的优秀作品开了一个泉眼。带动了明后期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直接影响着《水浒》的成书；启发了《金瓶梅》和不朽名著《红楼梦》对家庭题材的描写。它又为戏剧在题材、表现手法上提供了借鉴，共同形成元明清文学的主流。如果说晚清时期围绕着文以"载道"或文以"言情"的争论，其意义相当于欧洲的文艺复兴；那么，宋元的小说、戏剧就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曙光，是封建的载道文学向近代的言情文学过渡的标志。它是宋代理学喧嚣中的一声清钟，是封建文苑爆发出的第一朵迎春花，是黎明前来到东方天空的启明星。
3、《雪月梅》创作意蕴和时代背景探释
取法《金瓶梅》以主人公姓名联袂成书名的《雪月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失于脸谱化，这大致是其主要弊病。可是，《雪月梅》艺术地再现了嘉靖间朝廷与百姓抗倭入侵的史实，诚不可多得。雍乾间，新起的殖民主义国家觊觎我国领土，蠢蠢欲动，触发了国人在小说创作上前事之师的描写，其中当属《雪月梅》篇幅浩大，具体生动。然而，《雪月梅》并不是为救国救民，欲振聋发聩；出于愤世忧时，才借古谕今的，深谙背面敷粉之法的作者苦心经营的是什么？
(1)纸上"黄梁"的由来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有一群人伴随其主子活跃在社会舞上，这就是谋士、门客、幕僚阶层。这个特殊的文化阶层，在思想层次上属于怀荆负璞，有志于大济苍生和鸿国之志的精英人物阶层。从人格特征上看，他们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不同流俗之士，却又把理想寄托在君主统治这张皮上，为了登上施展浑身解数的舞台，必须首先在高门大户的屋檐下找到立足之地，以抛售智勇，促成自身价值的实现。再从他们的社会功能和自身归宿看，其价值的实现很大程度取决于客观因素，如必然的因素：一个需要巨人又产生巨人的时代；又如偶然的因素：不但腹中要有计，而且身外要有遇。受困于种种羁绊，他们的命运常常是主客观相脱离的，悲剧式的。其结局不是因功高震主，"狡兔死，良狗烹"，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
"史记以文运事，《水浒》因文生事"（金圣叹《水浒》"读法"）。同样是因文生事，言情小说不同于讲史可以"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章学诚《丙辰札记》）；亦不象传奇、侠义，可以进行更多的"设幻"，它的题材虽为最贴近时代的市井生活，却与朝廷大事和政治形势保持了相当的距离。《雪月梅》可以说是有悖于常规的。它以岑秀与雪姐、月英、小梅三位小姐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偏偏不入花前月下、才子佳人的窠臼，展示的是从边防到内地纵横八百里的广阔天地，蕴动着的是从朝野到敌营四海翻腾的战争风云。声势之浩大，犹如海啸山呼；人物声口的逼真，又有如古时善艺者上乘的口技表演。其前朝史事出神入画的借用，生动地实践着"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由我"。（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的原则。显然，作者是把时代背景当作人生戏剧故事的舞台来搭建的。生活在这个舞台上的人物原形，正是那些不甘被埋没；抑或孤芳自赏，陶醉在往日的才华横溢中；抑或抱憾与明君失之交臂，怀才不遇；抑或"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苏轼《论贾生》）的失志文人。而幕客、谋士又不同于一般失志文人。他们在总体上具有依附人格，带有更多的愚忠色彩。但即便有大树作盖好乘凉，却又被浓荫遮蔽了自由伸展的空间。《雪月梅》创作意蕴可从作者身世、董孟汾的释评及小说本身窥见端倪。
抒怀之作与游戏之说。《雪月梅》开篇有诗曰："盛世雍熙崇礼乐，万方宁谧戢干戈"。"野老清闲无个事，拈毫编出太平歌。"月岩氏"读法"亦称："凡此作者必有缘故，《雪月梅》却无缘故，细细看去，是他心闲无事，适逢笔精墨良，信手拈出古人一二事，缀成一部奇书。"似此，《雪月梅》被标榜成自娱的游戏之作。然而，就在同一篇"读法"中，月岩氏又自相矛盾地举司马迁："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作也"为证，料定作者"胸中别有许多经济，勃不可遏"，定要发泄出来。两者间的抵牾把读者引入了泥淖。究竟孰是就非？《雪月梅》的作者陈朗一生不利于场屋，又久居人檐下，年过"杖乡"，发愤著书，不平之气，始得喷发。他所扮演的人生角色是一个满腹经纶却壮志未酬的官府幕僚。无情的岁月和严酷的现实早把他的少年壮志击得粉碎。当有机会将鲲鹏之志展现在笔下，在纸上开出灿烂的花朵时，怎么能不借端于主人公去尽情实现那桩桩未竟的心愿？若是仅因录个题目，写出了自家的锦心绣口，就把创作时筹画的乐趣，和寄托理想的愉快等同于更深层次的思想内蕴，那就要犯认识上的错误。李贽、袁宏道就创作动机而言，把小说划分为述怀、借喻、劝戎、解颐四种类型。静观《雪月梅》，没有《西游记》那种在高层次上的幽默和灰谐，更不象狭邪小说只为博人之欢，释人之闷，有低级无聊之嫌。从作品中清晰地折射出一个失志文人的辛酸人生和突发奇想。其寄情抒怀，消胸中块垒之意甚明。
儒家风度与豪侠气魄。八股科举导引着清代知识分子纷纷拥挤在通向仕途的羊肠小道上。但是，最终能完成"治国、齐家、修身"的读书人却寥若晨星。在到达理想境界的跋涉中，社会造就了一大批行为不端、灵魂变态的不逞之徒和迂阔之土。《雪月梅》却从正面下笔来褒扬那些符合封建"标格"的完美君子。儒家风范是其首要标志。他们一为封建统治阶级队伍的后备军，一为其队伍中的清官。或是如岑秀似的因奸雄迫害被排挤在统治阶级队伍外，或象王县令那样因不谙贪赃枉法之道放了任又被罢官，但美玉之质、长虹之气却缘豪不减。他们本来就是天姿俊雅、禀性温良、事母至孝、笃行好学的贤士。历经坎坷，经国济世的大志仍坚如磐石，万劫不复。这反映了陈朗希望以礼让道德来改造社会风气主张。然而，幕客们虽然有时朝为布衣，暮为卿相，论其出身，却多为一介寒土。于是，陈朗把不入规范的市民意识也领进了封建道德的圣殿。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呈现出较多的平民面貌。诸如扶困救弱、豪侠仗义，感恩图报、宽宏大度等。这表明了作者根据理想的需要对道德的自我完善所寄予的更高期望，以及所做出的种种设想。隐士蒋士奇便是一个洁身自好者。未遇时，不肯轻用其锋。象诸葛亮居身茅庐时，躬耕于南亩；元代耶律楚不仕时，在家里打坐参禅一般，视名利如浮烟。其旷达豪放，大有魏晋名士之风度；对待朋友却敦厚朴实，掏心挖肺，颇具侠士之气概：且通今博古，膂力过人，可连伏二虎。至使皇帝识其庐山真面后叹曰：如此神勇，"几至埋没英雄，今东西倭寇肆扰，若将弁俱得如卿，何愁不能歼灭。"更有甚者是鬼丈刘老封君和仙姬之女小梅的描写。这两个人身份特殊，名份更低，有着更浓重的下层社会意味。刘老丈生前是一商贾，在鬼域中将六亲无靠的孤魂雪姐收为义女，庇在庐下。小梅自幼会占星看相，算人通达，喜诙谑，生性豁达。她是最先与表哥岑秀巧结姻缘的，却亲手安排丈夫与有约在先的雪姐结婚，并为恩姐月娥作阀，三人同事岑秀。由此可见，陈朗在道德标准上恪守至善至美的孔孟之道；在择友标准上却推崇平民式的不论门第，真诚待人。最能集中体现作者道德主张的是：豪士必网罗人材，豪士必受人拥戴。扛鼎之才岑秀便是这样择友有方，众望所归的俊杰。他身上混合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家气象和"苟富贵，难相忘"的哥们义气。在他周围，所见略同的英雄相濡以沫，作桴鼓之应。最后，滚雪球一般地形成一个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知识分子"精英"集团。
天生我才与人尽其才。"立言有本，故不觉淋漓婉转刻划如生。"《雪月梅》要立的不仅是儒雅的谋士，而且是孔武的力士。这些藏龙卧虎之士既能运筹帏幄于军国大机，又有超绝的胆气和武艺。在《雪月梅》五十条回目中，缀有英雄、英豪、壮士、奇才字样的地方竟有十八处。风云际会赋予他们以使命感，虽远居乡野，身处微末，却象孔子所说："沽之乎？沽之乎？吾待沽者。"在表面之退掩饰下的待时以进昭然可见。第十一回中的一段对话是极好的印证：
蒋士奇已有几分醉意，便觉得胸中有一段豪雄之气，勃不可遏，因对岑公子道："大丈夫处世，也须要轰轰烈烈做一场事业，庶不虚此一生。若依靠了先人遗下的这几亩田园，老死牖下，岂不是与草木同朽？"……"如今分宜父子当国，又兼有鄢、赵辈为爪牙，是非颠倒，曲直不分，夏、曾、杨、沈之徒溅碧血，直堪发竖。必得一盖世伟人，方能扫除奸佞，整顿朝纲，与普天下忠良吐此一口怨气。"
岑秀道："物极必反，将来自然有肩当大任的人出来补天浴日，不过在迟早耳。"
正所谓"何世无英才，遗之在草泽"。岑秀们的自视甚高不是与生俱来的，天降斯任与我，天下事舍我其谁？首先源自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传统教育，反映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患意识。其次派生于失志文人隐居不仕的无可奈何。这一切又导致了陈朗在人才观念上若明若暗的离经叛道。他腹诽那些只效寻章摘句的书呆子，赞叹那些驰马射剑、熟习韬略的秀士，认为大丈夫当文武兼备，才能举业报国。这种旁门左道当然不容于八股取仕的铁则，现实中的仕途跋前踬后，纸上的仕途便绕过暗礁，不由正途胜于科甲。《雪月梅》中修成人间"正果"的少年英雄无一是通过八股入选的。中魁的只有岑秀天资愚钝的表弟郑玉璞，其能中式还亏岑秀捉刀。作者并未给他戴上英雄的桂冠，塑造这个智能中下的陪衬人，显然不无用意：即以此说明八股取仕录用庸人，埋没奇才。作者主张另辟蹊径，人尽其才，按才干高下论官封爵。如品学兼优的"第一人物"岑秀即能与君坐论抗倭十二策，又能统兵百万，沙场征战，理应封都御史，官至极品；忠心耿耿的"中上人物"殷勇，在抗倭前线屡立战功，便派他驻守重镇，量才委用，各得其所，以此类推。
只有彻底脱出封建统治阶级营垒的人，才有可能窥视见铁桶山河的沉沉黑幕；但站在外围并不意味着就是清醒者。《雪月梅》封赠大团圆的结局，就是作者不屑于仕途正道的反证。说明他并不否定功名富贵，哪怕这只是一纸"黄梁"。那么，作者又是怎样为自己"乌托邦"的迷宫沟通条条通衢大道的呢？
(2)建功立业的舞台
人物形象是小说成功的第一要素，《雪月梅》的人物是靠了出色的时代背景才得以成活的。可见，环境不仅是事件发生的场地，而且是人物活动的根据。离开了舞台，角色便无从表演。试想，倘若没有内忧外患，何须英雄补天浴日；倘若没有沙场征战，英雄何处崭露头角。如果说纸上八股是销蚀知识分子才情的大染缸；那么，疆场经略则是检验英雄本色的试金石。
①时代启动幕帏
陈朗以太史公游历名大川为范例，强调"古人文章皆从阅历中出，"说自己"北历燕齐，南涉闽粤，游览所经，悉入编记"（序）。因此《雪月梅》有实事在内。陈朗正是成功地借用了明嘉靖间包括轶闻野史在内的史料，把"时代呼唤英雄"的设想诉诸纸间的。拉开幕帏，是一个内忧外患的乱世。主人公们的命运首先受到社会恶势力的挑战，继而又在民族矛盾的风口浪尖上磨砺考验。
据《明史》朱纨传载：嘉靖二十五年，由于明政府日趋腐败，海防松驰，"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士兵也剩十分之四。倭患骚扰日益严重。当时朝廷命朱纨为浙江巡抚，整顿海防，捕杀内奸。因侵犯了闽、浙豪绅地主利益，朱纨被劾自杀，朝廷"罢巡视大臣不设"，于是"倭寇入侵浙江及江苏沿海，当地人民奋起保卫乡里，人民的英勇斗争又鼓舞了爱国将士的抗战意志，这就是《雪月梅》的大背景。
华秋英可说是一位不栉之士。这是明清小说史上较早出现的一位抗倭女英雄。她的亲身经历是倭寇罪行的记录：
且说这倭奴攻破崇明，大肆杀掠，巨商富室，馨掳一空。妇女三十以上，无姿色者杀戮无存，少艾者驱使作役，青天白日，群聚裸淫，少不如意，挥刃溅血，群妇股裂受污，天日为惨。
但是，华秋英不甘做砧上的鱼肉，她被倭寇掳去以后，至死不从。为了保卫国家、保护自己，她一改温顺柔弱的禀性，把对敌人的消极反抗升华到主动进攻。她将来犯的倭奴引至无人楼房里，奋力刺死，逃离火海，其智勇双全，堪称女中丈夫。当她历尽险阻投奔官军后，又为击退寇仇出谋划策，使官军扳回败局。这位在民族存亡关口挺身而出的妇女，锻炼了才干，最后成为侥将殷勇抗倭的贤内助。如此生动逼真的场面描写还有第三十七、三十八回、四十至四十九回。其中岑秀身负封疆重任后调集兵力，分路进剿大获全胜的情节，就是以嘉靖三十四年"战功第一"的王江泾大捷为蓝本的。所不同的是，小说除袭用讲史中枪挑刀砍的手法外，还出现了神魔小说的斗法"手段"。真假参半，倒为仕士各显身手，大增风采。
②社会险象"追光"
丰富的生活底蕴为《雪月梅》的演出铺设了舞台基石。从艺术框架看，《雪月梅》的支点是三维的，即主角--正而人物、配角--反面人物、活动舞台--时代背景。陈朗的笔直下褒贬，营垒分明，黑白清纯，对比强烈，但个中缺少复色。尤其是反面人物草草带过，面目模糊，充其量只是恶势力和社会险象的化身。作用是以昭彰的劣迹为正面人物建功立业作一铺垫。他们或是朝中奸臣，或是江上盗贼。如海盗汪真、徐海、毛海峰历史上确有其人。正是因为这些社稷江山的蛀虫，勾结倭寇，充当内奸，才使社会更加动荡，人民惨遭祸殃，一贯陷害忠良的代表是江南巡抚侯杰父子。岑秀的祖父早年为官时，曾秉公依法经办过候杰私吞官橐之案。俟候重新得势后便加害于岑家，祸延孙辈，封门拔灶，使岑秀三年流落异地。花花恶少侯公子，因垂诞清官王县令女儿月英，强聘不逞，便将王县令诬陷致死，遂又勾结强盗抢其女儿月英。写得最栩栩如生的要算雪姐被辗转骗卖的过程了。强盗江二兄弟四人明是江上船夫，暗是歹徒响马。金陵秀才许俊卿的女儿雪姐因走亲戚而误上贼船，便跌入了一个由强盗、窝主、牙婆、人贩紧紧包围着的密不透风的陷井。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被骗卖给仪征财主曹伟如作妾，不料其夫人是一悍妇，致使雪姐不堪捶楚，悬梁自尽。堕入阴间后，又遭恶鬼欺凌。这样的社会分明是一个黑世界的天罗地网。善良的人们须得团结起来，方能镇邪压恶，使正气发扬光大。在《雪月梅》中，倭寇骚扰、强盗打劫的场面比比皆是。而正是这些危难的紧锣密鼓唤来了英雄的出场亮相。
③"千里马"驰骋的天地
虎狼遍地的乱世为英雄们披荆斩棘，敞开了莽林腹地。同时，如果没有明君的雨露恩泽，英雄们便没有施展抱负的可能。《雪月梅》的人才正是从这两方面来体现的。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雪月梅》中冠以英雄之称的人有五个。虽然出身不同，却个个身手不凡。机遇让他们的宝刀在同一块铁钻上初试锋艺，这表达了作者的阶级观点和民主意识。其实作者已为英雄谱划出了等次。列于榜首的是世家子弟廉吏之后岑秀和蒋士奇，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正统的继承人。排在末尾的自然是纯属劳动人民的船夫文进。尽管他不是等闲之辈，作者仍将其觉悟写得稍逊一筹。文进的面前曾摆着两条路：一是投在官军的旄下，靠自己的才干，走一条堂堂正正、轰轰轰烈烈的路，另一条接受歹徒的拉拢，入伙盗贼，苟苟且且了此一生。他之所以选择前者，是因为有直接的榜样。以自己的刚猛打天下的殷勇是他的乡邻。少年气盛的刘电又因偶然的机会与他结伴冲进敌阵。如此的点拨、感召和鼓励，象暴风骤雨震撼着他的心灵。使他再也无法安心蜗居燕雀之中的生活。在小说中占有大量笔墨的殷勇因此也成了主人的义子，不能等同于一般家奴。为寻落入强人之手的母亲，他与义士刘电不期而遇，诱发了深藏在心中的报国之志。一日，他在江浦为叔父收帐，碰上江贼打劫过往船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身冲险隘，擒住众匪，以非凡的勇武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被辖区县令所看中，经层层官员的举荐，破格起用。商人之子刘电因迁父柩，由江西往山东，辗转耽搁了投充之事，但深感时不我待："此壮士力功之秋，不可错过机会。"值服丧期满便立即起程，寻立功报国之机。当他看见倭寇如群蚁般的呼啸而来，劫村焚舍，茶炭百姓，不由得怒火万丈，振臂高呼："见死不救，义勇安在？"遂冲锋陷阵，配合官军痛击寇仇。战场是最好的考场，刘电超群的技艺和非凡的胆略都受到洗礼，得到社会的承认。
"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李白《与韩荆州书》）千里马还须伯乐来牵。《雪月梅》中有一大批求贤若渴、肝胆赤诚的各级官员。如耿直刚愎，治下极严的江南都御史黄炯；为官风厉、品望非常的南直操江察院程宏达；苏州县令刘电的哥哥刘云等。其中对网罗人才最有心最热心的当属江浦县令成某。他是殷勇的发现者，又是岑秀的拣金人。当殷勇在其境内为民除害的消息传开后，做事英决的成县令"夜里五更听得通报，即刻坐堂，审了口供，将两个强盗收监，即告四班头役去拿伙党。"并一面迎英雄到衙，一面呈文上报。为怕一介白衣受人冷落，特与殷勇结为金兰之盟。在科场上，岑秀的卷子因犯圣讳，主考不取，成公不愿埋没良金美玉，奔走设法，又将卷子荐给副主考大监临程宏达。在程公的建议下，考场诸官员联奏请皇上御览，使榜上无名的岑秀以石破惊天的妙文受到皇上的青睐，被钦赐内阁中书，后又授尚方宝剑，出任江浙巡海副都御史，主办封疆事，捍御之才岑秀平步青云，程公不禁发出肺腑之言："老夫为官数载，只有两件大快人心事，今日得遇贤契是一大快也，前者招幕得一少年英雄（殷勇）屡建奇功，亦一快事。"这是众伯乐的心声。
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才。君臣际合是至关重要的。试想，以自荐闻名于世的毛遂，如孟尝君不让其处于囊中，则他何以脱颖而出？《雪月梅》写了一个慧眼识珠，体察下情，会用才、不弃才的好皇帝。他降旨特批江浙两省招幕民间勇壮的奏疏，并颁布了一系列细则。如"立贤无方"，即"不论大小文武官员尽情条奏，有抱负者只要是智勇非常之人都可举荐。"又如"制宪受验"，即在举荐的基础上由皇帝亲自面试、殿试、武试。这样使草茅英雄不致埋没，恂私舞弊者不能得逞。再如"果有英才，计攻尤效"，即根据才干大小论功封爵。这些严明的措施杜绝了滥冒者鱼目混珠之想，同时切实搜罗到一批洗天浴日之才。岑秀及经他推荐而入选的蒋士奇、刘电等人成了社稷江山的左辅右弼。"四朝忧国鬓如系，龙马精神海鹤姿。"（唐李郢诗《上裴晋公》）插上理想的翅膀的英豪们终于鸿图大展，怎么能不仰报天恩，肝脏涂地？于是便有了这样的结局：在纷纷的战火硝烟里，敌方气炽方盛，咄咄逼人，而英雄们镇定自若，巧于筹划，"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为全歼盗寇，安国定邦立下汗马功劳。幕客、谋士从来不是独立的阶层，必须寄附于"谋主"，即他们所事奉的人物阶层才能实现其自身价值。这种意义上的英雄好汉不象被皇帝招安的农民起义军，身在曹营心在汉，暗藏反骨他们并不希望彻底毁灭可以寄身其上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根基。所以，陈朗的政治理想不发生在《镜花缘》式的理想国度，又未染上《水浒》斑驳的叛逆色彩。陈朗在纸上铺设了一条最现实又最正统的路。然而，他未必清楚，他所高擎着的封建大旗，正在召唤一种进步的人才观。康乾两季是八股科举的盛世，对知识分子身心的束缚，早已超越了权力与荣誉的归属，而成为一种社会心理、习惯势力。陈朗们的黄粱美梦直做到光绪戊戍变法才破灭。
4、曹家的败落与雍正的改革
雍正，执政短短十三年，很少娱乐，绝不巡幸，惟日孜孜，宵旰操劳，从而使政治趋于清明，国家统一安定，清代的经济自此被推上繁荣的顶峰。但是，后人论及康乾盛世，却往往将这一位皇帝承前启后的功劳忽略过去，而津津乐道于他"篡权谋位"的公案，并由此引发出种种流言蜚语。在公众舆论中，雍正罪不可恕的"罪行"大约就是"杀兄弑弟"，清除异己，大抓朋党。诛连所及，《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族也被革抄，从一个喧喧赫赫将近百年的世家大族，最终落到"瓮牖绳床"、"举家食粥"的地步。史学的研究影响了"曹学"的研究，而"曹学"的研究更为清史研究中的"雍正篡位说"提供了反证。如何正确认识曹家的败落和雍正朝政治斗争的关系？笔者感到有必要重新加以分析。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金陵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文学典型，是以曹家为首的江宁三织造为原型的。江宁三织造的另外两家是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李、孙两家都是皇室的包衣。李煦本是曹寅的内兄，孙文成是曹寅母亲孙氏的娘家。三家构成了当时一个联络有亲、荣辱与共的特权豪族集团。康熙皇帝是他们的总后台。自从雍正继位，同僚戚谊的三织造先后撞到雍正的枪口上。首当其冲的是李家。雍正二年，李煦因亏空公款落职入狱，并被抄家籍产。李家遭祸后雍正以"组织差员勒索驿站"为名辙了曹頫的职。雍正五年，江南总督范时绎奉旨查封了曹頫的家产。不久，孙文成也以"年已老迈"为由，被撤职。有些研究者认为：雍正迫害其父的家奴，是为了掩盖自己篡位的事实：曹家是康熙包衣家奴和心腹大臣，家中藏有大量康熙的朱批谕旨，这些谕旨中收有不利于雍正的材料，雍正必须销证灭迹而后快。二、曹家与康熙的皇八子允祀、皇九子允关系密切，允祀集团是雍正的主要政敌。曹家是被雍当作允祀的党徒来打击的。这些观点乍一听有些道理，其实与历史事实存在一定的差距。先从雍正收缴朱批谕旨说起。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康熙驾崩的第十四天，雍正立刻下了一个缴批的规定："所有皇考朱批谕旨，俱著敬谨封固进呈；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发现断不恕宽，实行从重治罪。"他不仅要求将前朝奏折收缴归档，并且要求今后形成一个制度。从密折书写规格、装封、传递、批阅、发回本人，再缴进宫中，都规定了一套完整的程序，不许紊乱。自康熙年间，开始实行一种由皇帝亲拆亲行，任何第三者都无权拆看的奏折报告，这便是所谓密折。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特权。只有皇帝的亲信家臣才有这个权利。据现存的《康熙朝朱批谕旨》，最早的密折大约写于康熙三十三年，是苏州织造李煦给康熙的请安折。曹寅在康熙三十六年也开始向康熙奏事。最初的奏折毫无秘密可言，内容大都是请安、雨水、收成物价等琐事。曹家、李家是康熙的亲信，在宫可面奏，在外有折奏，事无巨细，均可上奏。康熙嗜好江南食物，他们在贡献宁鸭、金腿、腐乳的同时，顺带将当地要事奏皇上，使皇上能通过非正式渠道来了解官僚的表现和民情。他们充当了康熙在江南的耳目。但今天看来，其密折的内容并未涉及到皇子，也没有不可告人的内容，那么雍正为什么惧怕康熙给三织造的朱批谕旨呢？这确实与雍正继位后政权的巩固有关。康熙晚年，皇子争储。康熙与众多的儿子虽是亲骨肉、一家人，但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杀气腾腾的情景，就象《红楼梦》里三小姐贾春所说："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在这里，骨肉之情，君臣大义，全然消失了，只有三纲五常封建道德的虚伪性。雍正最终获得皇权，储位之争却没有随着他的嗣统彻底消失，其余波仍强烈地震荡着新政。新皇继位，在最高统治集团中相当一部分实力人物不予认可。各派皇子党纵横捭阖，给新君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企图搞垮新政。他们的圈子里不仅有满洲铁杆死党，汉族官僚也厕身其中。雍正是一个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皇帝，他痛恨社会积弊，力图使清朝政权从康熙后期的储位之争和朋党之争中解脱出来。而要励精图治，必须有一支数量庞大的良好官僚队伍。遗憾的是雍正的支持者却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原来的小集团势力单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政敌太强大。雍正要在势力单薄的情况下掌牢印把，就必须采取许多行政措施。建立密折制度实际只是雍正所施行的一系列有效手段中的一个罢了。
写密折的人不在官阶，而在同皇帝的关系。康熙皇帝通过密折来了解深宫中难以得知的官箴民情；同时还笼络了一大批心腹官员。雍正从中受到了启发。公开的题本和奏本在皇帝观览之前，已先由其他官员看过。有些事情，上奏的官员就不便奏闻了；皇帝想知道的从中得不到。为了保密，雍正规定了严格的密折收缴制度。这正是对康熙统治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果然，在雍正一朝，写密折的官员多达千人以上。密折的内容也比康熙朝大大丰富了。君臣筹商国家要事，变成了最重要的内涵。雍正正是通过密折制度掌握和控制了大批官僚，使自己的新政得以顺利推行。收缴朱批谕旨，并非为销证灭迹，更非专对曹家等个别亲康熙集团。
再谈曹家被抄与允祀集团的关系问题。据《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记载，雍正五年腊，在江宁织造府查出允交给曹頫保存的一对高近六尺的巨铜狮。那是帝王才能享受之物，允〓要它何用？于是曹頫被撤了织差，落入诏狱。在这之前，曹寅的内兄弟李煦早已在抄家过程中被查出替允祀强买苏州女孩的事，因谗附允祀而流放到乌喇。当时李煦年近七旬，仅一载余，便被折磨而死。更早一些，曹寅的妹婿，雍正的旧侍卫傅鼐也被从盛京户部侍郎任上锁拿至京，交刑部治罪。再晚一些，曹寅的长婿老平郡王纳尔素又被雍正围禁在家。曹家的亲朋好友均受到雍正的整治。其余的人都为何事得罪，史料中记载不详。而曹頫帮助允匿藏巨铜狮、李煦为允祀送苏州戏子，是在对曹李两家的查处过程中被发现的。罪证得于后，显然不是他们抄家的主要原因。况且做为皇帝的家奴，为皇子们办一些事，也是顺理成章的。那么，雍正为什么要严办曹家呢？无疑，允祀允集团作为雍正最强劲的对手，对雍正皇权的巩固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雍正的主要目标是打击他们。曹、李等是被当作允祀集团的党羽被严办，只是事情的导火线，问题的本质却关系到雍正大刀阔斧所进行的一场改革。
康熙末年，吏治败坏，贪风日炽，库帑日绌，日不瑕给，生民乏食，物价腾贵。当时，上官勒索下属肆无忌惮，酷吏严刑厚敛是为家常便饭。文官私征滥派、武官吃士兵空缺，督抚府州县官亏空成风，举不胜举。雍正所接手的是一个财政已亮起红灯的烂摊子。"户部亏银达数百万"，"藩库钱粮亏空达数十万"，国库存银仅八百万两。倘若灾年、战争，必定会引起天下大乱。为了巩固新政权，雍正不得不清理财政之举。雍正改革财政的第一个杀手锏说是"惩罗贪官，清理亏空"。他登基不到一年就查出了几十宗大案。紧接着革职锁拿，抄家追赃，皇亲国戚也不能幸免，贪污官吏惶惶不可终日。雍正对他们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以堵住其后路。其一将官衙与原藉同时抄捡，使官员财产无处匿葳。其二罢官革职，使他们不能贻累百姓、搜刮下属；其三是畏罪自杀者由亲友代还。对继续贪赃挪用者，更是严惩不贷。总之，敲骨吸髓也要还清国家亏空。曹家正是其中的一个亏空大户。当年三织造莱膺康熙在江南的政治耳目时，经济上一刻没有闲着。曹寅、李煦几乎轮流把持了两淮巡盐御史这一"肥缺"，他们在织造任上用"内府"、"上用"等名义肆意搜刮百姓。在供应皇室豪华享受的同时，日益增添着自己的荣华富贵。曹寅时经历过康熙四次南巡的接驾，花钱如流水，成百万地亏空钱粮，曾经遭到官员们多次弹劾，都被康熙压下去。康熙五十一年，曹寅突然病殁，曹家的亏空未及弥补。曹頫继任后，又有了新的发展。雍正本来就不喜欢曹頫，曾派两淮巡盐噶尔泰监视查访，被弹劾后交给怡亲王允祥代管。直到发生了曹頫骚扰驿站，转移家产的事，雍正才又严加追究。由此可见，曹家由盛转衰并非全是政治迫害，主要是撞在了新朝清理经济的风口上。雍正是在清王朝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时刻登上历史舞台的。他碰到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官员们不顾王朝的前途与命运，通过废弛政务法纪、贪污婪享等行动，来满足个人或利益集团的私利。雍正认为，官吏操守如何，是国家行政的根本，如果官吏贪酷苛暴，"即使尧、舜之仁，皆成苛政"。针对康熙晚年政治腐败、文武官员萎靡成风的时弊，他以精明强干整纲饬纪的功绩，为清王朝的发展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作为文学巨著，《红楼梦》艺术地再现了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没落和必然灭亡的命运。这，正是它伟大的文学成就、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所在。但是，历史不能穿凿附会，如果先认为雍正得位不正，心中有鬼，再推及出他对一切知情人要加以迫害，这恐怕只是研究者的思路，未必合于雍正本来的想法。研究文学也是一样，不能因为曹雪芹是一代文学巨匠，便以同情替代事实。史实不能臆断，文学研究更不能建立在臆断的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