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小说一出，北大舆论一时哗然，群情激愤。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界正掀起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撼动了文言的主导地位，拉开了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序幕。林纾小说的出笼，无疑被定论为开历史的倒车。胡适等断言“文言是死文字”、“古文是死文学”，说古文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林纾对此极为不满，作“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起而反对，反唇相讥曰白话乃“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不值一哂”。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现在回审，这场论战孰是孰非，一目了然。虽然倡导白话文起到了文化普及的功效，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矫枉过正，兴“白”灭“文”的结果，不但截断了中华语言文字的血脉，而且滋长了国人的惰性。可当时却是以林纾“国粹派”的全面败溃而告终的。在深爱着左(左思明)马(司马迁)班(班固)韩(韩愈)、将   古文奉若圭臬的林纾看来，废除文言无异趋返野蛮，其实，纵观历史，林纾并不反对白话，他自己还身体力行写过一些白话诗。他与新文化派的分歧，具体说就是是否提倡白话就一定要废除古文。林纾痛心疾首的是新文化对古文传统的斩尽杀绝姿态，林纾在“论古文之不当废”中疾呼“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者”，欧洲文艺复兴也没有将他们的“古文”拉丁文废除，中国的这批追随欧洲文艺复兴的年轻人何以比他们的精神导师更极端呢？

    其实，自汉语言诞生，文言文就伴随中华民族(汉族为主)的繁茂衍生而不断发展昌盛。它承载着厚重、古老的中华古文明，承载着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也承载着中华民族创业的艰辛。可以说，是中华古文明孕育了汉语言、汉字、文言文，而汉语言、汉字、文言文又忠实地记录、亲密地伴随、强有力地促进了中华古文明。没有强大生命力的语言是不可能绵延数千年的。只看到文言文的缺陷，忽视文言文在中华古文明发展史中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那只能是一种割断历史传承关系不负责行为。文言和中华古文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只要我们还需要汲取中华古文明的营养，我们也就永远无法拒绝文言文。将文言文和白话文简单地比成新旧事物间的对抗,是非常荒谬的。文言文与白话文应互相依存、互为补充，这才是汉语言嬗变发展的实际轨道。相较于绵延数千年的文言文，白话文尚为一黄口幼儿，需文言文之永远滋养。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优秀文学作品都是以古代汉语为载体的，要学习、研究、继承古代文化，欣赏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非掌握古代汉语不可。我们不能因其“难学难用”而加以抛弃。

    回眸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群星璀璨，鲁迅、胡适、梁实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语堂、穆旦、张爱玲等等，他们光华四射、文采灼灼、学贯中西、鉴古知今。与其说他们是文学大师，不如说他们是白话语言的大师。他们灵动地驾驭白话，“垒筑”起白话汉语的华彩篇章。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上下却“黯然失色”、“顿失滔滔”，再也没有涌现出一个灵动地驾驭白话的“大师群体”，堪称“白话大师”的几近于无。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国人截断了系统的文言教育的“血脉”。这使得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的文人们，在孩童时期的语言“敏感期”阶段，无法接受系统的、深入的文言教育。因此也就没有了20世纪上半叶大师们具有的那种深厚、扎实、完整的文言根基，也就缺少了大师们少年时期就基本形成的文言本位的“语感”。这种文言本位的“语感”，伴随他们终生，奠定他们文字表达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他们文字表达的“意识流”，使得他们运用语汇时，总是比较纯粹、凝练、典雅、古朴，他们能够自如、娴熟地从古诗文中选取极富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词汇、诗句，生动、鲜活地或摹像、或写意、或达情，寥寥数语，便传神极致。文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数量巨大的极富表现力的典故、语汇、辞章，而全民使用白话自“五四”诞生至今不过百年，还没有创造出自己辉煌!丰厚的历史“积淀”，白话基本源自文言，当今白话的基本语汇几乎依附于、脱胎于文言，白话的辞章文法也并没有超脱文言。因此学习汉语言，宜古今兼选，不可偏执一端，正如林语堂先生言：“古者则幽深淡远之旨，今者则得亲切逼真之妙。两者须看时并用，方得文字机趣。”“/国语要雅健,也必有白话文言二源。”香港著名语言学者董桥先生对鲁迅先生的点评：“(鲁迅)‘先生之文，苍然深邃，情致极焉’。文章‘雄厚冷峭，于书卷气杂以斗士风采’。仔细阅读鲁迅的白话文，不难发现他笔下其实‘白’中处处有‘文’，可见文言真是白话的基础。”

    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开始以“林纾小说丛书”形式陆续刊行林纾的译作，“林译小说”也成为专有名词受到社会承认。胡适曾说：“林纾居然用古文翻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绩。”康有为在致林纾信中亦称：“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难怪精通多种外文、精通原文的文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在50多岁后还觉得林译小说仍有其魅力，接二连三地重温了大部分林译，发现许多部林译小说都值得重读。尽管其作品有很多缺憾，但我们真心实意地感谢林纾，是他给中国早早地打开了一扇大门。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它们牢固地确立了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琴南先生无疑是失败过的胜利者。

    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之开山祖师、译界泰斗。他的翻译推进了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的进程。从内容的转达上说，林纾的翻译同时达到了“再现”和“叙述“”的境地，他的译作不但保持了原文的风格情调，大部分兼有文字和神韵之美，其中有些甚而高于原作。许多学者认为，林纾是我国第一个“有创作精神”的文学翻译家，其翻译的狄更斯作品远比原作更胜一筹[3](P4)。他甚至连原作中的幽默风味和巧妙的遣词造句也能惟妙惟肖地表达出来。在钱钟书先生看来，林译的一个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外国的文字“归化”为中国的文化传统[4](P22)，从而创造出一种与原体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更大差异的新的“欧化”了的中国现代文学话语。钱钟书推心置腹的评论，为我们今天重新评价林纾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翻译和文学翻译的先驱地位以及他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奠定了基调。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林纾的翻译本身也可算作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虽然从严格的字面翻译的意义来说，林纾的译文并不能算是忠实的翻译，而是一种改写和译述，但正是这样的改写和译述，却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林译文体。林先生正是将自己的理解建立在对原著有意误读的基础上，这样实际上就达到了用翻译来服务于他本人的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的目的，这实际上起到了对原文形象的变异作用，这些“变异”已产生出了新的意义。因此，从“信”的层面上对林译进行严格审视，林纾先生当然不能算作一位十分成功的翻译家，但从文化的高度、“雅”的层面和文学史建构的视角来看，林纾又不愧为一位现代性话语在中国的创始者和成功的实践者。“五四”时期的不少作家与其说在文体上受到外国文学影响颇深，倒不如说他们更直接地受到了林译“外国文学”的影响。郑振铎曾十分中肯地评价了林纾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在他看来，林译的三大功绩体现在：一、使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通过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真切地了解了西方社会内部的情况；二、使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不仅了解了西方文学，而且知道西方“亦有可与我国的太史公相比肩的作家”；三、提高了小说在中国文学文体中的地位，开创了中国近现代翻译世界文学作品之风气[5](P1215)。毫无疑问，林纾的翻译对于加快中国的文化现代性进程进而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林纾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但学术界一直关注不够，除钱钟书《林纾的翻译》和张俊才《林纾评传》之外，似乎乏善可陈。其实，林纾研究的重要性及复杂性，恐怕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参考文献:

[1]  [英]兰姆.萧乾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

[2]  林 纾,魏 易.铸情[A].吟边燕语[C].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

[3]  许渊冲.再创作[A].文学与翻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

[5]  郑振铎.林琴南先生[A].中国文学研究[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