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兴”在“言”之外，依靠“象”，发展出了一套与通常的语言体系不同的意象语言体系。

　　如《关睢》里的雎鸠，就以其清脆的鸣叫，以及在河之洲的怡然的环境形成了一个意象。《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其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也是兴，而不是比。桃花在这里是一个独立的意象，而不是比附于一个美丽的女子，关于这一点，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心领神会：“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真是一首美妙的诗！这里桃花，是“人面桃花相映红”，而不是以此比彼的比喻，人面不知何处去，而桃花依旧笑春风。正因为桃花本身有无限的丰富性，才引人以遐想，感人以情深。12

　　在诗歌方面，汉语的表现力远胜于西方语言，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前面已经说过，西方象征主义由于象征的理性特征，方法上的比喻性质，因而意象无法成为独立于推理性的生活语言之外的语言系统，因而无法保持其稳固性，同时，作为比喻的意象，由于其自身的苍白与简单，它在使用时附属于本体，象征则附属于意义，那么在使用完了以后，这种意象词汇又自动弹回原处，重新成为推理性语言的一部分，因此，西方语言具有顽强的稳定性，为了突破这种稳定性，只好在诗中对同样的词赋以新的含义，甚至不惜于打破语法规则，自造新词，以增加语言的表现力。然而，这只不过是徒劳无功而已。

　　以上并不是说，言不尽意这个规律在汉语面前就不成立了。不，汉语即使有了意象语言系统，照样面临语言与表达的矛盾问题。西方文学之所以变化多端，最根本的原因还在语言与表达的尖锐矛盾。正因为理性化、确定化的西方语言在表达复杂的感受时的无能为力，才有了西方人种种焦虑地寻求创新的行为。中国文学则有所不同。由于“兴”的运用，由于意象语言系统的建立，中国文学大大缓解了这一矛盾。当然矛盾仍然存在，正因为如此，也才有了明清诗歌的全面倒退。这说明到了明清，这一矛盾也已经尖锐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近代的新文学运动，以白话文代文言，也可理解为这一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新诗反对常识吗？

　　“由这些诗人来谈论理论或知识时，他们往往会说，理论是灰色的，或知识是灰色的。为什么不是花色或橙黄色的呢？” “前一阵子，有位诗人声言：革命最害怕的敌人就是常识；知识分子上世纪50年代以来，背叛的就是常识。这大约涉及到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反思，也牵涉到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和文化身份的反省。”“诗歌没有常识，只有关于它自身的一些基本事实。比如，诗歌不是用常识来工作的，诗歌用想象力来工作。更进一步地，也不妨说，诗歌用对语言的想象来工作。”（均见臧棣《诗歌反对常识》）臧棣就是搞不懂文学艺术和科学理论的区别。我们以前说，文学艺术是感性的，来自生活，科学理论是理性的，来自抽象，这样说，虽然有点片面，但毕竟抓住了文学艺术不同于科学理论的根本特征，虽不中，亦不远矣。

　　臧棣还有《新诗的晦涩：合法的，或只能听天由命的》，意思是说，新诗的晦涩要么是合法的，要么就只能听天由命。也就是说，晦涩是必然的，无可动摇的，你看不懂也得看，受不了也得受。为什么呢？臧棣说：“谈论新诗的晦涩时，人们应避免一种先入之见，把诗歌的‘晦涩’仅仅归咎于诗人所采取的表现手法。诗歌的晦涩有它的认识论方面的来源，人的认识本身就包含着晦涩的成分。”“明晰、明白无法完整地透析出生命的奥秘。”“暗示比直白更纯粹、更符合诗歌的纯粹的标准。”“诗歌的想象高于日常经验。”“内心、灵魂、意识活动，往往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13 从这里看出，臧棣对象征主义并不完全了解。象征主义的晦涩的形成百分之百是由于它的表现手法，和内心、灵魂、意识活动的不可理解没有任何关系。换句话说，一切文学作品的晦涩都是来源于作品的表现手法，和内容没有任何关系。不可理解的东西多了去了，从本质上而言，我们可以认为任何东西都不可完全理解，据我所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学派认为一切都在人类掌握之中。我们可以说，最不可理解的是上帝、神、死亡，其次是人生、意识、潜意识，再次是日常生活、客观世界，都不可理解或不可完全理解。但是，在象征主义以外，相关题材的作品无论中外，都不是晦涩的。所以臧棣说的，其实是两回事，事物的晦涩和作品的晦涩，他把二者混为一谈了。

　　其实，臧棣所指的晦涩，即象征派的晦涩，非常简单，主要还是观念和创作手法造成的晦涩。即一个客观对应物的出现， 其所指称的意义的不稳定。这里用得着阐释学的理论来解释，也就是读者的阅读是一种再创造。 道理很简单，诗人创造出一个形象，比方荒原，读者自然可以把荒原想象成各种对应的观念，因为荒原作为具体的事物，自然具有多个特性，每一个特性都可以有一种观念与之对应。这同时也说明象征主义仍属于比的范畴，象征其实就是一种隐喻。在创作手法上，各种教科书上早已归纳得很清楚，具体一点，这叫“借喻”。所谓借喻，就是比喻的主体和比喻词都不出现，只出现喻体，就叫借喻。麻烦就在这儿，你得倒过去找被比喻的东西，晦涩即由此而生。因此，象征意象就有一种个人性，你赋予它什么意义，它就是什么意义。这种“个人性”，再加上作者有意识地不合语法，就造成了作品的不可理解。事实上，比喻的本质仍是理性的。只不过比喻比象征更加具体一点，表面上少抽象一点，最终的目的不可能不指向理性。病句诗及其理论均主要属于西方理性主义的范畴。

　　王家新说：“令人费解的诗总比易读的诗强/比如说杜甫晚期的诗，比如说策兰的一些诗/它们的“令人费解”正是它们的思想深度所在/艺术难度和精髓所在/它们是诗中的诗，石头中的石头/它们是一扇朝向永恒的窗户/也是火焰中难以融化的冰。” “人生是令人费解的/世界也经常超出我们的理解之外/诗有点令人费解/请不要生气/作为一个诗人/我会尽量把诗写得像菜谱一样简单/可是菜谱/有时人们看来看去/也看不懂”。（王家新《答荷兰诗人pfeijffer“令人费解的诗总比易读的诗强”》）这些观点从臧棣处贩来，就不辩驳了。

　　（四）不懂与垄断

　　现代诗的不懂与新诗界的垄断地位正相吻合。正因为读者读不懂现代诗，现代派诗人才可以高居神坛，从而掩饰自己浅薄无聊的真面目。比方有网友说：“我还以为不懂的就是伸展性大，想象空间大”。其实就是一些病句，有什么想象空间，不过是一些谜语罢了。病句诗还为学者们提供了阐释诗歌的专利权，学者们得以垄断阐释的权力。这是一个真正的合谋，这是一场谋杀。垄断使诗人和学者得利，使读者遭殃，最后的结果是诗歌被学者和诗人合伙谋杀。

　　不懂使浑水摸鱼成为一件方便的事。读者不懂，专家不懂，诗人也不懂，正所谓月黑风高，什么事不好做？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读者的愚弄可保持神秘的权威。

　　对专家的愚弄可以顺利地实施学术专制。

　　对诗人同行的愚弄可以顺利攫取名利。

　　病句诗和权力可谓珠联璧合。病句诗大行其道，是一个世纪大骗局，是一个时代的疯狂的恶性发作。病句诗虽然被“学者”赞之为红肿处灿若云霞，溃烂处艳如桃花，总也该改不了其为恶性肿瘤的真面目。

　　西方诗歌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向来很低。在宗教理性的大范围内，文学的地位本来就低，诗歌在文学中的地位就更低了，向来排在小说戏剧之后，可以说，西方诗歌对西方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西方疯狂错乱的现代派诗歌由于它的反理性性质，它是不可能占居主流地位的。可以说，对西方人来说，现代派诗歌就像一个玩意儿，有兴趣了看一下，没有兴趣就懒得管它变成什么样。只有现在的中国学术界把它当成一个宝，拂拭终日，供奉起来，谁也不能碰。悲夫！

　　中国有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的诗歌传统。这个传统已经被猖獗的现代诗销蚀殆尽。我们不能容忍中国诗的传统被洋垃圾所淹没。我们坚定地相信，这些洋垃圾不可能淹没伟大的中国诗歌，待浮华落尽，我们终将发现中国诗歌的正确道路就在于回归自身。

　　【注释】
　　1 《新诗杂话》作家书屋1947年初版，三联书店1984年10月重版，P8
　　2 《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1947年3月30日
　　3 《现代英诗的特质》，《文学杂志》1948年2卷12期
　　4 《诗与晦涩》，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1946年11月30日
　　5 《谈戏剧主义》，天津《大学报•星期文艺》1948年6月8日
　　6 《诗与晦涩》，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1946年11月30日
　　7 《诗与晦涩》，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1946年11月30日
　　8 邓程《论新诗的出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P186-191
　　9 邓程《论新诗的出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P191-201
　　10 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1 姚际恒《诗经论旨》见《诗经通论》，中华书局1958年
　　12 关于比兴与意象关系及其丰富性的论述的充分展开，请参看邓程《兴：中国诗真正的奥秘》见《海南大学学报》2003年2期；邓程《中西方文学对待理性的不同态度》见《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2期
　　13 臧棣《新诗的晦涩：合法的，或只能听天由命的》，《南方文坛》200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