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说是王国维文艺美学理论的核心。然因其本人在论著中并未对“境界”作详尽阐释，导致后人误将“境界”等同于“意境”。本文试从“意境”与“境界”的关联与区别，以及对王国维文艺美学观和《人间词话》的综合把握与观照，探究“境界”说的实质内涵。 关键词：境界；意境；内涵；人间词话 “境界”说作为王国维文艺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向来受到学界的重视。然而，因王国维本人并未对“境界”内涵作一明晰界定或详细阐释；同时，即使在提出“境界”说的名著《人间词话》中，“境界”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也有不同的表义，从而导致众多论者因未细致考查，误将“境界”、“意境”混为一谈。
1945年，刘任萍在《人间世》第17期发表了《境界论及其称谓来源》一文，提出“‘境界’之含义，实合‘意’与‘境’二者而成”[1]，首开将王国维“境界”解释为“意境”之滥觞。此后，众多论者，如林雨华、张文勋、佛雏等，均将王国维的“境界”解释成“意境”，甚至干脆等同于“意境”。北京大学李铎博士在其于200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论教程》一书中也提到：多数论者认为“由于托名樊志厚的《人间词乙稿序》中多次使用‘意境’这一术语，而且其‘意境’之所指亦近于《人间词话》中的境界，因而视‘意境’等同于‘境界’”[2]。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用“意境”解释王国维的“境界”，虽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行得通，但终归只能适用于摘章寻句的解释，只要通观《人间词话》全书，即可发现其局促与片面。
一、“境界”与“意境”有各自的内涵
多数论者大抵从《人间词话》第六则“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一句，得到“境界”“实合‘意’与‘境’二者而成”、即是“意境”的结论。然而他们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王国维虽对“境界”的内涵未作详细阐释，却通过《人间词话》中对各家词作的品评，隐约地表出了其实义，并将“境界”作为评价词的艺术美的基本原则（“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人间词话》第一则）；同时，王国维以品评各家词作来暗表“境界”之内涵，是通过《人间词话》这一整部论著来达成的，如言“太白纯以气象胜”、“飞卿之词‘深美闳约’”、“李重光之词，神秀也”、“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等语中的“气象”、“深美闳约”、“神秀”、“赤子之心”、“意境”、“雅量”等命题，实际上均为“境界”的表象。如何探究“境界”的实质内涵，一方面要整体把握王国维的文艺美学观以及《人间词话》的综合表述，“以意逆志”探寻真义；另一方面，须从“意境”与“境界”的不同语源、各自的内涵以及之间的关联、区别入手。
（一）“意境”的语源及内涵
“意境”首见于题名为王昌龄的《诗格》[3]。李铎博士认为，“‘意境’不是连绵字，‘意’与‘境’是可以分训的”，“王昌龄的‘意’指向‘心’，‘境’则更多的是‘物境’”，“当‘意境’以并列结构的语义出现时，其所指也非常明了，即是‘情’与‘景’的合一。”[4]这一论述是正确且精辟的。“意境”作为“情”与“景”的合一，向来得到中国文论的认可并传承。王国维在1907年托名樊志厚所作的《人间词乙稿序》中，也将“意境”看成是“意”（情）“境”（景）合一。他写道：“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指出了“意境”不仅是“意”与“境”的合一，而且“意”与“境”是不可分割的，真正的“意境”是达到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的交融。
林雨华在其《也谈王国维“境界”说》一文中，虽错误地把王国维的“境界”等同于“意境”，但其对“意境”内涵的分析，是比较中肯恰当的。他论道：“可以说，‘意境’或‘境界’，是艺术形象及其艺术环境在读者心中所引起的共鸣作用；‘意境’或‘境界’又是读者艺术欣赏时的心理状态。”[5]之所以说该论述比较中肯，符合“意境”真义，是因为在其他人纷纷忽略文学形象产生的关键——读者这一维，而仅仅从作者创造的角度阐述“意境”内涵时（如“意境”真仅产生于作者，那么为何古今作品被评为真有“意境”的少之又少，即使已有“意境”审美自觉的王国维的词作，也非特有多少真正有“意境”的作品），他明晰地提出了上述观点，无疑是非常可贵的。众所周知，从发生论的角度来看，文学形象的产生，离不开宇宙、作者、作品和读者这四个要素，而最重要的，只有形象与读者这两个要素。正如赵炎秋在其《论文学形象意义的产生》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从来源上讲，这四个要素中的每一个都对文学形象的意义做出了贡献，但就意义的产生过程来看，起主要作用的则只有文学作品（也即文学形象）和读者两个要素。这是因为，宇宙和作者（融入作品中的作者思想感情）等是流动的，体现在文学形象中的宇宙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最终还得通过形象本身来把握。”[6]
据此，笔者认为“意境”的内涵，实质上是指“情景交融、在审美观照的瞬时占据并充满了人的意识，使人‘忘我’同时又结合自身生活与所认识的世界，全身心投入到审美快乐的审美形式。”例如我们读“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时，能不计身处南疆或北国，头脑中立即浮现千里戈壁或黄沙、一道孤烟、如练长河、金黄落日的画面，内心体验到一种“宏壮”的意象；而读“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时，即使身处闹市，头脑中也能浮现静谧的松林上有如水的月光照耀、凿凿石上有潺潺清泉流泻的“优美”意象。
（二）“境界”的语源及内涵
1、“境界”的语源。
当前论者多认为王国维所“拈出”的“境界”一词是借用了佛经中的概念。实际上，在佛学东渐之前，“境界”已作为连绵字而被周、秦人所使用。正如李铎博士所证，在《列子?周穆王》中即有“西极之南隅有国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国”之句，《后汉书?仲长统传》中有“当更置其境界，使远者不过二百里”之句，《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也有“又诸将备守各有境界。”[7]但当时的“境界”仅指“土地的界限”，与《现代汉语词典》对“境界”的第一种解释相同。佛学东渐以后，译经者将梵语“Visaya”译为“境界”，使“境界”内涵有所拓展，有了“自家势力所及之境土”、“我得之果报界域”，以及所见之物、视野（如《五灯会元》卷六中“问：‘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师曰：‘丫角女子白头丝’），乃至个人的感受能力之所及、或精神上所能达到的境地（如《五灯会元》卷四中“曰：‘华严云：菩萨摩诃萨以无碍无智慧，信一切世间境界，是如来境界。’”）。发展到后来，本不关情感的“境界”，取代了佛经中的“景象”的意义，而且还与“情”联系起来。[8]如布颜图《书画心学问答》中即有“情景者，境界也”之谓。
2、王国维的“境界”。
对于提出“境界”说，王国维自己是沾沾自喜的。他在《人间词话》第九则写道：“但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本来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此语也可反映在王国维的心中，“意境”与“境界”是不同的，王国维于1907年作《人间词乙稿序》，曾就“意境”以及其内涵、作用，花大笔墨作了阐释与标榜，时隔仅一年，何须另“拈出”新语以“境界”论词？）。
李铎博士认为：“王国维选用‘境界’这一连绵字是为了使这一概念更准确、更具体。”[9]然而如前所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并没有对“境界”的内涵作详细阐释，故而，探究“境界”实质内涵，还得从对王国维文艺美学观以及《人间词话》整体观照得来。
（1）王国维的文艺美学观。王国维的文艺美学观深受叔本华的影响。叔本华的一生，所主张的是“唯意志论”和人生悲观、虚无。基于此，他认为艺术是人生暂时解脱痛苦的方式，人通过审美，可暂时泯灭意志，得到暂时的“休息”。王国维的文艺美学观打着叔本华的深深烙印。他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写道：“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罚之：此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可以说，“王国维对艺术的认识是基于人生是痛苦的，艺术可使人暂时‘休息’的基础上的。”王国维强调“境界”是“须臾之物”(见《人间词话附录》第一六则)，正是肯定“境界”可使人暂时“休息”和“平和”，是美的重要形式和审美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