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旅行记”三千字左右，刊在1910年第3期《小说月报》上，文言自述体，不具作者姓名。主人公以“余”自称，说是英国人，学了十年中文，之后周游中国，故事因此得名。

“余”中学毕业，适逢英国创立“支那文学堂”。考取之后，跟随“支那北京通儒”从蒙学入手，循序渐进，经过十年苦读，已精通制帖试艺。故事开始的时候，“余”以“最优等”毕业。可是，毕业典礼上这一刻即标志着打击的开始：好不容易学来的中文，竟在应用中连连碰壁。

在毕业典礼上，“余”基本上听不懂支那钦使的话。与中国随员交谈，也是“茫然不辩为何语” 。比如，武官是合肥人，一张嘴则“有声如鸮出自彼之舌底”。“余”记起孟子说的“引而置之庄岳之间”，觉得“欲学其语，固非躬致其地不可”，遂有东游“支那”之志。“余”先去香港，然后辗转至上海。一路之上，“余”益发领略了 “支那文”的复杂性。和形形色色的“支那人”交谈，皆互相不知所云。中国之博大，语言之复杂，可比孟子时代的一个“齐语”难懂多了。“余”听香港人说话，觉得“其声如击柝”。“余”说的“支那话”，却被讥为“外江话”。此处有一行小字批注：“粤中俗人不辨他省之名。称无论何省，均谓之外江”。上海话听起来像“山鸟之鉤輈”。湖南籍的官员说话“声如镗鞳，一字不可辨”。总之是“不通如故”，“不觉怅然。深悔前此之虚掷光阴矣”。辛辛苦苦积攒来的“支那”语资本不能带来收益。掌握“支那”语的那一天被推延，希望变成了沮丧。

方言和语音方面的障碍终究还是可以解决的。一日“余”经一个“文人”朋友点拨，方才醒悟自己有“操官音”和“掉文”的毛病，难怪所到之处没有人能听懂“余”说的话。听得懂官音的人，也未必能领会“余”的文言表达方式。彻悟之后，“余”可就有长进了。他混迹于上海的官场洋场，对中国的人情世故越来越熟。这才跨越了语音、语义层面的障碍，深入到了语用层面。他发现在实际应用中，文言与俗语远非壁垒分明的关系。具体的选用，都取决于场合、亲疏，和社会阶层。

“余”能够取得进步，第一要感谢“支那”的官员，第二要感谢官员身边的妓女。主人公在“支那文学院”里学来的，是文人士大夫经营“道德文章”所必备的“高等语言”。然而，他认识的士大夫却喜欢和“下流”的妓女说上海俗话，整天混在一起。官僚与妓女，两者的“社会用语”水乳交融，二者的社会存在也是相濡以沫。“余”就是从官员和妓女那里学舌开始来领会中文的妙处。只是他还说不太好，该“文”的时候不够文，该“俗”的时候又太文，闹出很多笑话。可能他还需要经历一个和“十年寒窗”同样漫长的“灯红酒绿”，才能掌握语言的得体和微妙。

在与“支那”官员的交往中，“余”每每惊诧于他们投来的“名刺”（旧时中国官场和商人使用的“名片”），“其色红，巨盈尺，字若鹅卵”，为“世界所仅见，亦余游支那之纪念品也” 。然而，中国官员之间并不交换这样的巨物。这种独特的名刺是中国“官府特制以投外国人者”。为什么会是这样？“余”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赴约“燕于妓家”，客人没有全来齐的时候，“余”无意在妓女的妆阁中“忽睹一巨大之名刺”，好象是中国官员之“投我者”。问之，得知“上海妓者，所用名刺皆似此，所以投狎客者”。官员给洋人准备的名片，竟然与妓女为狎客准备的一模一样！“余”不禁莞尔，“盖支那官之待吾辈如妓女之待狎客。即谓吾辈为支那官之狎客可也”。一语道出半殖民地中国的官儿与洋人的本质关系。名片做得大些，鲜亮些，是为了给“恩公”难忘的印象，长相思，莫相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