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黄遵宪评价自己在近代诗歌变革史上的地位，比喻为北美洲开辟时期“独立风雪中清教徒”，比今人称他为诗界革命代表更准确。他青年时虽已萌生革新诗歌的思想，但“我手写我口”和学习山歌等主张，并不适于表现近代新意境，今人对此评价过高。他出国后认识到“今古”的时代性区别，《明治名家诗选序》标志其诗学理论基础的转变。他明确了新派诗的方向是表现“异于古”的“今之世”和“今之人”，但艺术上只能基于古而扩展变化。诗界革命兴起后开始探索诗歌形式的改革，但来不及展开。黄遵宪是诗歌变革的先行者，文学史把他放在诗界革命中论述，模糊了诗歌近代化的探索历程和转型轨迹。 

【关键词】 近代文史研究/黄遵宪/诗学观发展/诗歌近代化历程

     黄遵宪一直被一些学者看作清末“诗界革命”的代表。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很可以算作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直到80、90年代，一些近代文学史仍沿袭此说，认为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诗界革命’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1] (P731)。
    然而，黄遵宪本人，在临终前不久，却有一段自我评价，和文学史家们的论断不同：
    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然才力薄弱，终不克自践其言。譬之西半球新国，弟不过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耳。若华盛顿、哲非逊、富兰克林，不能不属望于诸君子也。[2] (P440)
    也许因为未曾留意北美大陆的开发史，这段话似乎没有引起很多人深究其意义。17世纪初，100多名英国清教徒登上北美洲东北海岸时，那片后来被称为新英格兰的土地几乎还是令人生畏的荒原。他们在那里开辟草莱，建立了第一片殖民地，从此开始了英国向北美大举殖民的历史。“清教徒的代表们在马萨诸塞建立了移民区，其影响却遍及其他移民区”，而早期清教徒文学也为后来的美国文学“奠定了永久的基础”[3] (P1)。一个多世纪后，由清教徒首先开拓的这片大陆上才建立了那个“西半球新国”，而华盛顿、杰弗逊(哲非逊)和富兰克林，才是美利坚独立、开国的旗帜和代表。
    黄遵宪的意思很清楚。这位了解美国历史的外交官，用这个比喻来说明自己在近代诗歌变革史上的地位：我只是一个开拓者，一个在荒原一般的旧诗领地上，在迷茫而寒冷的“尊古”风雪中艰难行进的、孤独的开拓者，还不是一场创建新诗国的革命运动的领袖和代表，而且新诗国的建立也有待于未来。这位毕生致力于诗歌改革的诗人，对于一种能挣脱传统束缚(象北美摆脱英国统治而独立)的新诗的追求，对于一个新诗国的瞩望，看来比同时代的人更为远大。因而他对于自己“不过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的评价，也可能比同时人以及许多后人更为准确。季镇淮先生《〈近代诗选〉前言》称黄遵宪“是梁启超等所提倡的‘诗界革命’的先导人物”[4] (P325)，是最符合黄遵宪自我评价的。
    本文着重通过黄遵宪的诗歌理论，结合其创作，考察这位诗界革命前的“先导人物”，探索中国诗歌改革的历程。
    一
    在古代文学各体裁中，诗歌是成就最高、发展得最为成熟、形式体制也最为精致的。这是一笔精神财富，却也构成一个能量巨大的引力场。所以，中国诗歌近代化变革的探索，进行得相当艰苦而缓慢，起步时往往只能借助前人经验和理论，加以变通。黄遵宪的早期诗论，就表现出这种特点。
    黄遵宪说自己“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很多论者认同了这个说法。其实这是他晚年的语言。在他“少日”，“诗界”这个词还没有流行，他的“论”也没有那么明确。不过“别创”即改革思想确实出现得很早，这就是他21岁写的《杂感》：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黄土同抟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
    这首诗的主要意义，是提出了诗歌的“今古”矛盾，这正是近代诗歌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他不像前人那样只是针对某些诗派，而是针对整个诗坛普遍存在的学古倾向，主张突破传统的“拘牵”，创造出与古人以及沿袭古人者不同的诗，确实表现了一种革新诗歌的自觉和勇气。
    黄遵宪反对“尊古”的思想基础，是当时兴起的经世思潮。《人境庐诗草》第一篇就称：“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嘴。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卓哉千古贤，独能救时弊。”[2] (P70)诗坛上“俗儒好尊古”，就是思想文化界“昂头道皇古”的表现。诚然，经世思潮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成为从传统转向近代的思想通道：由此出发，经世主张可能随着“世”即时代和社会的变化、随着经世救弊的需要而发展、变革。但经世救弊本身还不一定是一种近代思潮，当时提出的经世策略大都还没有越出传统范围。青年黄遵宪思想中最可贵的就是“知今”、“阅世”，所以此后几十年中，他对世界时代、对近代中国的认识日渐深化。但当时也还阅世未深，知今不足。他所能感受到的，主要是面对鸦片战争后时势变化，传统文化的价值正在失落，所谓“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换言之，他虽然提出了诗歌“今古”问题，但他所谓“今古”之别，还只是形势不同；他还没有也还不可能意识到“今古”的时代性区别。
    因此，当他试图在创作中具体解决“今古”矛盾时，就遇到了困境。26岁左右写的《致周朗山函》[2] (P291)，清楚地说出了他的困惑：
    遵宪窃谓诗之兴，自古至今，而其变极尽矣。虽有奇才异能英伟之士，率意远思，无有能出其范围者。
    “其变极尽”，确是对古典诗歌高度发展、高度成熟的概括。以题材论，从自然千变到社会百态，几乎没有古典诗歌还没有写到的；以风格论，浪漫、现实、雄奇、平淡、晓畅、瘦硬、神韵、性灵……已经无体不备；以功用论，言志、抒情、叙事、议论，乃至赠友、悼亡、作序、代书、干谒、判案……凡是用文字的地方都可以用诗。“其变极尽”四字，道出了古典诗歌引力场的广阔和引力的巨大。要想挣脱这个引力场，哪怕跨出一步，都绝非易事。一方面豪迈地宣称“古岂能拘牵”，一方面却又深感“无有能出其范围者”，这一矛盾，直到后来，仍长期困扰着这位先行者。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那时他只能提出两点：“有我”、“率真”。《致周朗山函》说：“虽然，诗固无古今也”，天地自然之日出其态而不穷，悲忧喜欣之出于人心者无尽，兴亡聚散生死贫富之出于我者不同，“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又说：“有真意以行其间者，皆天地之至文也。不能率其真，而舍我以从人，而曰吾汉，吾魏，吾六朝，吾唐，吾宋，无论其非也，即刻画求似而得其形，有(肖)则肖矣，而我则亡也。我已亡我，而吾心声皆他人之声，又乌有所谓诗者在也。”
    有些论者把此信所论视为黄遵宪诗学基本观点且给予高度评价[1] (P749)[5] (P73)，对此似可商榷。诚然，“有我”——表现独特个性，“率真”——抒写真实感情，是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但也是最一般的原则。前人早已认识到这两点，并有许多论述。远的不说，稍前于黄遵宪的宋诗派诗人何绍基，就提出“真我自立，绝去摹拟”，反对“或逐时好，或傍古人”[6] (卷三)。宋诗派是被今人视为学古诗派的，而何绍基的观点却和黄遵宪十分相近，这至少说明，黄遵宪这两个主张还不足以和他所反对的“尊古”派区分开来。以“我”、以“真”可以成一家之诗，却不足以对抗崇古诗风。关键在于“我”和“真”的内涵，在于“人”是否具有新的思想感情。黄遵宪当时对此还没有很明确的认识。
    他提出的另外两个设想，是“俗语”入诗和学习“民歌”。
    对于“我手写我口”、“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后人评价都甚高。胡适说这“竟是主张用俗话做诗”，王瑶在建国后最早的一篇黄遵宪诗论中也说这是比诗界革命“更彻底的主张”[7]。钱萼孙(钱仲联)曾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黄诗“奥衍精赡，几可谓无一字无来历”，“知先生杂感诗所谓我手写我口者，实不过少年兴到之语，时流论先生诗，喜标此语，以为一生宗旨所在，浅矣！”[8] 这个意见却遭到一再反驳。诚然，“少年兴到之语”的论断确实轻率了，可是反驳者都没能解释钱仲联指出的一个事实：黄遵宪诗集中只有少数诗用了口语，绝大多数诗不仅用文言，而且用了很多典故，亦即他并非“我手写我口”，倒确实是“无一字无来历”，这是为什么？
    这里首先涉及对《杂感》诗的理解。实际上，黄遵宪只是认为可以和要敢于以“流俗语”入诗，并非主张完全用口语做诗。而以俗语入诗也早有人提出，龚自珍就说过“不见六经语，三代俗语多”。但这和五四以后完全用白话写诗，不是一回事。所以，说“这是我国语言文学史上关于言文合一第一次最明确的表述”[1] (P755)，不准确。
    更重要的是，在“俗语”即社会语言本身近代化之前，以俗语入诗并不能带来诗歌质变。近代文学语言的变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化，一是通俗化，这是相关但不同的两个问题。古代语言与近代(现代)语言，是两个时代的语言系统，词汇、语法和表述方式都不相同。而俗语和文言，则是同一语言系统中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关系。吸收俗语，可以丰富书面语言，但不会改变语言的时代性。只有口语随时代变化以后，以近代的口语、白话写作，才可能创造新的文学。黄遵宪后来的创作，主要向着表现近代新事物、新思想发展。而在描写日本、欧美、南亚风光世态，表达民族自强、民主自由思想等等这些方面，“流俗语”是无能为力的。这才是黄遵宪并未把“我手写我口”贯彻于创作实践的原因。同时也说明，对这一主张，不应作过分夸大的估价。
    其实，在那组《杂感》诗中，他还提出过另一个更重要的概念——“今言”：“少小诵诗书，开卷动龃龉。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竟若置重译，象胥通蛮语。”“今言”所涉及的，已不仅是“文”与“言”的对立，而且关系到“古”与“今”的差别，就是语言的时代性问题。不过这层意思想当时并未展开。
    他的另一个设想是学习民歌。其《山歌题记》云：“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正以人籁易学，天籁难成也。”① 后人对此也评价很高。然而这也是前人提出并实践过的。如明代李开先《词谑》云：“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情词婉曲，有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冯梦龙辑《山歌》十卷，“以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所论更过之。而且同样，民歌也有个近代化问题。山歌、情歌给诗带来自然清新，却未必适应表现近代新事物、新意境，所以黄遵宪的多数诗并无民歌风，相反更长于以文为诗。对“我手写我口”和取法山歌的主张评价过高，其实是长期以来文学研究中“民间文学主导论”等偏颇观念所致。
    青年黄遵宪主张“有我”、“率真”、“俗语”入诗和学习山歌，一方面反映出他为探索诗歌改革所做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了变革意识，但如何变革，他还没有找到“出其范围”的途径，还只是借鉴前人的经验。诗歌的变革，还有待于时代变化、他本人思想变化和在创作实践中探索。
    二
    时代变化和人生机遇使黄遵宪踏上一条传统士大夫从没走过的道路，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之一，成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诗人。从光绪三年(1877)起，历任驻日参赞、驻美国旧金山领事、驻英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这十多年外交生涯的独特经历，改变了黄遵宪的思想，也改变了他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正如他在政治上不断寻求救国道路，他在诗歌领域里也不断探索改革途径。在传统诗歌的巨大引力场中，这位诗歌改革先行者的探索显得非常艰难，也因而极其可贵。
    黄遵宪初到日本时，他的诗学观变化还不大。观其与宫岛诚一郎笔谈，所论“诗之为道，性情欲厚，根柢欲深”；“诗中之事有应讲求者，曰家法，曰句调，曰格律，曰风骨，是皆可以学而至焉者。若夫兴象之深微，神韵之高浑，不可学而至焉者”云云[2] (P760)，基本上是传统的作诗之道。他与冈千仞所论大体相同。其思想的重大变化，约在1880、1881年左右，他受到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和西方近代学说的影响，“明治十三四年，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2] (P453)。与此同时，他的诗论也发生重大变化，标志就是《明治名家诗选序》：
    居今日五洲万国尚力竞强，攘夺搏噬之世，苟有一国焉，偏重乎文章，国必弱。故文章为今日无用之物。文章之有诗，又等而下之矣。虽然，古者太史巡行群国，观风问俗，必采诗上陈，使师瞽诵而告之于王。《春秋》为经世之书，孟子谓其因诗亡而作。我朝大儒顾亭林之言曰：“自诗之亡，而斩木揭竿之变起。”盖诗也者，所以宣上德、达民隐者也。苟郁而不宣，防民之口，积久而溃，壅决四出，反或酿成巨患焉。然则诗之兴亡与国之盛衰，未尝不相关也。……德川氏中叶以后，禁网繁密，每以文字之故，下儒者于狱，至使学士大夫不复敢弄笔为文。维新以来，文网疏脱，于是人人始得奋其意以为诗，所以臻此极盛也。……其雍容揄扬，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者，固不待言；即偶尔有触忤时事，稍涉忿激，而其意本乎忠厚，当路者亦未尝禁而斥之。专集总集之编，相继出于世，是可以觇国运矣。以余闻欧罗巴固用武之国也，而其人能以诗鸣者，皆绝为当世所重。东西数万里，上下数千年，所以论诗者何必不同，安可以其无用弃之哉？②
    据黄遵宪手迹稿，文末还有一段：
    尚武者不能废文，强弱之故，得失之林，其果重在此欤？抑有为之言不必无用，而无用之用又自有故欤？[2] (P250)
    这篇文字尚未引起近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而在我看来，这是一篇极重要的文章，是黄遵宪诗歌改革思想发展的关键转折点，表明其诗歌改革理论的基础和方向转变。
    首先，“文章为今日无用之物”，意味着传统文学价值观的动摇。价值观是任何一种形态文学生存的前提，因此这一判断，实际是对传统文学继续存在的否定。而更重要的是，关于“文章为无用之物”的判断，是以“今日之世”为参照系的。他不是一般地否定文学的社会功能(“诗之兴亡与国之盛衰，未尝不相关也”)，而是认为过去曾经有用的文学到今日已为无用之物。这个“今日之世”不只是指中国社会，而是指“五洲万国”即世界时代。他不仅看到这是一个“尚力竞强，攘夺搏噬之世”，而且进一步思考：欧洲的强盛，真的只是他们一味尚武、讲求船坚炮利吗(“其果重在此欤”)？他从明治维新看到诗歌在维新运动中的舆论动员作用：“文章亦小技，能动处士议。武门两石弓，不若一丁字。”[2] (P99)青年时期就深知“识时贵知今”的黄遵宪，走入近代世界后，已开始意识到“今日之世”与古代的时代性区别。否定了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文学的价值，也就意味着对适应时代要求、推动社会变革的新的文学的追求，即他所说“有为之言不必无用”。这成为其诗歌变革的动因。
    其次，从过去责备俗儒尊古，到通过对明治维新前后诗歌的对比，揭示了诗歌衰落的深层原因——文化专制。“禁网繁密，每以文字之故，下儒者于狱，至使学士大夫不复敢弄笔为文”，岂止是对德川幕府时代的描绘，难道不包含对清朝文网繁密的联想吗？而明治诗歌“极盛”的原因，则是“文网疏脱，于是人人始得奋其意以为诗”，亦即创作自由。后来他在《日本国志》引进了西方“自由”观念：“自由者，不为人所拘束之义也。其意为人各有其身，身有自由，为上者不能压抑之、束缚之。”近代自由论，为诗歌改革、诗歌解放，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
    最后，他把目光转向“欧罗巴”，希望能像欧洲“以诗鸣者”那样，创造出“绝为当世所重”的诗。中国古代诗歌，以纵向继承为主，可以亲风雅，可以崇屈骚，可以尊李杜，可以学苏黄，从没有人提出学外国诗人的。在中国文论史上，黄遵宪是第一个把“欧罗巴”诗人树为师法对象的。它标志诗歌变革的新取向。当然，黄遵宪主要是看重欧洲诗歌能发挥社会作用，他还不懂“欧罗巴”的诗，在艺术上还无法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