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自1991年出版至今，已经16年了，如今中华书局再版影行，并以新出《清议报》见赠，回顾往事，感慨良多。顾问三人，顾廷龙、方行相继谢世，我也年过八旬，垂垂老矣，因草此文，以供参考。

　　顾廷龙先生自1932年燕京大学研 
究院图书馆系毕业后留燕京图书馆工作六年。1938年，应叶景葵、张元济之邀，由京来沪，主持上海合众图书馆。解放后，历任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即合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馆长。他除精通古籍版本外，对近代期刊也很关注。建国初，成立上海图书馆，除原来合众图书馆所藏外，还有报刊图书馆（原鸿英图书馆），以至徐家汇藏书楼等并入，近代报刊收藏已为全国之最。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在顾老和当时文化局主管图博的方行同志策划下，于1959年起，组织人力，把近代期刊中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有参考价值的汇录其全部篇目，以上海为主，再走访全国五十个图书馆，编成《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自1857年的《六合丛谈》起，至1918年止，约一千二百万字，“文革”前出版第一册，其余五册“文革”结束后据校样印出。至于1919年至1948年，也写有卡片约一百多万张，装成38个大木箱，“文革”时被整车运出，送纸箱回炉。顾、方二老每言及此，总是老泪纵横，情不能已。

　　方行同志早在解放前编辑《谭嗣同全集》时，就从合众图书馆所藏《时务报》、《农学报》和《湘学报》中录取谭氏遗文。此后，又陆续从《湘报》、《亚东时报》录取佚文补入，《谭嗣同全集》增订本还专门编有“报章文辑”。

　　顾、方二老和我时相过从，近代期刊的搜集、辑印，也成为我们经常谈到的课题。

二

　　中华书局是国内著名的古籍整理出版机构，早在上世纪60年代，该局张静庐先生就写信给我，询问上海收藏《苏报》的情况，是否可以影行。这是他看到我在1963年《文汇报》上发表《苏报案的历史意义》后特地问我的，经查询，藏数不多，事随中辍。

　　1985年，我从美国讲学归来，把在日本购得的台版《苏报》两种，还有《国民日日报》的影行本带给顾、方二老看。台版《苏报》有两种：其一是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5月影行的光绪二十九年二、三、四等三个月的《苏报》；另一种是台版《中华民国史料汇编》之一，1968年9月根据陈铁笙收藏影行，收录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1903年5月6日）至同年闰五月十三日（7月7日），由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国民日日报》收录光绪二十九年六、八等两月份报纸，也是学生书局影行。顾老对我说：“我已年迈，方行又忙，近代期刊的影行，多亏您了。”我的工作单位，和徐家汇藏书楼只有一墙之隔，经顾老叮嘱，给我查阅报刊带来方便。次年，我到北京开会，和中华书局总编李侃同志同在一组，向他提出此事，他同意了。从而搜编工作正式启动。但面临的问题还是不少。

　　首先，是《近代期刊汇刊》的起迄问题。

　　从当时看到的资料来说，1857年国内就有期刊出版，但大都是外国人主持，如《六合丛谈》（Shanghai Seriel），1857年1月在上海出版，由英国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主编，次年迁至日本。《中西闻见录》，1872年8月在北京创刊，主持人是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Martin）、英国人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人。《万国公报》，1879年9月在上海发行，周刊，创刊和主编是美国人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历时甚久。中国人自己办的期刊，是在甲午战后才“风行海内外”的。戊戌时期的报刊，开中国“民报勃兴”的先河，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这些报刊，不仅种类众多，而且内容新颖；不仅有综合性，也有专业性的。它促使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并且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出版起了深远影响。从而决定选编1895年以后的主要报刊，从康有为、梁启超主持的《强学报》、《时务报》开始，旁及其他。

　　当然，维新派创办的报刊，早于《强学报》的，还有《中外纪闻》和北京《万国公报》，分藏北京、上海。北京《万国公报》，梁启超、麦孟华等编，有《地球万国论》、《通商情况考》、《铁路便行旅说》等，宣传“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对开矿、铁路、制机器、造轮船、筑铁路之法也曾涉及，所论基本上发挥康有为《上清帝书》中变法主张，但数量不多，又未搜集齐全，只能俟后再补。

　　至于结束，暂定编至1918年。因1918年至1948年的索引卡片“文革”中被毁，已难再补。因此，《中国近代期刊汇刊》，起自1895年，至1918年止。

　　其次，是资料的搜集。

　　要影行，就要逐页检查有无缺页。有的报刊，如《时务报》、《清议报》，将广告、宣言、告白有时另页插入报中，有的散失，有的幸存，好在这两种报刊，存有多种，于是逐页对照，将它补入。遇有正文漏损，也予补足。就这次重印的《清议报》言，上海图书馆所藏，缺第6、第49、第78期，有的整页全缺，有的只存残卷，我们设法到上海主要高校研究单位查补，还是缺了一期。当时知道上海某单位有该期，经联系，又以“索价过高，不能承受”。怎么办？这时，我正好到北京开会，向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文海求助，他找到了，分文不要，终成全帙。在编辑过程中，中华书局陈铮、吴杰同志费了不少心血，吴杰同志还亲自来沪查询，篇目索引也是中华书局编的。

　　最后，任何“汇刊”，总要有它自己的特色，《期刊汇刊》除所收报刊求精求全外，还需有鲜为人知的“压卷”之作，我们以《强学报》开始，不但因为它是强学会的机关报，有章程、名录，为研究戊戌变法不可或缺的资料外，还因为它来之不易，可能是孤本。

　　说到这里，又要提到顾廷龙先生的不朽之功了。还在他主持上海合众图书馆时，就注意近代报刊的收藏。有一次，陈叔通先生捐赠古籍，用一张报纸包装，一看，这张报纸竟是1895年的《强学报》第一号，署“孔子率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旁注“上海强学书局现在跑马场西南首王家沙第一号”。顾老把它插成八页，装订成册，成为我国绝无仅有的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在上海办的第一张报纸。顾老把这一发现告诉了顾颉刚先生，颉刚先生说，他藏有《强学报》第二号，以之相赠。后来顾老将这两期《强学报》印出几份，赠我一份，至今我还保存着顾老送我的信封和两册《强学报》影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