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清王朝开始实行“新政”,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由此兴起并持续至1911年王朝覆灭。有人评价:“清朝在它的最后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者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1)这是动荡剧变的十年,又是各种思潮激烈撞击的十年,“为晚清小说的空前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气候和土壤”(2)。 声势浩大的“小说界革命”应运而生,小说创作在其后数年间,质与量均有了飞跃性的提升。梁启超发表于《新小说》创刊号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推崇小说的功用,并将之与“新民”、“群治”联系起来。文章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开篇,以“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3)作结,“从理论上打起了启蒙文学的旗帜”。“本着‘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认识,梁启超鼓吹用办报等来为国民之向导,进行广泛的启蒙教育,而小说,则是他找到的‘新民’最好武器。”(4)“新小说”创作的繁盛和《新小说》等小说刊物一起,“将20世纪中国第一次启蒙文学热推到高潮”(5)。就近代启蒙思潮而言,“民主思想和科学思想紧密相连,或者说,近代启蒙思潮是以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传播为其主要内容”(6)。
从域外引进的科学小说(或称科幻小说)正是“小说界革命”的重要成果,王德威将科学小说归为晚清小说的四个大类之一,并推崇其“所论所述,深饶历史文化意义”,更是“我们一窥世纪之交,历史及政治思潮嬗变的好材料”(7)。在当时“格致兴国”的科学浪潮影响下,科学小说从西方引进,而自1902年徐念慈创作《新法螺先生谭》始,科学小说一度势头蓬勃,辉映文坛,然数年之后,后劲不足而由盛入衰,一蹶不振。探究晚清科学小说衰蜕的原因,并非本文主要写作目的。下文将要关注的,是在近代“启蒙”、“救亡”大背景下的知识分子(这里主要指科学小说创作者),是如何表述和处理小说中的“科学”,以及“科学”与“国家”的关系,这种表述、处理方式的原因和局限,皆映射了晚清(乃至当今)启蒙的艰巨性和“未完成”性。
1840年的鸦片战争,刺激并引起了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的中国士大夫一种“趋向于火器机械学的研究与发掘” 的强烈动机,据统计,1840—1860年间,介绍西方兵船火器的相关兵械书籍竟达22种之多!(8)于是有了碧荷馆主人在《新纪元》第八回所写的话:19世纪以后的战争,不是斗力,全是斗智。只要有新奇的战具,胜敌可以操卷……今日科学家造出的各种攻击器具,与古时小说上所言的法宝一般,有法宝的便胜,没有法宝的便败。设或彼此都有法宝,则优者胜,劣者败。这或许可作为晚清科学小说家对“科学”推重的一个代表性注脚。晚清知识分子对以新式武器为代表的“科学”相当推崇,在小说中将其捧到了能左右战争进程、关乎成败决定力量的地位。以《新纪元》、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等为代表的一批章回体长篇科学小说,“极力渲染和鼓吹科学技术的无比威力,以寄托一代文人科学救国的强烈愿望……但它所开出的‘科学救国’的药方只能是整个救国方案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视其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恐怕只能是聊以自慰而已”(9) 。
义和团运动之后,知识分子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科学的传播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运动,随之而来的是“科学精神取代了儒学运动,科学被认为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体的“科学”,因此“被引进取代旧的文化价值”(10)。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推崇,发展至清末形成了启蒙浪潮中的唯科学主义思潮。“唯科学主义可被看作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在中国,科技的落后更加强了人们对国家富强的盼望,所以,当我们发现中国许多受过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于科学的巨大热情时,也就不必惊讶了。”(11)唯科学主义由此开启了一个“超级思想体系的一统天下”的时代。以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为例,小说中“光、热、力”三个主要意象:“不仅代表了中国对西洋科技、民族的总结看法,也是其踏向现代之门的必要的物质与精神条件。……它们是中国力争上游的先决条件,与启蒙思想、原则、行动紧密相连。”(12)
但恰恰是因为作者用力太过,而导致了“科学”的“堕落”。由于许多科学小说创作者(也即普通知识分子)对科学缺乏必要的、全面的认识,造成了对“科学”的片面理解或者误读,对“器物”层面的简单追求,对科学目标的形而下认识,兼之强烈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色彩,因而忽略了“科学”蕴涵的浓厚人文色彩和人性内蕴。内容宽泛的科学知识,以及“科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层面上的意义,都被狭隘地禁锢在新式军火这个“器物”层面,科学在此被严重器物化和工具化。这不仅使得科学小说的幻想性严重不足,造成创作的衰退局面,更使得清末的启蒙(新民)运动半途而废,甚至误入歧途。
“科学”的沦落所导致的科学小说半冷不热状况,与近代以来士大夫阶层所大力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主流思潮不无关系。一般认为,近代中国意识觉醒的过程按照从高到低的步骤,分为科技意识(器物层面)的觉醒、政治意识(制度层面)的觉醒和伦理意识的觉醒三个阶段。《新纪元》等晚清科学小说的眼界,基本上还是在第一、二个阶段徘徊,其本质上仍难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维范畴,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引用滞留在“器物”、“工具”的较浅层面,明显滞后于主流思潮的步伐,这当然有其原因:“从科学观念的传播和影响看,相对于抽象的理论形态,器与技往往以更直观的形式展示了科学的价值,从而更易于为人们所认同与接受。”而“晚清对格致之学的注重,在逻辑上表现为清代‘以技治经’及‘以技制夷’的历史延续。”(13)对“科学”功利主义的生吞活剥与狭隘理解,这导致了科学小说创作中,“科学”与“小说”的貌合神离,同床异梦,难以水乳交融,创作水平的停滞不前也是情理之中。这种着眼实效的工具色彩,使得科学小说“关注现实的成分太多,从而很难生发出属于文学的、诗意的、哲理的东西”(14)。
另一方面,科学小说与当时许多新小说一样,被当做维新救国的工具而蒙上了浓厚的改良群治启蒙色彩,其主要目的就是能够“富国强兵”。而碧荷馆主人等小说家们对以新式武器为代表的“科学”的执著追求,对“新纪元”、“新世界”的憧憬和狂热追求,无疑凸显了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或者种族主义)情绪。在汪晖看来,作为近代思想家科学观中的关键字眼之一,“功用”一词“含有更多的民族主义色彩(寻求富强)”(15)。新纪元(中国的纪元)、黄帝纪年、帝国、皇帝、黄种人、中国殖民等一系列的关键词,统统映射着晚清文人时刻萦绕心头的强国情结和梦想。陈平原曾指出很多科学小说的一大局限:“注重国家的命运、文明的进程,而不大考虑个人的情感与得失”(16)。小说家们对大炮轮船或者毒气弹之类的巨大威力津津乐道,如《新纪元》第十三回“化水为火”之法杀敌万千,《月球殖民地》第三十一回为了报复欺压黄种同胞的白种人,对其实行炮轰:“两旁人民也连累轰死不少,但为除害起见,也顾不得这许多了”。这些小说家之所以容忍甚至赞赏大规模杀人,基于其对于新世界的期待。在此意义上,晚清小说家“创造了空前绝后的时空环境,而其笔下的人物则轮番摧毁或拯救着中国”(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