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应远离尘嚣的神佛仙娥，居然成了新生活的代言人，本应豺声狼视的妖魔鬼怪居然成了高科技、新产品的化身，这大概是时代赋予神魔小说的新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神魔小说一直没有消失，从明中叶的《西游记》到晚清的《也是西游记》，神魔世界永远是人间的最好参照。
拿《蜗触蛮三国争地记》来说，它形式上可能受到前期《草木春秋》启发。不同的是，《草木春秋》以草木、药剂作为人物，而《蜗触蛮三国争地记》则是以昆虫作为人物，“隐射双关”。前者出现于明末清初，似有所指摘；后者的隐喻色彩则更为浓烈，明眼人一望便知。因为创作者在序言中已经明确道出了意图：“……至于蜗牛国内之羹沸，外交之波诡，殉国之血忱，革命之风险，其他政界学界，以及社会之种种现象，皆足以考见世变焉。”③所以，尽管书中人物各以“虫天世界”的昆虫面目出现，又是“蜗牛王”，又是“叩头虫”、“应声虫”，影射时政意义却极为明显。蜗国喻中国，触国喻日本、蛮国喻俄国，这三虫国的外交、内政实则是中、日、俄三国政事的真实写照。作者对国势日衰的忧愤之心昭然若揭。
与此相类的还有“新西游”系列。这一类“西游”故事多半模式化，借用的只是《西游记》的人名。正如陈景韩(新西游记》弃言中所说：“《新西游记》虽借《西游记》中人名、事物以反演，然《西游记》皆虚构，而《新西游记》皆实事……”挑明了借神写人，神魔蜕化为外壳。
重降人间的唐僧师徒，面对“文明”世界不知所措。唐僧、悟空、八戒、沙僧4人，又是买假文凭，又是冒充留学生，更有甚者吸鸦片、打野鸡、喝花酒、叉麻雀(打麻将)乃至争风吃醋，无所不为。名为神魔，事实上称为“社会小说”、“学生现形记”、“官场现形记”、“青楼现形记”④并不为过。
而葛啸侬笔下的地府，俨然就是清廷的化身。名义上变法、裁员，把从前的十殿阎王都裁去，归并为一新阎王，而于户、工、兵、刑、礼、吏六部之外更添设一夷务部。部长方螘“是夷奴出身，生前既怕洋人如虎豹，死后更怕洋鬼像严父一般，无论什么事，只要洋人吩咐，唯命是从，不敢违扭，又赋性贪污，见钱就喜欢……”(第7回)如此的朝廷、如此的官员、如此的变法，怎不令人痛心疾首!正如王庆寿《地府志·叙》中所说：“是书以地府托名，而实关世事。骂鬼耶，骂人耶?而人为鬼为蛾，则以鬼视之，而以鬼骂之矣……”
和吏治腐败同样威胁着中国人的还有许多痼疾：迷恋鸦片、沉溺牌桌以致打着“维新”旗帜招摇撞骗……所有这些，作者笔下都有人骨三分的揭露、抨击。
对鸦片烟的危害，很多作品都有所涉及。《百大妖精斗法奇观》中先有芙蓉城主乌烟大王凭借着“金钱摄魂斗”、“收脂吸髓箫”居然大败天兵大将(第21则)。另“番邦有恶魔曰阿胶大王，专吸人精血，占据芙蓉城吞云吐雾，善大魔力，与亲善者咸为其所迷惑，沉湎而不知返……”(第83则)“阿胶大王擅吸髓迷魂枪、有法宝金银爬灰斗、长明灯、钻窍针、乌烟匣、乾坤盘。”(第85则)而陈著《新西游记》中唐僧、八戒、沙僧师徒竟然也染上烟瘾。《也是西游记》中师徒们则陷身乌烟阵中，还是小行者连破婴粟真人烟杆子、烟缸、烟枪三件法宝，最后在菩萨的指点下，方得脱身。《新天地》干脆说阴司的文官武将、吏役兵丁“十停中倒有九停是鸦片烟鬼”(第10章)。由此可见，作家们对于鸦片的危害是有共识的。他们都希望国民能够真正强壮起来，中国能够真正强大起来。
另外，对于那些打着“维新”旗帜招摇撞骗、大作表面文章者更是毫不留情地讽刺、挖苦。关于留学生，《地府志》中的假洋鬼子姚兆南是一个代表。这位不学无术的家伙为骗取钱财，居然冒充留学生，办新学，最后遭到报应。李著《新西游记》中唐僧师徒摇身变为新学生，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新天地》中众神仙下凡考察，要装扮成出洋留学生回国的样子，为逼真起见还向土地爷买了假文凭，因为“现今出洋留学生是最尊贵的”(第12章)。面对上海城城门的改建，用土地的话说:“这是现在改行宪政，人人讲求新学，风气开通的讲究。”猪八戒道：“怪不得那些新学家，讲的什么开通进步，原来是开通了城门，车子进城的进步。”(第16章)又借众神仙之口说“可见他国中内容腐败，大小官吏都是些阳奉阴违，口讲的什么维新改良，一派是欺人之谈罢了。”(第17章)
创作者一方面不遗余力抨击、诅咒旧世界，一方面又在勾画新世界的蓝图，憧憬着新中国的未来，很多作品的结局都是耐人寻味的。
如《蜗触蛮三国争地记》的结局是:“蜗牛王一怒，而二国之王称臣奉藩，厥角稽首。国日以富，兵日以强。”(第16回)而《地府志》第40 回，洋鬼子费尽心机妄想控制阴司转轮权，进而控制阳世中国，结果是机关算尽，天廷派包公重任阎王，整顿吏治。卖国求荣者老猿、汪楚生、姚兆南等皆遭恶报。英人克礼儿不得不托梦给英王，“中国大皇帝，天命所归，应享万世太平之基，嗣后彼此交往，务须诚信相孚。再不可怀奸挟诈，欺负中国，自取天谴。”从此“中英的交情，愈加和睦，共享世界承平。”
所有这些都说明，此期创作者的主体意识是鲜明的，他们所关注的除了现实还是现实。传统的神魔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在他们笔下又有了新的变异，一方面他们继承并发扬了这类小说“谈天说地”“向壁虚构”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意淡化神魔色彩，强调现实寓
意性。他们强烈的主体意识使这些小说具有浓烈的时代性。所以，清末民初的神魔小说基本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为中规中矩沿袭传统，乏善可陈；一为有意创新，注入活力，为新的小说模式(科幻)出现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3）
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新旧杂糅的局面，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神魔小说发展的强大惯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新观念，尤其是“西学东渐”的结果。
读者的审美趣味一直是小说兴衰的一个主要推动力。神魔小说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其迷离倘恍、奇幻相生的艺术境界获得了读者的青睐。可以说，读者的好奇尚异心理，对神魔小说的创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经典作品的典范意义同样不
可忽视。神魔小说的创作一直没能摆脱它们的阴影笼罩，这是神魔小说繁盛，也是神魔小说衰落的主要原因。这几部经典之作的问世无疑为这一小说类型开辟了新天地；同时其强大的向心力也使得这一流派创作难以摆脱固有模式的影响，只能沿着惯性轨道滑行。晚清的神魔小说创作很大一部分是这种滑行的结果：因循守旧，生机渐绝。
至于神魔小说新生命力的注人，则要归功于晚清这个特殊的时代，归功于一大批有强烈时代感的作家的努力。当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老大帝国美梦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放眼世界，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西方的一些新兴观念、进步思想，诸如“民主”、“平等”、“自由”纷纷涌人，成为知识精英们启迪愚蒙的先进思想武器。而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新小说”理论的提出，在小说创作领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小说成了“改良群治”，成了“新民”的有力武器。所以，这一时期神魔小说创作中出现大量的新观念、新思想也就不足为怪了。《绘图新天地序》的一段话就颇具代表性：“《新天地》二十章，绪意近事，以供硕学志士茶余酒后消闲醒世之助也。欧洲各国政治之进步，小说功多，所以目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今《新天地》之出现，也愿我中土人民一更新象，来就立宪国下，同登《新天地》之新世界，甚新国民之厚望也。”正是在这种“改良”思想的指导下，神魔小说的创作才出现了新的变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期的许多创作者都是报纸编辑、翻译家，所作小说往往不止一种。如陆士愕，“著书不下五十种”，尤以谴责小说见长。葛啸侬作品也不下6、7种；30回本《新西游记》的作者李小白，还著有言情小说、滑稽小说多部。5回本《新西游记》的作者陈景韩，曾任《小说时报》、《妇女时报》、《新新小说》主编之职。主要从事外国小说翻译，译有《虚无党》等十余种。撰《天上大审判》的亚东破佛(彭俞)，曾在上海创办《竞立社小说月报》，著有小说、译著多种。
这些创作者面对满目痰疮的旧中国，面对不断涌人的新思想，对这个世界一方面充满了僧恨，一方面又充满了憧憬。职业的优势使他们对社会的变故保持高度敏感。如光绪33年(1907)徐锡麟、秋瑾死难，此期的几部小说都有所涉及，尽管态度不一。像完成于光绪34年(1908)的《地府志》就涉及到此事，时效性可称极强。再如康梁变法、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割地赔款、出让主权……这些都是创作者所关注的。只是迫于多种原因，这些事件人物在他们笔下稍加变形，就成了饶有兴致的神魔形象，如《百大妖精斗法》第25则“曲辫子煽惑猪婆龙”明显讽刺康有为以及辫帅张勋策动复辟事件。“神魔”成了作者玩的一个障眼法。
当然，这些创作者在自觉地利用小说的形式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也染上了“新小说”的通病，过分强调其社会政治功用，忽略其艺术性，“辞气浮露，笔无藏锋”。
尽管如此，清末民初的神魔小说还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们处在一个新旧的交接点上，一方面因循守旧，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在创作中体现出新意，尽管这种新意可能对神魔小说创作传统有所背离，但却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所以，此期的神魔小说创作一方面可视为旧有小说类型的终结，一方面可视为一种新的小说类型(科幻)的发端。
注
①参见胡胜〈因革期神魔小说试论〉，《保定师专学报》2000年1期。
②参见胡胜〈论衰蜕期的中国神魔小说〉，《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5期。
③蜗庐寄居生〈序〉
④李小白《断西游记》一琴一剑斋生〈评话〉
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P2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