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英国率先在外滩以西区域建立英租界，此后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出现了美租界和法租界，中西共管、文化杂陈成为新的城市特色，如跑马场、招商局、申报馆、工部局、巡捕房、礼拜堂等成为城市场馆的组成部分。比如上海滩跑马场每到春秋两季，最为热闹，《海上繁华梦》初集第八回回目就是“看跑马大开眼界”，正是这些内容树立起一个新的城市形象。
第三是城市格调。扬州和上海相同的是休闲和糜烂，两者都开始褪去传统的名士气，上海的蜕变更加彻底，有着更浓重的商业气，更强烈的实利意识和消费意识，人情被充分物化，世风浇薄。写扬州小说大都以传统观念为指归，写上海的小说则刻意塑造了新旧同体、中西兼备、繁华和糜烂共存的城市文化。
如果说《风月梦》和《雅观楼》等所描写的都是世俗的情趣，所表现的扬州只是个带有古典意味的传统城市，小说人物如陆书、雅观楼都是传统的败家子弟的典型，作者用以矫正他们的思想也只是传统的劝惩思想，有时甚至用返回乡村的姿态，来对抗城市的堕落风习。如《风月梦》第六、七回写袁猷的表弟穆竺从乡下到扬州城里购物，从穆竺的视角写了他的城市见闻，都是不能为他理解的现实。在小说结尾人物各各凋零，陆书离扬州返家，患了一身毒疮，生死未卜；袁猷与妻反目，一病而亡；吴珍因鸦片案被发配充军，流放他乡；等等，而在结尾的第三十二回，在家务农的穆竺，又至扬州，他的生活境况与众人形成鲜明对比，“再说袁猷的表弟穆竺，住居霍家桥南首穆家庄，在家务农，娶了妻子，如今又生了儿子。正欲上城到新胜街首饰店兑换银锁、银镯与儿子带。……穆竺欢欢喜喜，更换新帽、新衣、新鞋、新袜，直奔扬州。”通过对比，表达了作者对城市生活的质疑。另外，《风月梦》和《雅观楼》结尾还都指向了宿命论和封建道德，《风月梦》中的双林在袁猷死后，选择了捐躯殉夫。《雅观楼》中的雅观楼最后知道自己之败落乃是偿其父之债，宿命如此。扬州小说的思想格调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的框限。
相比而言，写上海的小说呈现出新的意识和格调。有研究者就特别指出《海上花列传》中城市意识的强化，认为：“城市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社会实体在中国小说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也许还是到了晚清才开始。当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极为鲜明地把乡下人到上海‘闯世界’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来描写时，城市就不只是一个喧嚣的场景了，它确确实实是一种新的文化。所以，传统的道德批判在韩邦庆那里，渐次让位于‘个人感受’——一种在城市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特殊心理与价值观念。”[10]
正是这种“在城市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特殊心理与价值观念”，跨越了小说《风月梦》等所代表的城市小说的阶段。
与妓院生活相联系的，无论是扬州，还是上海，都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只不过在嫖客眼里，上海的都市繁华更眩目，更刺激。有关小说有时是以病态的方式来表达糜烂情绪。有研究者论道：“海派作家由城市‘断层’所生就的哀感，全然是个人化的，于是性爱和‘双重人格’便一般成为他们最有潜质的描写对象，反映了他们对身居的都市的理解与把握，反映了他们对自己周遭都市人的思考、判断和针砭。当然他们也时会显露出自身的病态，会把思考变成沉醉，判断变成麻木，针砭变成欣赏。”[11]这段用来解析现代海派作家作品的话一定程度上也适用晚清小说。如《九尾龟》就把章秋谷这样一位时时大谈嫖经的“嫖界高手”视为正面人物。有时其人所为，实在不值称赏，如第二十回面对他人所托之妾，他虽知其人有欺诈之嫌，却故意加以淫污；后来甚至发展到诱奸良家女子，如为了接触伍公馆小姐，不择手段，先是骗奸卖花姑娘，后来私通伍家的舅太太，最终达成目的。而作者在一旁津津乐道，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如《海上花列传》有时候面对追求感官刺激的场面也似乎情不能自已，如第五十一回大家品赏以描写性交为主要内容的《秽史外编》，就是一种激赏式的描绘。
洋场是个奇异的地方，是以消费为生活特征的地方。在上海，“你有钱，你可买小姐的青睐，若是没有钱，烧饼店的芝麻也莫想吃一粒，一切是钱说话。”[12]从物化的程度来判断晚清上海小说的城市格调是有启发性的，有研究者认为：“在真正的城市文学中，必须包含物和商品的理念，人的命运和他们彼此的冲突、压迫，不论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是采取了人格化形式，必须在其背后抽取出和归结到物、商品的属性。”[13]当物的属性被突出的时候，人的属性就被遮蔽了。在浓烈的商业气氛中，人被充分地物化，人情浇薄，《海上花列传》第三十回，写赵朴斋的乡亲吴小大到上海找在洋行帐房里当差的儿子，按吴小大的自述，听说儿子发了财，“我来张张俚，也算体面体面”。不料儿子吴松桥面对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父亲，将之视为累赘，吴小大连去三次，也拒不相见，第四趟让帐房给了四百个铜钱，赶他父亲回家。吴小大“一面诉说，一面号啕痛哭起来”。这一段描写了亲情在上海的真实遭遇，亲情已完全被物欲遮蔽，传统的家庭伦理荡然无存。
晚清小说中的上海已是一个兼备中西、联结新旧的商业社会，这种更新的景象不仅表现在如前文所述的城市景象，纵欲心态上，还表现在思想观念中新的质素。西方的文明观念在晚清已逐步地进入中国，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比如以往不为人重视的卫生意识，自有了“租界”的示范作用之后，人们观念发生变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妓女出身的江西巡抚夫人乘着绿呢大轿去上海道署衙门，“由大马路出黄浦滩，迤逦到十六铺外滩。转弯进了小东门，便看见沿路都是些巡访局勇丁，往来梭巡。这一天城里的街道，居然也打扫干净了，只怕从有上海城以来，也不曾有过这个干净的劲儿”。（见第九十一回）当这类新鲜事物进入人们的视野，意识也逐渐在人们心中生根。由于深受封建专制的荼毒，西方制度的文明性很自然地被国人所推崇。《海上繁华梦》后集第三十六回写乌氏寻找被拐的女儿，有人劝其到巡捕房告状，说：“况且西人办事公正，一来不要使费，二来不肯耽延，三来不受嘱托，你可大胆报去，包你一告便准……”，结果巡捕房派出的公差，很快帮乌氏找回了女儿。这些都是以往小说中不可能见到的新的精神气象。
与此同时，上海滩上的旧景观却也并不少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官员的姨太太死后在大马路、四马路上大出殡，“居然用奉天诰命、诰奉恭人、晋封夫人、累封一品夫人的素衔牌”，更令人惊奇的是，妓院老鸨死后出丧，“居然也是诰封宜人的衔牌。后来有人查考他，说他姘了一个县役，……这个县役因缉捕有功，曾经奖过五品功牌的”（第七十八回、第七十九回）。
就这样，在上海，尽管它已几乎突破了传统文化的束缚，跨越了以往扬州小说城市景象、思想观念的传统格局，空前地张扬了城市的个性意识，但封建文化传统之腐朽性依然顽固地与现代性一同存在，展示着一个独特时代的城市格调。
三
最后，不妨总结一下“都市繁华梦”之变迁带给我们的文化启示。
晚清是个时代观念发生巨变的时期，城市本身的发展也处于新旧转变时期，小说中的城市故事，即深刻地展示了这种变异。从扬州到上海，标志着都会文化的中心从一个有着乡村文化浓重痕迹的中等城市转到了中国城市文化的发祥地，这种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从农业文明迈向商业文明，从传统文化逐步走向现代文明。
以两座城市的代表作品而论，值得注意的是，《风月梦》和《海上花列传》都表现了好梦成空后的道德劝戒。《风月梦》中的故事结局更像传统的劝诫结局，它以回归儒家礼教为指归。而《海上花列传》以一种原态的生活化叙述，几乎不掺和主观的道德评价，就不动声色地把一种糜烂的生活景象活画出来，虽然作者的描绘里包含了“劝诫”的意思，但其意义远在一般劝诫之上，它展示的那种真实的生活状态，足以让读者去品味、判断和感悟。无论在思想立意还是在艺术表现力上，《海上花列传》比之《风月梦》当然是一种进步。③
从小说对待乡下人的态度也很能看出差别，两者将乡村都置于潜在话语背景中，作为参照系，但两者的态度截然不同，《风月梦》表现出退守的姿态，它以乡村人的知天安命，和睦美满作为结果，来规劝城市人放纵欲望的狼狈下场，是一种自足的心态，小说的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属于传统的道德立场。而在《海上花列传》中，当乡下的赵二宝找到流落街头拉车的哥哥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说俚定归是舍勿得上海，拉仔个东洋车，东望望，西望望，开心得来！”事实表明这是乡下人进城的普遍心态，充满好奇，但是在小说中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惶恐不安，更多的是充满活力的尝试和参与，这从赵二宝、张秀英入上海后，遍尝了十里洋场带给她们的种种快乐后的心态中可以看出，她们不愿离乡，甚至落堂为娼，也在所不惜。小说写道：“赵二宝一落堂子，生意兴隆，接二连三的碰和吃酒，做得十分兴头。赵朴斋也趾高气扬，安心乐业”，可见出他们抛弃了乡下人的身份，融入大都市生活的心情是多么急切，乡下人一跃而为城里人的喜悦，早已遮盖了廉耻丧失的那一点难堪。这表明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现代文明所具的同化力量，它极端物质化、充满野性，将人生而有的欲望，强烈地激发出来，以一种张扬人性（扭曲的）甚至糜烂的生活方式来突破传统内敛、保守的文化规范，所以说，以《海上花列传》为代表的上海小说是站在反叛和疏离传统的立场上——这恰恰是《风月梦》们所希望保留的立场，对城市与人的关系作了新的现代性的解读。从扬州到上海——都市繁华梦变迁的文化意义就在于此。
注释：
①所据版本：《海上花列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九尾龟》[长沙]荆楚书社1989年版；《海上繁华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②《九尾龟》盛赞妓女陈文仙，其实这是一个虚假的几乎令人不能接受的角色。《海上繁华梦》中的桂天香在作者笔下也是符号化的正面人物，作者描写她们的热情和笔力远不及《风月梦》、《广陵潮》中的美好妓女。
③遗憾的是，其它的描写上海小说大都没能达到韩邦庆的艺术高度，他们走的是“溢恶”的路子，尽管表现出一定的现代意味，一些故事结局还是回到传统的善恶因果上。
参考文献：
[1]韦明铧.扬州文化谈片[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4.117.
[2]叶梦珠.阅世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82.
[3]海上漱石生.海上繁华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3.
[4]邗上蒙人.风月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78.
[5]蘧园.负曝闲谈[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41.
[6]江苏古籍出版社编.盐商与扬州[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319.
[7]韩侍桁.论海派文学家[A].马逢洋.上海：记忆与想象[C].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8]李涵秋.广陵潮[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423.
[9]陈思和.论海派文学的传统[J].上海文化.2001,（总31）.
[10]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文学遗产.2001,(05).
[11]许道明.海派文学的现代性.复旦学报.1997,(03).
[12]高植.在上海[A]. 马逢洋.上海：记忆与想象[C].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13]李洁非.城市文学之崛起：社会和文学背景[J].当代作家评论.199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