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扬州和上海都是晚清的重要城市，本文以晚清小说作为文本材料，从城市人物故事、城市生活内容、城市格调三个方面，细致论析从扬州到上海的都市繁华之变迁，即脱离传统性，趋向现代性的过程，并对变迁的文化意义加以探究。
【关键词】 晚清小说；扬州；上海；都市繁华；变迁
扬州和上海都是晚清时期的重要城市，扬州在清代的十八世纪曾经盛极一时，而在十九世纪中期，扬州衰落而上海兴起，这在当时的小说作品中有着具体而生动的反映，本文即以晚清小说作为文本材料，对从扬州到上海的都市繁华梦的变迁加以细致探讨。
一
在晚清时期，扬州和上海两城市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于盐业政策变化、盐商挥霍过度、旧产盐地衰落等原因，乾嘉时期兴盛一时的扬州走向衰落，这在《风月梦》、《品花宝鉴》等晚清小说里有很充分的反映，问世于1848年左右的《风月梦》对扬州的衰落有具体的反映，第五回：
众人望着北岸一带荒冈，甚是凄凉。贾铭道：“想起当年，这一带地方有斗姥宫汪园、小虹园、夕阳红半楼、拳石洞天、西园曲水、虹桥修禊许多景致，如今亭台拆尽，成为荒冢……”陆书道：“小弟因看《扬州画舫录》，时刻想到贵地瞻仰胜景。那知今日到此，如此荒凉，足见耳闻不如目睹。”贾铭道：“十数年前，还有许多园亭，不似此日这等荒凉。”
十九世纪后期的扬州已经跌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困境，如《广陵潮》第五十七回对扬州的城市描述，就定位为“僻处江北，斗大一城”。
饶有意味的是，清后期焦东周生作有《扬州梦》笔记，书首有葆兴子《序》，其文曰：
维扬为古名胜地。清乾、嘉时，商丛聚，骄奢淫佚，成风尚。粉白黛绿，卖笑倚门，斗靡夸多，不下今日之申江。过江名士，如鲫之多，醉生梦死于其间者，不能屈指数。[1]
这段话是从上海返观昔日的扬州，将今日之上海，比为昔日之扬州，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当扬州衰落时，隔江而南的上海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崛起。
上海地位的显现经过了较长时间。叶梦珠《阅世编》卷三：“上海之有榷关，始于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关使者初至松，驻劄漴阙，后因公廨窄陋，移驻邑城。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2]这是上海作为港口城市之始，此后虽因乾隆二十三年清廷重申闭关政策而使其再度沉寂七十余年，到了嘉、道年间，重开海运漕粮之路后，上海作为“江海之涌津，东南之都会”的地位再次凸现。在1842年鸦片战争后的次年，上海被迫开埠，由于与长江中下游的富庶地区相毗邻，且处于长江入海口的优越地理位置，上海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口岸。所以小说《海上繁华梦》中说：“自道光二十三年泰西开埠通商以来，洋场十里中，朝朝弦管，暮暮笙歌，赏不尽的是酒绿灯红，说不了的是金迷纸醉。”[3]随着中外商人的大量汇集，上海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商业城市。
当时有各种人士开始从扬州向上海迁移，标志着商贸、通俗文化中心的转移。比如《风月梦》第二十五回所描写的内容就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扬州的妓女已开始打算迁往上海，“凤林道：‘前日有人向我说是上海地方，有人在扬州弄伙计，情愿出四十块洋钱代当。他叫我去，我却未曾允他……’”[4]可为补充证明的是《负曝闲谈》第七回中的描写，许多上海堂子中的妓女来自扬州。小说人物冯正帆夜逛上海滩，“有些女人在屋簷底下遮遮掩掩，见他到来，个个有招呼之意。冯正帆心中不解，正走之间，有个又粗又麻又胖又黑的扬州婆子拉了他一把……”[5]通过这些描写，我们可以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扬州艺妓文化是主要依附于盐商经济而存在的，随着扬州盐业管理中心和运销集散中心地位的丧失，扬州盐商大批败落、迁徙，一些盐商的妻女甚至沦为娼妓。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无论是妓女还是‘瘦马’在扬城都难以生存，因此纷纷外移，特别是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落脚谋生，扬州的青楼文化也走到了尽头。”[6]
上海由于租界的特殊政策，还成为新文化发展的根据地。“中国大多数的文人集中在上海，而出版机关也都设立在上海，使上海无形中成了中国文化最中心的指挥的地点。”[7]尽管这段话讲的是二十世纪初的上海，但是在十九世纪晚期已经朝这个方向发展了。晚清小说也描写了这种迁移。《广陵潮》第三十九回写云麟旧时同学乔家运的自我介绍：“我是从去年便到了上海，如今在一家报馆里弄弄笔墨，也不能算是得意。不过尽我们国民一份子的义务……”[8]上海是报业的集中地，尤其在租界里，由于政府无法干预，成为自由文人办刊物、发表意见的根据地。
显然从晚清小说看到的只是都市文化中心迁移情况的只鳞片爪，却有着管中窥豹的意义。如果换一角度，检视古代通俗小说所写城市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在1848年前后问世的《风月梦》之后，写扬州的小说明显减少，写上海的小说渐增，而到了1905年前后，也就是近代小说刊物最繁荣的时期，几乎都以上海作为小说的故事背景，写扬州的小说几乎绝迹。文学作品总是比历史后起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说，扬州小说之消和上海小说之长，正是两个城市地位变化的反映。
二
从扬州到上海，这意味着通俗文化中心的转移，而这一时期写扬州和上海的通俗小说，写扬州的有《风月梦》、《扬州梦》、《雅观楼》、《广陵潮》等，写上海的就蔚为大观了，其中声名较著的有《海上花列传》、《九尾龟》、《海上繁华梦》①等，通过叙述城市中的人物故事，展示了较为广阔的社会背景，真实反映出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这一历史阶段两座城市的社会生活，我们这里就是以晚清小说为研究对象，在城市文化演进的背景中来比较两种同根异质的都会繁华梦，我们从三方面来看这种变迁。
第一是城市人物故事，这显然是对两种都市繁华梦加以比较的基础和前提，无论是扬州小说，还是上海小说，讲述的几乎都是风月故事。扬州有着悠久的风月传统，从唐代至于明清，一直是妓女汇聚之地，而十九世纪后期的上海又成为新的妓女聚居地。《九尾龟》第一百五十八回写道：“只说上海地方，虽然是个中外通商的总码头，那些市面上的生意，却一半都靠着堂子里头的那些倌人。”妓女生意的好坏有时甚至成为经济好坏的晴雨表。
但是，两地妓女风月故事的内容和内涵有着较大的不同，表现出观念上的递进。如果说《风月梦》、《广陵潮》中还写了妓女的真情，《风月梦》中有双林、《广陵潮》中有红珠，前者最后以死殉情，后者多次舍身救男主人公。这种嫖客妓女的故事仍然带有才子佳人的幻想色彩。而以《海上花列传》为代表的上海小说，则以平实的笔调打破这一幻想境界，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妓家的奸谲和不幸，小说里的妓女作为近代上海商业环境下的真实剪影，她们既有普通人的欲望、企盼和追求，也有在商业社会所沾染的唯利是图、敲诈勒索、欺骗嫖客等恶行②。
另外是对传统青楼才情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风月梦》中的双林是被称赞的人物，临终写下了一首《永诀行》，就这样，其人的才情被突出并且被放大，文中在她被旌表后写别人的议论，“方才这亭子内牌位，是个吃相饭的妓女，名喊双林，非独矢志殉夫，且有才情。我读他那《永诀行》，真令人伤心感叹，这要算是烟花场中出类拔萃第一人也。”而在上海小说里，随机应变的应酬功夫被强调为妓女的立身法宝，《九尾龟》中上海滩妓女“四大金刚”就是因善于交际而成名，传统能诗善文的才情则是被贬损的对象，《海上花列传》第五十六回写了一个酷爱吟诗的妓女文君玉，就被嫖客们所嘲笑，“经过文君玉房门首，尚听得有些吟哦之声。子富心想上海竟有这种倌人，不知再有何等客人要去做他。”显然在商业化程度很高的上海，欢场乃是追求声色的交际场，商务完成后的休闲地，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去欣赏妓女的才情了，这种追求因而显得非常的不合时宜。
更为明显的是两城市的嫖客群体属性也有很大不同。《风月梦》所展示的主要是市井人群，泼皮、帮闲、皂隶等等；《海上花列传》中的嫖客有官宦子弟、而更多的是商人。如洪善卿是永昌参店的老板，吴松桥乃在“门外常有外国人出进往来”的“义大洋行”当差；等等，而在《九尾龟》第五回的一次请客，就很有代表性，“请的是什么纱厂买办金咏南，轮船买办陈少东；又有什么招商局提调祝华封，电报局文案何令仪等”，无不展示出上海作为工商业中心城市的特色。
总之，《海上花列传》中的上海情色故事比之扬州含有更多的繁华与靡烂的都市文化特色，《海上花列传》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创作的狭邪小说之处，就是它的“恶之花”中包含了“现代性”的因素。在它所描写的嫖客与妓女的故事里，传统才子佳人的成分减少了，活跃在情色场所的是一帮近代思想特质的商人，他们不仅仅把情色作为个人感情世界的补充，更功利地把它视为商务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使现代经济运作与道德靡烂具体结合在一起。小说里描写一个醋罐子姚二奶奶，她大闹妓院反而自讨没趣，阻止不了丈夫的问花寻柳，因为她知道，她丈夫要“巴结生意”，免不得与几个体面的生意人往来。欢场妓女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充当了商务活动的催化剂。[9]
第二是城市生活内容，这是城市繁华变迁最为直观的方面。从扬州传统的单色调文化到上海的拼盘文化，上海一方面兼容了各地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因为有西方文化的示范作用，而兼有中西文化的特色。
从扬州到上海，城市场景出现了从自然景点、传统景观到人工景观、西式景观的变化。在晚清的扬州小说里，所描写的城市场景或是街巷市井，或是历史悠久的古建筑、景点。如《风月梦》第二回写陆书的出场：“（陆书）今日午后无事，带着跟来的小厮小喜子到教场闲顽。看了几处戏法、洋画、西洋景，又听了一段淮书，又听了那些男扮女装花戳扭扭捏捏唱了几个小曲。此刻口渴腹饥，正走进方来茶馆……”，这几乎就是如陆书那样的城市闲人一天的主要生活内容，此外的城市娱乐包括：民间聚会形式的喜乐会，端午龙舟竞标，关帝庙进香，观音山烧香，观芍药市，或者打灯谜、顽杂耍、唱隔壁戏、龙船上吊艄（船上表演杂技）、口技、跌博等，或者坐船“到桃花庵、法海寺、平山堂、尺五楼各处游玩”，而到了上海，情况就有些不同了。
那么洋场的景象究竟怎样呢？在《海上花列传》里渲染的是与扬州大异的另一种城市景象，洋场里多是洋行，第六回：
仲英与雪香、小妹姐踅进洋行门口，一眼望去，但觉陆离光怪，目眩神惊。看了这样，再看那样，大都不能指名；又不暇去细细根究，只大略一览而已。那洋行内伙计们将出许多玩意儿，拨动机关，任人赏鉴。有各色假鸟，能鼓翼而鸣的；有各色假兽，能按节而舞的；还有四五个列坐的铜铸洋人，能吹喇叭，能弹琵琶，能撞击金石革木诸响器，合成一套大曲的；其余会行，会动的舟、车、狗、马，不可以更仆数。
这正是当时大都市所特有的，令人目迷五色的商品。《九尾龟》第二回这样概括上海妓女的生活内容，“这班倌人，马夫、戏子是姘惯了，身体是散淡惯了，性情是放荡惯了。坐马车，游张园，吃大菜，看夜戏，天天如此，也觉得视为固然，行所无事。”（第13页）在物质生活方面，可为一比的是，当《风月梦》中还以自鸣钟为希奇（扬州的乡下人穆竺尚不知其为何物），《海上繁华梦》中郑志和等人的新房里已很少看到国货了，文曰：
……套房里一张外国铁床，四把外国交椅，一只大餐台子，台上铺的是白绒线台毯，摆些大餐台上应用之物。两壁厢钉了两个外国多宝橱，橱中供的都是小自鸣钟、小洋花瓶、刻牙人物等外国玩物，价颇不赀。地上边正房里是广漆地板，套房里铺的东洋地席，收拾得真是十分精洁。
这些都是扬州妓女所不可想象的城市生活。
在娱乐方面，上海更展示了拼盘文化的特色，一方面，作为中国第一大都市，它汇集了各种地方特色文化。《海上繁华梦》初集第二十回“广肇山庄建醮，宁波总会碰和”写上海的山庄里，既有一班清音“唱《北饯》的大面昆曲”的场面，又有“许多绢扎的广东灯彩与一个北瓜棚儿”。再如后集第十三回写去张园看焰火，其中就汇集了徽州、潮州、东莞、上海本地四大种类，名目众多，也显示出不同地方的文化特色。
另一方面则是向西方引进了新的娱乐方式，以听唱艺术为例。扬州和上海的小说都描写了大量的曲艺娱乐活动，如“扬州歌吹”自古有名，“扬州歌”、“扬州调”都是扬州传统的曲艺形式，在《风月梦》里，不仅记录了许多扬州歌的歌词，还具体记载了嘉庆、道光间扬州歌的演唱情况，如十六回：“贾铭着人将弦子、笛子、笙、鼓、板、琵琶、提琴取来，放在云山阁桌上，十番孩子唱了两套大曲。凤林豪兴，叫十番孩子做家伙，他唱了一套《想当初庆皇唐》，声音洪亮，口齿铿锵……”。到了上海，除了传统的曲艺外，市民的文化欣赏方式已发生较大变化，从单一的“听觉艺术”逐步转为“视觉艺术”的可听、可视且诉诸感官刺激的综合性艺术，比如电影的出现，《海上繁华梦》二集第二十五回写道：“秀夫说：‘因虹口到了一班车利尼外国马戏，听说甚是好看，故到长发栈，想约锦衣、少牧等一同往观。岂知栈里头一人不见，只有守愚在彼，想寻少甫到张家花园看电光活动影戏，又想到徐家花园看焰火去”，这里的“电光活动影戏”就是当时人对电影的称呼，它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