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漫录》（又称《夏威夷游记》）是梁启超在己亥（一八九九年）冬赴美途中所作的日记，其中谈到"诗界革命"。过去一些研究者在论述"诗界革命"时，曾引用过这篇材料，由于囿于成见，忽视了文中某些重要内容。经初步分析，这可以看作是有关"诗界革命"的最早文献。节录如下：
……予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馀年来鹦鹉名士（予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美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叉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追新国者，莫如黄公度。 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及《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然己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其不以此体为主，而偶一点缀者，常见佳胜。文芸阁有句云："遥夜苦难明，它洲日方午。"盖夜坐之作也，余甚赏之。邱仓海《題无惧居士独立图》云："黄人尚昧合群理，诗界差争自主权。"对句可谓三长兼备。邱星洲有"以太同胞关痛痒，自由万物竞生存"之句，其境界大略与夏、谭相等，而遥优于余。……吾论诗宗旨大略如此。然以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輸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于？要之，支邪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徵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33。
在这些谈论诗歌"宗旨"的段落中，梁启超提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其理由是：一、千馀年来诗之境界被"鹦鹉名士"占尽，缺乏新意。二、黄遵宪的诗"锐意欲造新国"，但缺点是表达新内容的"新语句尚少"。三、夏、谭的诗"善选新语句"，"可谓新绝"，但是"不备诗家之资格"。四、黄、夏、谭等"诸家"都是"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他们诗中的"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这无异宣告：不仅按照千余年来鹦鹉名士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诗运""殆将绝"，就是按照夏、谭的新诗、甚至黄遵宪诗歌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诗运"同样"殆将绝"。由此可见，梁启超并没有把夏、谭的新诗、甚至黄遵宪的诗歌当作"诗界革命"看待，所以他在该文中进一步指出："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微也，夫诗又其小焉老也。"明确说明他上面所举的夏、谭、黄等"诸家"的作品都是诗界"革命军"的"月晕础润"，而非革命军本身。（成语"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是表示风雨将临的征兆，而非风雨本身。）
所谓"精神思想"，即"欧洲真精神真思想"。由于梁启超在日本接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在言论上大力传播西方"自由"、"平权"、"独立"等资产阶级学说，这种传播促进了当时革命思潮的发展。因此他提出"诗界革命"，要求诗歌在"革命之机渐熟"的时候，以"欧洲真精神真思想"为"诗料"，开辟诗的新境界，实际上要求诗歌起到反映，推动革命思潮的作用。
梁启超又指出，夏、谭等"诸家"的新诗之所以不符合"诗界革命"的标准，是因为中国的"学界"尚未革命。所谓："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换言之，只有学界输入欧洲精神思想之后，"诗界革命"才能产生。因此，"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固然表示了进行这一运动的必要性，而从他"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以及预言诗界哥仑布、玛赛郎"出世必不远矣"这些话来看，实际上意味着他所提倡的"诗界革命"还处于有待开展的"倡议"阶段。
附带指出，梁启超发出"诗界革命"的号召后，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如力山遁庵《宿园先生属题选诗图》云："骚坛近出哥仑坡（原注："谓任甫师"），创为新诗觅新地。"34又如聘庵《赠別复庵》云："诗从革新命，书号自由篇。"35所谓"自由篇"，指梁启超当时在《清议报》上发表的《饮冰室自由书》。这些诗在鼓吹"诗界革命"时，都把梁启超作为这一运动的倡导者而加以颂扬。另外，如邱逢甲《论诗次铁庐韵》之二有"迩来诗界唱革命"之句36。又如林辂存在写给潘飞声的诗中有"廿纪龙螭战斗纷，……诗界新编革命军"等句⑩。邱诗作于辛丑、壬寅（一九○一、一九○二年）间。林诗作于"廿纪"，至少在一九○○年之后。他们诗中的"迩来"、"新编"等语，与梁启超在一八九九年十一月提出的"诗界革命"在时间上也相符。而梁启超本人在澳洲作《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一诗，其中有"我昔倡议诗界当革命，狂论颇颔作者颐"38等句。前句当指他二年前提倡"诗界革命"一事，后句指口号提出后得到响应的情况。
既了解上述情况，我们回头再看《诗话》中谈到夏、谭的语句，实在是梁启超站在"诗界革命"倡导者的立场上，对夏、谭"新诗"的批评，胡适等人据此认为夏、谭提倡"诗界革命"是错误的。所谓"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也不是象一般误解的那样，似乎梁启超已把夏、谭的新诗称为"革命"，而是针对梁自己在此前《汗漫录》中提出"诗界革命"使用"新名词"的主张。这一则诗话否定了这一主张，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转变。关于这一点，当另作文说明之。
这些错误看法的另一方面认为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也是缺乏根据的。由于不清楚"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有些人就把这一特殊的概念当成一个泛指的概念，将黄遵宪早年提倡"新派诗"和"诗界革命"混为一谈。实际上梁启超最初倡议这一运动时，以欧洲的思想学说为核心，而黄遵宪的"新派诗"与梁启超主张的内律有很大区别，这在上文分析《汗漫录》时巳经谈到。总之，黄遵宪不仅没创造"诗界革命"一词，而且他从未使用这一词。尽管他后来加入这一运动，并起了很大作用，但他对"诗界革命"这口号本身仍持保守态度。因此黄遵宪也个是"诗界革命"的提倡者。
综上所述，似可得到如下的结论：时下流行的关于"诗界革命"是由夏曾佑、谭嗣同或黄遵宪在戊戌前提出的这一看法是错误的。根据目前所得材料，"诗界革命"是由梁启超在己亥（一八九九年）十一月提出的。
注 释
①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注《康有为诗文选》、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等。
②见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六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著《中国近代多学史稿》、吕美生《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意义》。
③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八辑。 ④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 ⑤麦若鹏《黄遵宪传》。
⑥载《新民丛报》第二十九号。
⑦载于《新民丛报》第十号（壬寅五月）中《诗界潮音集》，题为《感事》，题下注云："庚子旧作。"又载于麦孟华《蜕庵集》，题为《庚子感事》。
⑧见简夷之校点《饮冰室诗话·校点后记》。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
⑩文中所引夏、谭之诗，与其它材料相参稽，和事实有出入，乃梁启超作此文：时误记之故。所谓夏"有四首寄托遥深的律诗"，今检《夏别士先生诗稿》（北京图书馆藏抄本）有《赠梁卓如》三首，编于《丙申一日试笔》之后，知三诗为丙由春所作。其一云："滔滔孟夏逝如斯，亹亹"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蜚赤鸟太平迟。民皇终如归麟笔，天鬼婵嫣看染丝。西婉烟埃弥八表，欲将生死向天师。"（《抄本》后四句又作："民皇大备三重运，人鬼同谋百姓知。且倒金樽谋遁世，天渊进退未因时。"《清议报》四句作"民皇备矣三重信，人鬼同谋百姓知。天且不违何况物，望先万物出于机。"）其二云："淫淫雾雨晓云寒，sx走单sx走单春秋揽镜看。百姓容容无所倚，九卿碌碌奉其官。天门虎豹当关戏，昔梦熊罢广乐阑。相煦波臣升斗水，可能容易劝加餐。"其三云："江水湛湛枫树林，风弦袅袅女环琴。懵昭冥暗成千古，茅靡波流见素心。盍视吾良秋柏实，化为？草洞庭深。多情一撮神州土，贤劫来时何处寻。"梁文所引夏诗在上诗第三首。而粱所云"四首律诗"中另一首，在《夏别士先生诗稿》中题为《沪上赠梁卓如》，诗云："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天发杀机蛇起陆，羔方婚礼鬼盈车，南朝丈酒韬乾战，西婉山川失宝书．君自为繁我为简，白云归去帝之居。"（《清议报》作；"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天发杀机当起陆．轨非乾战且悬车。□□□□□□□，东岱大微不可舒。公自为繁我为简，白云归去帝之居。"）梁启超于丙申三月出京师，赴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同办《时务报》，此诗当作于丙申三月后梁在沪之时。此诗与上面《赠梁卓如》三首中第一首同载于《清议报》第一百册．题为《赠任公二首》，署名"碎佛"，题下注云："丙申夏。"此二首又见于《新民丛报》第二十九号《诗话》。梁启超流亡日本初期，与夏曾佑并无往来，观《清议报》载《赠任公二首》，诗中字句与《夏别士先生诗稿》颇多歧异，故此二诗似粱凭记忆录出，题下注"丙申夏"。亦系粱凭记忆之语。今知一首作于丙申春，另一首作于丙申夏。
梁文所引谭嗣同"和作"，见于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一，题为《似曾诗》，共律诗四首，梁文所引诗句属其中第二、三首。据《新民丛报》第四号《诗话》云："余所见（谭嗣同诗）惟题麦孺博扇有《感旧》四首之三。"即《似曾诗》中三首，梁文所引为此三首中第一、二首。《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为谭嗣同三十以后"新学"之作，《（似曾诗》作于丙申之后．据此可推知谭于丁酉年自金陵来沪时将其中三首题于麦孟华扇上。然观其诗题内容，似非和夏之作。据《诗话》语意，梁在麦孟华扇上首次见到此数诗，且云："其言沈郁哀艳，盖浏阳集中所罕见者，不知其何所指也。"若此数诗果为"和作"，梁当知道，在《诗话》中似不当作此语。另据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一，有《赠梁卓如四首》，与夏诗内容及诗题俱相似。其一云："大成大辟大雄氏，据乱升平及太平。五始当王讫麟获，三言不识乃鸡鸣。人天帝网光中见，来去云孙脚下行。漫共龙蛙争寸土．从知教主亚洲生。"《新民丛报》第二十九号《诗话》云；"谭、夏皆用'龙蛙'语，盖时共读约翰《默示录》，录中语荒诞曼衍，吾辈附会之，谓其言龙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故以此徽号互相期许。"夏诗《沪上赠梁卓如》中有"兽魄蛙魂龙所徒"之句，夏、谭诗中皆有"龙蛙"语，显属同类之诗，又梁启超《汗漫录》及《诗话》中皆将此二诗并提。由此可知，所谓谭之"和诗"，实为此《赠梁卓如四首》。梁由于误记，将《似曾诗》当作"和诗"。 谭嗣同《赠梁卓如四首》似非在丙申春与夏曾佑唱和之作，而为其后来模仿夏诗之"和作"。理由是：一、夏诗有"龙蛙"语一首作于丙申夏，而谭诗第一首亦有"龙蛙"语，梁文云谭"和"夏诗，是必作于夏诗之后，故谭诗当亦作于丙申夏之后。二、《谭嗣同全集》载丁酉二月初七日《致汪康年、梁启超书》，中有"大致卓公似贾谊"之语，乃指《时务报》中梁之文章而言。此谭诗第四首有"少年今见贾长沙"之句，故此诗当作于丙申七月《时务报》刊出梁文之后。三、《诗话》云："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据其语意，在"提倡"与"綦嗜"之间，前后似有一段间歇。总之，谭之四诗不似丙申春在京和夏之作，较可能的是，谭于丙申秋八月在上海与梁启超相见，因见夏曾佑于丙申夏赠梁之诗，遂有此依题模仿之"和作"。（杨廷福《谭嗣同年谱》于一八九六年丙申条云："八月到上海一行，十九日和梁启超、宋恕孙宝煊、吴嘉瑞、夏曾佑、胡惟志（仲巽）共摄一像。"其中将汪康年（穰卿）误作夏曾佑（穗卿）。《年谱》所据孙宝煊《日益斋日记》，或有误抄。今据《清代日记汇抄>所辑孙宝煊《忘山庐日记》，知为穰卿。 ）
梁文又云他当时亦有"和作"，然已忘却．然据梁启超《汗漫录》云："前年见穗卿、复生之作．辄欲效之，更不成字句。记有一首云：'尘尘万法吾谁适，生也无涯知有涯。大地混元兆螺蛤，千年道战起龙蛇。秦新杀翳应阳厄，彼保兴亡识轨差。我梦天门受天语，玄黄血海见三蛙。"按<汗漫录>作于已亥，文中云"前年见穗卿、复生之作"，则当在丁酉。观梁启超集中它处亦百"前年"一词，然与实际年份不合者．故不能据此以为谭、夏之诗皆作于丁酉。然而此类之诗实作于丙申、丁酉年间。非作于一时一地，故梁以"前年"约略言之。梁又云："辄欲效之"，意谓其见夏、谭之诗后，即欲模仿之，在"欲"与"作"之间，当有一段间歇。故梁诗似亦非丙申春在京中与夏、谭一起时相互唱和之作，而是后来见夏、谭诗后之"和作"。此诗与谭诗第四首同韵，抑为丙申八月见谭诗盾所作？11《夏别士先生诗稿》抄本有《出都别青来》（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作《丙申三月将改官出部和青来前辈》）一诗，其二云："连天芳蓖送征轮，未免低回去国身。八百余年王会地．垂阳无语为谁春？"即为夏曾佑当时所作一般不难解的旧诗。其它尚有《白下寄内》、《抵郡》等，皆为此类诗。
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一有《丁酉金陵杂诗》，其一云："吴淞半江水，湘中一尺天．年来都翦得，持八秣陵烟。"另有《江行感旧诗》、《改官江苏诗》等，皆为无新语句之诗。
12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及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
13《新民丛报》第十七号。
14 26 28《新民丛报》第二十六号。
15参见刘望龄《一八九六--一九○六年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补正》，载于《辛亥革命论文集》（一九八○年十一月广东版）。
16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17《时务报》第四十册。
18《时务报》第四十一册。
19《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
20关于梁启超等丁酉年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之内容，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又云："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曰曰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没《湘报》（日刊）、《湘学报》（旬刊），所言虽不如堂中激烈，实阴相策应。 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梁启超又在《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中云："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又陈寅恪先生《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云："新会主讲时务学堂不久，多患发热病，其所评学生文卷，辞意未甚偏激，不过有开议会等说而巳。惟随来助教韩君之评语，颇涉民族革命之意。"（《寒柳堂集》）又唐才质《湖南时务学堂略志》云："诸生人堂，一面讲学，一面论政，意志非常兴奋。旧派与学生初无恶感，亦无异言。及遇假期，诸生多数归省，出札记示亲友．传播反对清政，以及主张学术革命之积极言论，于是旧派哗然，大肆讥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二辑）以上所引文字，皆作于革命成功之后，故习以"革命"一词概括梁启超等人当时讲学内容之性质，并非他们在讲学或札记批语中直接出现"革命"一词。正如我们现在习称孙中山成立兴中会为"革命"举动，并称其宣言为"革命钢领"，实际当时尚未采用"革命"一词。今观当时学堂札记批语残文中无"革命"语，且苏舆《翼教丛编》、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及戊戌、己亥间有关"上谕"，皆言及梁等之"罪状"，其最甚者为"民权"、"平等"，若梁等宣传"革命"，必无不列为罪状之理。
21《时务报》第十九册。
22《夏別士先生诗稿》抄本有己亥年作《七里泷》一诗，中有"天心弃支那，民政不见容。归来钓大泽，遁世全其躬"等语，盖叹戊戌变法之失败也。
23夏曾佑与梁启超等论学甚契，然不属康党。夏元瑮撰《夏曾佑传略》云："癸已、甲午之际，言新学者渐起。自南海康有为师徒出，而公羊学风行。新会梁启超、麦孺博诸子，常就先生言公羊。先生时服官礼部，有拟之为刘申受、龚自珍者，而先生不以公羊学家自居。"（《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所谓夏"不以公羊学家自居"者，抑欲与康党保持距离之故欤？故梁启超云："穗卿没有政治上的党，人人所共知。"（《亡友夏穗卿先生》）戊戌政变后，夏未受谴。庚子后，选授安徽祁门县知县。后来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夏随赴日本，努力为清廷实行立宪政治。
24参见《新民丛报》第十三号所载《东海公来简》。
25见Calton J·H·Hayes，ParKer Thomas Moon，John W·W- ayland撰《World History》（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1946）。
27《清议报》第九册。
29见《清议报》第十九、二十册所载《论支那宗教改革》。
30 33见《清议报》第三十六至三十八册所载《汗漫录》。
31见《新小说》第一号所载《沦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32《清议报》第一册。
34 见《清议报》第五十一册。据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知作者为秦鼎彝。
35 《清议报》第九十册。
36 见邱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卷八，属辛丑、壬寅稿。37 见潘飞声《在山泉诗话》卷二。
38 《清议报》第八十四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