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界革命"是产生于晚清时期的一个文学口号，一个文学运动，它对中国近、现代文艺思潮有过深刻的影响。自从一九二三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首次评论"诗界革命"以来，一些有关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甚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论著中，都有论及或提到"诗界革命"之处。在这些论著中，有的认为它是一次改良主义的文学运动①，有的认为它是一个进步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②，结论颇不一致。迄今为止，由于我们对"诗界革命"的产生及其发展的基本情况了解得不多，还流行着一些错误的看法，这些结论因此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本文拟对"诗界革命"的发生时间及其提倡者问题重新作一番考察，同时对一些错误的看法作必要的辨正。
　　这些错误看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诗界革命"是在戊戌（一八九八年）前由夏曾佑、谭嗣同等人提倡的。最早这样主张的是胡适，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云：
　　康、梁的一班朋友之中，也很有许多人抱着改革文学的志愿。他们在散文方面的成绩只是把古文变浅近了，把应用的范围也更推广了。在韵文的方面，他们也曾有"诗界革命"的志愿。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说："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曾佑），而复生（谭嗣同）亦茶嗜之……。"这种革命的失败，自不消说……。
在这段话中，胡适以为当时夏曾佑、谭嗣同在提倡"诗界革命"，并认为这"革命"是"失败"的。此后，陈炳堃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一九二九年）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一九三○年）二书中，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九三三年）中，都明确说夏、谭是"诗界革命"的创始者。在解放后的一些著作中，如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六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绍编著《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一九六○年），吕美生《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意义》（一九六一年）③，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九六二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一九五五级近代诗选小组选注《近代诗选》（一九六三年），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一九八○年），孟祥才《梁启超传》（一九八○年），直至最近出版的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九八一年），及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重版本等，对于"诗界革命"由夏曾佑、谭嗣同在戊戌前二年，即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间提倡之说，或重申，或因袭，都未提出疑问。
　　看法的另一方面认为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如胡适说："他（指黄遵宪）对于诗界革命的动机，似乎起的很早。"他举黄遵宪"我手写吾口"之语，认为："这种话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④。有人举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中"新派诗"之语，认为这标志着"诗界革命"发展的新阶段⑤。
　　现在讨论前一方面的看法。凡是主张"诗界革命"由夏、谭提倡的，都同胡适一样，以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以下称《诗话》）中那一段话为根据，并把它和其后的第三则诗话联系起来。为说明问题起见，按照当时《新民丛报》发表这几则诗话的原状，引述如下：
　　复生自喜其新学之诗，然吾谓复生三十以后之学，固远胜于三十以前之学，其三十以后之诗，未必能胜三十以前之诗也。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得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此八篇中尚少见，然"襄海惟倾毕士马"，巳其类矣。其《金陵听说法》云："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喀私德即Caste之译音，盖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也。巴力门即Parliament之译音，英国议院之名也。又贈余诗四章中，有"三言不识乃鸡鸣，莫共龙蛙争寸土"等语，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盖所用者乃《新约全书》中故实乜。其时夏穗卿尤好为此。穗卿赠余诗云："滔滔孟夏逝如斯，亹亹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又云："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按，徙当作徒）。此皆无从臆解之语。当时吾辈方沈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谭、夏皆用"龙蛙"语，盖时共读约翰《默示录》，录中语荒诞曼衍，吾辈附会之，谓其言龙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故以此徽号互相期许。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
　　穗卿有绝句十余章，专以隐语颂教主者。……其余似此类之诗尚多，今不复能记忆矣。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吾党二三子号称得风气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今过而存之，岂惟吾党之影事，亦可见数年前学界之情状也。 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
　　吾彼时不能为诗，时从诸君子后学步一二，然今既久厌之。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浏阳如在，亮亦同情。
　　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伞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侪辈中利用新名词者，麦孺博为最巧，其近作有句云："圣军未决蔷薇战，党祸惊闻瓜蔓抄。"又云："微闻黄祸锄非种，欲为苍生赋《大招》。"皆工绝语也。……⑥
　　梁启超从壬寅（一九○二年）起陆续撰写《诗话》，并陆续发表在《新民丛报》上，每次一则或数则。上面引述的四则诗话刊载于癸卯（一九○三年）三月出版的《新民丛报》上，这一号《新民丛报》共刊出八则诗话，在此四则诗话前后另有四則，其内容与本文论旨无关，故不录。然据第八则诗话有"今年癸卯航海游亚美利加，在太平洋舟中"之语，知此四则诗话写于一九○三年。    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梁启超按照中国传统诗话的体例撰写他的《诗话》，每一则自成一单元，其所叙事实的发生时间与前后则诗话不一定有连贯性。这里，在上述的前三则诗话中，梁启超谈的是丙申、丁酉间夏、谭等人作诗的情况。他把他们的诗称为"新诗"，夏曾佑所"提倡"、谭嗣同所"綦嗜"的都是这种"新体"。他们"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对于"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但并非说他们在提倡"诗界革命"。梁启超只指出："盖当时昕谓新诗者，颇喜捂扯新名词以自表异。"新诗的主要特征在于堆积"经典语"，或者"喀私德"、"巴力门"之类的"新名词"。    在第四則诗话中，梁启超谈的是"诗界革命"。其中"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一语，是指梁启超等人流亡日本之后提倡"诗界革命"一事，与前面所说的夏、谭在丙申、丁酉间提倡"新诗"是两回事。这里所谓"近"，是指梁启超写这段话的时间--一九○三年--之前的近阶段，并不包括丙申、丁酉时期。可证明这一点的是，这一则诗话中所引麦孟华（孺博）的诗作于庚子（一九○○年）⑦，梁启超称之为"近作"。而在第三则中云："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所谓"此等窠臼"，是指夏曾佑在丙申、丁酉间作的新诗，梁启超把它们与"近作"相对而言，说明它们是比"近作"更早（即梁在第二则诗话中云"当时"、"数年前"，而不云"近时"、"近年"）的作品。由此可见，"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中的"近"，显然也不包括丙申、丁酉时期。也就是说，"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即夏、谭等人当时喜欢作这类"新体"是一回事，而"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即梁启超等人后来喜欢说"诗界革命"又是一回事。胡适把它们看成一件事，实际上是对《诗话》原意的误解。
　　在这一则诗话中，梁启超认为，"诗界革命"应当"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而不应当"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这和他上面讲的夏、谭等人"挦扯新名词"的"新诗"相联系，实际上说明他们的"新诗"与他所要求的"诗界革命"不一致，这是他以"诗界革命"的标准对这类"新诗"所作的一种批评，而并不是如某些研究者所理解的，是"总结了先前的'诗界革命'失败的教训"⑧。为了进一步说明夏、谭等人当时并未提倡、也不可能提倡"诗界革命"，还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
　　第一，在梁启超有关夏、谭等人作诗的记载中，从未提到他们曾提倡过"诗界革命。"
　　关于这方面的材料，除上述《诗话》外，还有《汗漫录》、《亡友夏穗卿先生》等，最详细的是《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
　　节录如下：
　　他（指夏曾佑）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街宇望尺咫"，我们几何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
　　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穗卿诗里头"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我们主观上认为已经打倒了，"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这是我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读起来可以想起当时我们狂到怎么样，也可以想见我们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
　　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当时除我和谭复生外没有人能解他。……他又有四首寄托遥深的律诗，我只记得两句："阖视吾良秋柏实，化为瑶草洞庭深。"谭复生和他的是："……金裘喷血和天斗，黄竹闻歌匝地哀。徐甲倘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且喜无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冥濛……。"这些话都是表现他们的理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征，当时我也有和作，但太坏，记不得了⑨。
　　这篇文章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夏、谭的诗，诗中堆积"撒但"、"质多"之类的"经典语"，它们"都是怪话"，"用的字句都是象征"。这些正是《诗话》中称之为"新诗"的特征，但这里一句也没有提到"诗界革命"。梁启超在这篇深情怀念夏曾佑的文章中，把夏誉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又说夏的诗是他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如果夏当初确实"提倡"过"诗界革命"，梁启超更应当把这件事作为夏的重要事迹加以叙述，不应当只字不提。此外，考察文中所叙夏、谭、梁当时作诗的情况，有二点尚可注意。一、所谓谭、梁的"和作"，并非他们和夏曾佑在一时一地的唱和之作，而是他们分别作于丙申、丁酉间的"和作"⑩。梁启超此文作于夏曾佑逝世之年，即一九二四年，文中回忆三十年前旧事，将一二年间发生之事写作"当时"是极自然的。二、他们作这类诗的动机在于表达"宇宙观人生观"和"理想"，而不是要以这类诗改变诗体或当时的诗风。从夏、谭的诗集中可看到，他们在作这类新诗的同时，还写了一般不难解的旧诗11。由此可见，他们偶尔作这类诗，是出于对新思想的喜好；他们作诗不求人解，仅在于达到同志之间思想上的契合。因此，从这些情况来看，说他们当时在进行"涛界革命"运动或有"诗界革命"的志愿，都与事实不符。
　　第二、从戊戌前国内思想界及改良派的思想状况来看，不可能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
　　首先，戊戌之前国内思想界流行的主要观念是"变法"、"改革"及"民权"等，而不是"革命"。孙中山于乙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事失败到日本后，开始采用"革命"这一口号12。但他传播革命思想对国内影响甚微。壬寅（一九○二年）九月《新民丛报》载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其中叙述国內思想界的情况说："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13。由此可见，在国內思想界有"言革命者起"还是"一二年"内的事。至于"一二年前"，还没有"言革命者起"。所以还没有达到"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的程度，而是"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这里的"一二年前"，指一九○○、一九○一年，说明国内思想界倡言"革命"至少在一九○○年之后。梁启超又在壬寅十一月发表的《释革》一文中云："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而倡此论者多习于日本，以日本人之译此语为'革命'也，因相沿而顺呼之曰'革命、革命'……。"14从这里可以看出，主张"变革"是"比年"的事，侶变革论者"多习于日本"，受到日本译名的影响，因而顺呼变革为"革命"。据冯自由云："吾国学生之在日本留学，始于戊戌、己亥（一八九八、一八九九）二年，其初不过寥寥数人。……后数年，各省督抚续派遣留学生，而以私费往游者亦络绛不绝。及辛丑年（一九○一）人数已增至千五百人。"15可见中国学生"多习于日本"，发生在戊戌之后，因此顺呼"革命"的"比年"当指戊戌之后。这段话中所谓"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即指戊戌前他们改良派以"改革"为口号进行的变法运动。梁启超这二段话都可证明戊戌之前国内流行的思潮是"变法"、"改革"，而不是"革命"。
　　其次，戊戌前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有所来往，也接触到"革  命"，并作出不同程度的反应。康有为在戊戌年作的《进呈突厥削弱记序》、《进呈法国革命记序》等文中16，竭力渲染"革命之祸"，劝清廷"维新变法"，反对"革命"。《时务报》于丁酉（一八九七年）九月载麦孟华《论中国会匪宜设法安置》一文，将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与会党组织的哥老会、三合会等并称"会匪"，他说："哥老、理教、三合、兴中诸会匪，或煽于东南，或泄于西北，或动于内地。……孙文之案，沙侯诘难；徒辱国体，实张彼焰耳。"17这表明了改良派右翼对革命党及"革命"的仇视态度。这时期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颇为激烈，然而未超出改良主义的"民权"的范围。如丁酉九月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他说："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间必经一君之政，乃始克达。所异者西人则多君之运长，一君之运短，中国则多君之运短，一君之运长。……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来杀机寡于西国名，则小康之功德无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18所谓"奉一君之制"而行"民政"，纯属改良主义的主张。这说明他对"革命"是否定的。梁启超后来在长沙时务学堂任教时，仍宣传这种改良主义的民权论。至于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云："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19这"革命"一词是后来习用之语，并非梁在当时言论中有"革命"一词20。即使后来转向革命的章炳麟，当时也不主张革命。丁酉二月，《时务报》载其《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云：  "……不逞之党，假称革命以图乘衅者，蔓延于泰西矣。……自兹以往，中国四百兆人，将不可端拱而治矣。……然则如之何而可？曰：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而已。变郊号，柴社稷，  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21这说明章氏的思想仍属改良主义的范畴。
　　至于所谓提倡"诗界革命"的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戊戌前都属改良派。夏在天津与严复等人创办《国闻报》，鼓吹维新变法，但立场比《时务报》温和。丁酉十二月刊载《中俄交谊论》一文云："今日之中国，不但当联俄，且当法俄。夫取法于人者，必其政教风俗，与吾相近，而后因时利导，其事为可几及。今地球君权无限之国，独我与俄罗斯、土耳其三国耳。夫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深浅成正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这表现出该报在变法运动中已转向保守。夏与梁启超关系甚密切，他也同意"民政"思想22，但他不属康党，改良主义立场更为软弱23。作为改良派左翼的谭嗣同，在《仁学》中引用"汤、武革命"之语，并说："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这表现了反满倾向，但《仁学》的要旨仍在于"变法"，所谓："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之"。或所谓："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他主张效法日本，变法自强；并主张通过游侠"自振拔"于"君权之世"。他说："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幻想依靠游侠使清王朝"内和外威，号称一治"。这是谭嗣同改良主义思想的局限。黄遵宪当时也主张"奉主权以开民智"24，他是始终不赞成"革命"的。
　　上述二点说明：在戊戌前国內思想界不流行"革命"这一观念，以及改良派内部反对或不赞成"革命"的情况下，夏、谭等人不可能在丙申、丁酉间提出"诗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