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类蔡友梅着力描写的人物是北京这样的大都市特有的，事实上是这个社会的渣滓：或是街坊上的一霸，或是市井间的小流氓小痞子，或是道貌岸然的所谓的老爷们，他们反倒过得轻轻松松，在现实中如鱼得水，真印证了作者的那句评价“北京城的现象，除了黑暗，就是顽固；除了腐败，就是野蛮。”（注：蔡友梅：《小额》，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晚清的中国社会问题重重，连连失地赔款，国力虚弱不堪，但作者关切的重点和写作的着眼点在于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风气败坏，落后与愚昧并行。
例如，放高利贷本的小额在街坊上不得人心，却比所有人都嚣张。他家从父辈开始就是放账的，重利盘剥，买卖终于越作越大。“若从他手里借十五两银子，里折外扣，就能这辈子逃不出来。”他手下养了一拨痞子，充做打手兼催账的，又结交了一两个官员，就已经飞扬跋扈，扬言“姓额的放得就是阎王账，不服自管告我去，营城司坊，南北衙门，我全接着。”（注：蔡友梅：《小额》，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而下层市民处于只能忍气吞声的境地，也格外懦弱甚而培育出奴性。有回小额的一个碎催因为要账，楞给人家一个耳刮子，结果倒是挨打的不敢惹事，到他门上给赔了不是。
晚清的中国社会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政经、文化制度都已经腐朽到底。这样的环境无法在其成员之中建立起平等、公正等一系列现代观念和制度，倒是陈规陋习的最好温床，从上到下的各个阶层都对此习以为常。“……从先有一位大员，他的轿夫人等，出名的善于讹钱。他所管的各衙门，只要是他去一趟，轿夫人等，就得要百十多吊饭钱。……听说这位人员，他的轿夫讹钱，他很知道，他不但不禁止，他反倒纵容。听说有一年仰山洼大操，这位大员正是阅兵大臣。操演都完啦，某大员正在账房里坐着呢，喝，账房后头，就搞上啦，连嚷带闹，后手啦简直的骂上啦。您猜是怎么回事？敢情就是轿夫争饭钱呢！他有一个轿夫头儿，姓王叫快腿儿王。……那天阅兵，他非要五百吊钱票儿不行……，人家直央求他，说给他三百吊。喝，快腿儿王当时炸啦。先是一路大拍，拍着拍着，可就骂起来了。您算就在账房后头，隔着一层布，连嚷带骂，某大员有听不见的吗？他居然会装听不见，跟几位章京，瞎聊别的。……所为是耗功夫儿，好让他们把钱弄到手。后来又瞎聊了会子，账房外头的声音，也消停啦。（钱到手啦，还嚷嚷什么。）有一个跟班儿的，拿长杆儿烟袋，装了一锅子烟，往上一递，这位大员一摆手，烟也没抽，立刻的起身，上轿而去。您猜这是怎么回事情？敢情这是素日研究好了的。外头都说好啦，钱到手啦，跟班儿的一递这袋烟……。”（注：蔡友梅：《小额》，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
有如此愚弱之官民，故有堕落不振的社会，蔡友梅希望借着描写诸种人物的作品，使人们看到警觉，唤起变革的努力。
从语言上看，蔡友梅的“京味”也是十分地道的。他出生于北京，可以毫无困难地使用道地的北京话作为创作语言。曾有论者指出：“京味文学有两层含义。一是题材的京味，即传神地描绘北京地区的文化风俗。二是语言的京味，即使用纯正地道的北京口语。这二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描写北京地区的风俗时，如果离开了北京语，就难以奏效。”（注：孔庆东：《口号万岁》，华龄出版社，2004年。）京话小说的大部分作者均为旗籍。北京的满族人北京话说得最地道、最漂亮，这是一向有名的。胡适曾说过：“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纪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注：胡适：《吴歌甲集·序》，《胡适文存三集》，亚东图书馆，1934年。）其后出现的老舍也是一位创造性地运用北京方言的满族小说大家。从京话小说的语言传统来说，近代的蔡友梅处于古典时代的曹雪芹、文康和现代的老舍之间，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的作者。在语言上，不同于古典时代的曹雪芹、文康出于语言习惯选择北京话，作者主动性地做出了语言上的选择，为了更好地反映北京人的生活，采用北京方言中的精华为创作服务。在小说《库缎眼》中作者对自己的创作语言做过一番说明：“本报既开设在北京，又是一宗白话小说，就短不了用北京土语。……可是白话小说上，往往有用句俗语，比文话透俏皮。小说这宗玩艺儿，虽然说以惩恶劝善为宗旨，也得兴趣淋漓才好。……往往挤的那个地方儿，非用土话不成。不但记者这宗小说，就是上海白话小说，也短不了用上海的土语。这层难处，作过小说的都知道。”同时作者也很明白的宣布，创作要面向全国的读者，文学语言要对采自民间的语言进行提炼，“……看报的不能都是北京人哪，外省朋友看着，就有不了然的。一个不了然的，就许误会，很耽误事情。所以记者近来动笔，但能不用土语，我是决不用。……实在必得用土语的时候儿，费解的不用，太卑鄙的不用，有该注释的，咱们加括弧”。（注：蔡友梅：《库缎眼》，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
蔡友梅的小说语言充分体现了北京话的特点，俏皮、干脆、诙谐，描绘老北京市民日常对话尤其真实。《小额》一开篇就是旗人们等在衙门口领钱粮，因为时势艰难不免纷纷埋怨：
天已经十钟多啦，堂官也没来，就瞧门口等着关钱粮的人，真有好几百口子，大家抱怨声天。这个说：“德子，你没作活吗？”那个说：“这两天没活，我们牛录上有一个拨什户缺，大概这两天夸兰达验缺，我也得练练箭哪。“这个说：“练什么吧，脑油，咱们这样儿的，还得的了哇！”那个说：“咳，这就是瞎猫碰死耗子，那有准儿的事呀！”这个又问那个说：“嘿，小常，你还等着是怎么着？上回说过平，就闹了一个晌午歪，瞧这方向，又不定多早晚呢。我是不等了，晚上到拨什户家里关去得啦。”那个说：“你走你的吧，我是非等着不可。一到他们手里，是又剥一层。反正在这儿多花几百，吃在我肚子里。”……又有老少两位堂官，都挽着阄儿，在那里闲谈。上岁数儿的问那个年轻的说：“大奶奶，怎么你关钱粮来啦？”年轻的说：“二大大，您不知道吗？您侄儿上南苑了。您瞧，快晌午了，说过平可又不来，这不是招说吗？”（注：蔡友梅：《小额》，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
三
这种浓厚的北京味道，我们可以归因于作者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又专为北京的报纸写作，但是，作者本人能够拥有对北京文化清晰的自觉和反省意识更加重要。这才是他超越前人的根本原因。
京味诸家们特别对文化的命题感兴趣。从蔡友梅开始，这一点已经表现得很典型了。他的主要小说作品能生动地刻画北方社会特别是北京平民阶层中的各种人物和他们的生活风情。这种刻画有欣赏的一面，对老北京的风俗，尤其旗人的生活习惯，蔡友梅的小说进行了比较详细、自觉地描绘。比如日常生活中的多礼，在各种场合下不厌其烦地寒暄，酒桌茶馆里无尽无休地礼让；红白喜事的办法，《忠孝全》讲办丧事的时候，接三要吃炒菜面，旗妇穿公婆孝需要围包头撂辫子；节日逛隆福寺，听戏上阜成园等等，并注意到北京人在生活中的风习实际上缘于一种共同的美学观，蔡氏在一篇叫《鬼吹灯》的小说中赞叹：“您别小瞧这个上下车，这是北京人的专门学，上车讲究飘洒，下车讲究利落。”（注：蔡友梅：《双料义务》，国家图书馆藏剪报本。以下《鬼吹灯》《瞎松子》《理学周》《方圆头》《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连环套》均为同样情况，为蔡友梅当年在报纸上发表的小说。） 老北京人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自己的讲究，这些在蔡友梅的小说中得到了相当真实的展示，体现了他对北京文化的熟悉和喜爱。
不过他对老北京的反映并不仅限于对风俗的总结和归纳，在这些风俗之后隐藏着的是一种文化。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是对北京文化有批评的，一种古老封闭的文化发展到头就会有腐朽的东西需要清理，否则停滞衰落的前景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了。例如旧日的多礼，不仅是繁琐的问题，更体现了落后文化中，活生生的人反而被外在形式所拘役，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蔡友梅在《双料义务》里批评：“旧日世家旗人，家庭那分黑暗，一言难尽。作媳妇儿的，简直就是活受罪：清早起来，婆婆跟前，总得请一遍安；吃饭的时候，总得请安；婆婆吃饭得站在旁边儿伺候，晚晌得站够了，婆婆发下话来，才能歇着去。再一说都穿着厚木头底子，一站好几个钟头，晚晌真能上不去炕。要是随着婆婆出分子走人情，那分罪孽更大了。除去请安，就是站着。”（注：蔡友梅：《双料义务》，国家图书馆藏剪报本。以下《鬼吹灯》《瞎松子》《理学周》《方圆头》《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连环套》均为同样情况，为蔡友梅当年在报纸上发表的小说。） 《理学周》：“常见好礼节人家儿，整天如同唱戏一个样（旗人作官之家尤甚），表面规矩挺大，心里谁跟谁都是仇敌。”（注：蔡友梅：《双料义务》，国家图书馆藏剪报本。以下《鬼吹灯》《瞎松子》《理学周》《方圆头》《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连环套》均为同样情况，为蔡友梅当年在报纸上发表的小说。） 蔡友梅笔下，善良的人们大多命运多舛，而恶人们倒如鱼得水，正说明作者对这个社会黑白颠倒的不满和抗议。
这种对传统社会欣赏和批判共存的态度反映了清末民初的人们特有的矛盾心情。特别是在北京——传统文化的中心，在时代的冲击下，蔡友梅这样的本土知识分子很清楚传统文化已经落伍了，可是又不能毫无顾忌地接受西方文化。19世纪20世纪初正值国家的多事之秋，甲午之败、百日维新、庚子之变，使最保守的人们也感受到国将不国的危机。再向前追溯，近代史开始之际，也是中国百年耻辱史的开始，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中西文化交流，注定不平等。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在炮舰政策之下被迫向西方敞开大门，这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民族感情。所以，接受新事物还是保留传统，选择内向还是外向，中、印等许多亚非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曾经就此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在对比和争论中人们发现了“文化”，首先是作为“自我”而存在的传统文化。这种发现过程仿佛从未照过镜子的人们，开始学会在镜中看着自己的影像，从另一种角度反观自我。结果中国人发现，自己的形象非但不能令人满意，相反存在着太多问题。由此，从晚清到民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文化出了什么问题？何去何从？一直是众人关心的焦点。
北京的小说家们重视这种发现，并试图从此寻找合理的解释。与《红楼梦》《儿女英雄传》所代表的古典传统相比，蔡友梅们从前者对自己文化现状的欣赏和依恋，至多是苦恼和怀疑，一变为明确的批评反思，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对过去的彻底颠覆。如果我们将文化定义为一切精神活动的成果，此前人们只是朦朦胧胧地去感知它，近代的中国人则已经能理解文化的抽象含义，感受它，始而不满，继而在整体上批评它，并反思解决之道。
另一方面，蔡友梅这一代人对传统的批评是有保留的，他们也绝对不会全盘接受西方文明。这是古都深厚的人文传统所决定的，从蔡友梅到老舍、新时代京味诸家无不如此。众所周知，老舍先生对新派市民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无论是《牺牲》里的归国博士还是《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峰、蓝东阳，这些抛弃了传统道德一味崇“新”的人物都不可取。而在此之前，蔡友梅已经在对崇洋求“新”的人物作出批判。《非慈论》中的牛少谷是清末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很早就前往日本留学，从带头闹学潮到后来参加革命，可是对亲人无情无义，革命成功后更是绝情，和父母断绝了关系。《董新心》中的石补天、曾一鸣自称爱国的革命者，一身洋服，满口洋话，实际各为私利，生活腐化。辛亥后操纵选举，沦为无耻政客。
对变革过于保守自然是一种偏颇。但是否西化、如何学习西方，也是大可玩味的。老北京的作家往往对改良持赞成态度，希望保留旧日生活之美，又能融西方所长。蔡友梅们的具体主张，主要有两点：一、是维持原有社会的道德理想不变，以纲常名教维持人心世道。二、以循序渐进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改变现状。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开民智，改变民众愚昧无知的现状。最早的旗人报纸之一《进化报》言，主办者“欲引人心之趋向，启教育之萌芽，破迷信之根株，跻进化之方域”。（注：德少泉：《小额·序》，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 《燕都报》宣称要“与汪浊社会为敌，与困苦人民为友”，“一维持道德；二改良社会；三提倡实业”。（注：懒侬：《燕都报出现了》，《燕都报》1920年5月1日第一版。）他们不认为激进的变革方法，例如暴力革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途径。《董新心》“……革命已然成熟，不久就要把满清推倒，这就快享幸福了。打起我也作这个梦。谁知道鹞鹰拿鸽子错瞧了，十年的功夫，连个幸福的影儿也没瞧见。”（注：蔡友梅：《双料义务》，国家图书馆藏剪报本。以下《鬼吹灯》《瞎松子》《理学周》《方圆头》《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连环套》均为同样情况，为蔡友梅当年在报纸上发表的小说。） 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并非都坚决反对革命。过去人们多认为这些旗族报人服务于赞同君主立宪的报纸，对他们的观点未免有所误会。实际上，他们也不都属于反对革命的死硬派。他们只是并不推崇激进的做法而已。例如，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袁党复辟君主制，蔡友梅是极其蔑视的。“我同胞掷了多少头颅，流了多少热血，才推倒专制，改建共和。项城包藏祸心，背誓叛国，凡我同胞，同深义愤，不能够声罪致讨，也应当远走高飞，……。”（注：蔡友梅：《双料义务》，国家图书馆藏剪报本。以下《鬼吹灯》《瞎松子》《理学周》《方圆头》《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连环套》均为同样情况，为蔡友梅当年在报纸上发表的小说。） 穆儒丐的《北京》以一个隐居西山旗人宁伯雍为主人公，作者的解释是伯雍为人，并不是不喜欢改革，不过他所持的主义，是和平稳健的，他视改革人心、增长国民道德，比胡乱革命要紧得多。
蔡友梅和同事们都希望能通过开民智、移风易俗振兴国家。这些古都养育的文人在感情上对传统文化仍然依依不舍，稍晚出生的老舍那一代也是如此。五四新文学革命时期，学界关于传统和革新的话题开始激烈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有关思考在清末的有识之士心中已经在酝酿。蔡友梅的小说在留恋旧日理想和反映现实危机之间摇摆不已。无论如何，这种对文化的反省使得蔡氏的小说不同于他的同行们的作品，超越一般的风俗展示而上升到反思的层面，这正是京味文学的可贵之处。
不同的城市有着不同的灵魂，因此它们的故事风格也各不相同。而与上海相比，北京作家讲述北京别具自己的风格，换句话说，体现了北京这座城市的灵魂。毫无疑问，曹雪芹和文康最先在创作上自如地运用了北京话，他们和其他一些明清小说家多多少少描写了北京生活。但北京作为一座城市在文学中真正展示自己的形象，还得从清末民初以蔡友梅为首的这些满族作家算起。尽管艺术上远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蔡氏却真实地反映了北京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最早的所思所见，那种“城与人”的关系的展现，与后人对这一母题的书写遥相呼应。北京现象的出现不仅对文学乃至对于我们今天社会文化的影响都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形象的缔造者包括蔡友梅在内的满族小说家们居功甚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