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清末民初/京味小说/蔡友梅 清末民初，个人和时代因素使得满族作家蔡友梅成为第一位京味小说家，他的作品从主题到语言都具有道地的京味，并已经开始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体现了北方内陆平民阶层应对中西文化冲击的特点。

    自清代以来，满族小说家代有传人，从曹雪芹、文康到老舍都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事实上，近代北京还产生过一位优秀的满族作家——蔡友梅，他于清末民初活跃于北京的报界和文学界，创作过大量京味小说，为京味文学的最终成熟打下了基础。而人们长期以来都忽略了他的存在。
    当然，这与北京近代文学长期不受学界重视有着直接关系。京味小说历来要算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城市文学类型之一了。老舍先生是京味文学甚至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提及京味文学，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他。但是，京味文学的成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从文康的创作开始，特别是近代的蔡友梅这一代小说家所作的努力，为京味文学的高峰时期奠定了基础。
    所谓“京味”文学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专门描写北京本地生活和各种人物；第二，体现出北京特有的文化精神。而最重要的是二者结合所形成的一种美学风格。如赵园先生所言，京味之所以以“味”命名，它强调的就不单是题材性质，“即它不是指‘写北京的’这样一种题材范围。写北京的小说已多到不胜计数，其中北京仅被作为情节背景、衬景的自可不论，即使那些有意于‘北京呈现’的，也并不就是京味小说。”它主要是指一种“风格现象”（注：赵园：《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或按吕智敏先生的说法，“一种与独特的北京文化氛围绝顶契合的审美品味”。（注：吕智敏：《艺术对象的地域化——谈京味小说的艺术特征》，《北京社会科学》，1991年一期。）如果上溯北京文学的传统，人们一般认为清代北京曾产生的两部无人不知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在创作语言和本地风习的展现上，对后世的北京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很显然，它们对现当代的北京文学之影响比较有限。清末民初，一些北京报人在本地报纸上发表的作品反映了近现代北京市民生活，才真正开始饶有京味风格。但近年来，除了其中的名作《小额》、《春阿氏》，学界对它们的关注很少。这些作家中的佼佼者——蔡友梅堪称最早期的京味作家，一直未能获得确切的定位。事实上，这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它关系到京味小说的形成。
    　　　　一
    如果回顾一下，我们会发现至少在当代以前，京味小说家基本上都是满族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满汉两个民族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满族文化吸收了汉文化的养分，最终对北京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根据管翼贤的《北京报纸小史》（注：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新闻学集成》第六辑，中华新闻学院民国三十二年版。），清末的北京，由于庚子之变的刺激，朝野上下纷纷要求变革图强，北京因此得以开放报禁。一批满族文人借此机会兴学堂、办报纸。他们所办报纸基本上都是面对中下层市民的白话报，需要大量文字通俗、反映北方特别是北京本地市民生活的小说，由此培养了一些满族小说作者。他们主要包括蔡友梅（损公）、文实权（市隐）、王咏湘（冷佛）、穆都哩（辰公、儒丐）、徐剑胆、杨曼青、丁竹园（国珍）等等。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曾经选录了这些作家现存作品的一部分。参考今天仍可见的早期京味小说（藏于国家图书馆、故宫图书馆等地），可以发现这些作者水平参差不齐，以成熟的京味的标准判断，蔡友梅是其中出现最早、风格较为成熟、京味特征最显著的一位。《清末民初小说书系》收入上述小说家值得收录的作品17篇，其中12篇为蔡友梅的作品，占到总数的70％以上。民初的小说读者对蔡友梅也有很高的评价。笔者曾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一本民国间剪报本小说——蔡氏的《双料义务》，封面有署名“壶波生”者对蔡友梅的手写评点：“北方小说多从评话脱胎，庄谐并出，虽无蕴藉含蓄之致，颇足为快心醒睡之资。此中能手，以蔡友梅为最，今死已七年，无有能继之者矣。”（注：蔡友梅：《双料义务》，国家图书馆藏剪报本。以下《鬼吹灯》《瞎松子》《理学周》《方圆头》《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连环套》均为同样情况，为蔡友梅当年在报纸上发表的小说。） 足见蔡友梅在那个时期作家群体中确有超出众人之处，只是年代久远，今天他的名字几乎完全被人们遗忘了。事实上，蔡友梅和文市隐等人作为近代作家，身处古代文学史的末期，却从事现代报章文学的创作，因而往往被忽视，又因其活动于五四新文学革命之前，不免为后者的光芒所遮蔽。我们考察蔡氏及其作品，既是对京味小说形成过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长期冷落的近代北方都市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种开拓。
    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更多有关蔡友梅生平的文字资料，只能根据他在作品中的口述和他人的少数记载知其大概经历。蔡友梅又名松友梅，笔名损公，清末民初旗籍报人、小说家。他出身于清末北京的一个旗人官吏之家，具体生年不详，但据其发表于1919年的小说《赵三黑》（注：蔡友梅：《赵三黑》，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中所述，二十八、九年前，蔡氏还是少年时，曾随时任曹州镇的父亲在山东住过几年。以此推算，1890年前后他尚是少年，则其生年不会早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于蔡氏的卒年，前文提到过的民国间剪报本小说《双料义务》有署名“壶波生”者对蔡友梅的评点，提到北方小说如何如何，“……此中能手，以蔡友梅为最，今死已七年，无有能继之者矣。”（注：蔡友梅：《双料义务》，国家图书馆藏剪报本。以下《鬼吹灯》《瞎松子》《理学周》《方圆头》《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连环套》均为同样情况，为蔡友梅当年在报纸上发表的小说。） 这段文字之下标明了评点时间是”丁卯三月”。公元一九二七年为农历丁卯年，应是壶波生作评的时间，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蔡友梅约在一九二零年前后离开人世。那么他去世时大约在五十岁左右。关于他的旗籍身份，可以得到比较肯定的印证。据长白山人管翼贤的《北京报纸小史》，蔡友梅确系旗人，他与文市隐、杨曼青等人皆为旗族，故其所办报纸言论新闻，注意在八旗生计问题。不过蔡友梅本人的思想和创作目的倒不见得那么狭隘，光绪二十四年蔡氏的友人杨曼青在为他的名作《小额》写序时就着重提醒读者，对于此书倘以旗人家政而目之，则有负作者的苦心。因为《小额》虽然描写的是旗人的故事，但作者借此要表达的是对晚清整个社会现实的看法，希望引起全体读者的注意，他具备一个文学家应有的超越种族的胸襟和眼光。从另一方面看，也证明蔡友梅确为旗人而且众人皆知，所以杨曼青才会有这番特殊的提醒。
    蔡友梅出身旗人官宦之家却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这与蔡家的衰落有着直接的关系。蔡氏在作品中曾忆及幼时家里还专请了坐馆先生教自己读书，大约其时家境不错，但他后来却并未应举，也没能为官作宦。据其自述十六岁就转而学医，很可能是家道中落，必须学一技之长以谋生计。和很多有同样经历的作家一样，家境由盛转衰的经历反而成全了蔡友梅的文学事业。一般旗人或宦族子弟最常见的命运，不过只会享受，或者家境败落就从此一蹶不振，潦倒以终。蔡友梅则摆脱了这样的命运，开创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早年的经历使得蔡友梅对现实的理解更为深刻。鲁迅曾经不无辛酸地说过，从小康落入困顿的途路，可以看到世人的真面目。对于世态人情、家族是非，特别是北京这样大都会的人情世故，蔡友梅在作品中多有体现。行医的生涯使蔡友梅得以有机会接触社会上上下下各色人等，为后来的创作打下深厚的生活底子。他的作品对市井小人物描写得活灵活现，尤其长于刻画放高利贷的、江湖医生、贪官庸吏、街头的小痞子等类型的人物。
    不过，蔡友梅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的直接原因还是时代环境。十九世纪末，甲午之战、庚子之变等等事件标志着国家已然面临最严重的危机，割地赔款，古都沦陷，主权几乎丧失殆尽，这一切对国人心理上的震撼是空前的。即使腐朽的清朝政府也感到不变革将无法维持下去。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向来一潭死水，也涌现出鼓吹改良变革的思潮，朝廷对报纸的禁锢稍松。蔡友梅与一些旗籍知识分子关注现实，希望以笔参与到救国启蒙的事业中去，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创办了一批白话报，主要面向广大普通民众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在当时他们可谓观念超前的新人物，中国的第一份民办报纸虽然于同治十二年（1873）出版于汉口，“惜国人尚不知阅报为何事，未为社会所见重耳。”（注：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1904 年北京的第一家民办报纸《京话日报》出版发行，一般老百姓还很不习惯国人办报而“群呼洋报”。（注：彭翼仲：《彭翼仲五十年历史》，姜纬堂：《爱国报人维新志士彭翼仲》，大连山版社，1995年。）蔡友梅及其友人们作为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旗籍知识分子，比较了解社会现实，呼唤变革，但又不是革命派，主要持改良制度、开民智的温和态度。据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记载，蔡友梅其时创办了《进化报》，并任社长，还曾任《公益报》的编辑，两种报纸均为白话报，以面向市民为宗旨。
    1907（丁未）年蔡友梅创立《进化报》，并在上面发表了代表作《小额》。蔡氏的朋友德少泉后来在《小额》单行本《序言》中写到：
    丁未春北京进化报社创立，友梅先生以博学鸿才，任该馆总务。尝与二三良友曰：“比年社会之怪现象，于斯极矣。魑魅魍魉，无奇不有。势日蹙而风俗日偷，国愈危而人心日坏，将何以与列强相颉颃哉？报社以辅助政府为天职，开通民智为宗旨。质诸兄，有何旋转之能力，定世逆之方针？捷径奚由？利器何具？”是时曼青诸先生俱在座，因慨然口：“欲引人心之趋向，启教育之萌芽，破迷信之根株，跻进化之方域，莫小说若，莫小说若。”于是友梅先生，以报余副员，逐日笔述上说数语，穷年累日，集成一轴。（注：德少泉：《小额·序》，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
    这些报纸并非文艺性的报刊，但需要大量小说吸引市民阶层的读者，进行新思想的宣传。剑胆在《京话日报》上发表的《文字狱》中回顾说：“报上的小说，本是一件附属品，原为引人入胜，好请那不爱看报的主儿，借着看小说，叫他知道些国家大事，社会情形。……迨至如今，几成一种惯例，仿佛没有小说，就不成为白话报，并于销路上，亦颇生窒碍。”（注：剑胆：《文字狱》，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民国后，蔡友梅继续在北京多家报纸上发表小说，如《顺天时报》、《京话日报》、《白话国强报》等等，直至1920年去世前，仍不断有作品发表。可以说，蔡友梅属于清末忧国忧民、积极思考的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在时势推动下才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在他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作品总数是相当多的，可惜今天存世的仅有36部中篇小说，然而也足够一窥其作品风格。其中质量较好的作品包括《小额》《瞎松子》《赛刘海》《曹二更》《双料义务》《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理学周》《非慈论》《方圆头》《忠孝全》《连环套》《鬼吹灯》。此类报载小说主要面对北京市民，着重于对普通民众的启蒙教育。它们的产生背景、载体和受众决定了它们非常具有北京特色，又不同于以往的古典通俗文学。
    　　　　二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清末民初的蔡友梅都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京味作家。他的作品表现了北京作为一座城市的整体的文化精神，而不是零散地描写北京的人物、风习。《红楼梦》与之相比，北京特色并非有意为之，也没有统一地形成为创作目的服务的特点，《儿女英雄传》《永庆升平》这样的通俗文学则徒具地方文化的外在形式，其内在的精神是俗套平庸的，与其他地方的通俗文学没有什么区别。而蔡友梅的创作第一次把内容与形式上的地域特点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城市的文化精神，这已然成为一种完整的风格。
    从内容上看，蔡友梅的小说把焦点集中于北京中下层市民的生活，尤其是专门将市民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写，并且把北京这座城市和它的居民的文化特征联系在一起表现得十分充分，在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他的作品在主题上反映出非常强的市民意识和观念，打上了北京这座城市的特有的烙印。人们早已指出，北京作为一座城市所具有的特殊性：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长期作为首都而被统治者经营日久。所以它的市民文化具有很浓的保守性和封建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个人永远生活在由家族关系织成的宗法制度之中，事实上老中国就是一个家族社会。冯友兰说过：“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在通常人们也真的是这样来理解的。”（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孟子·滕文公上》则描绘了儒家学者理想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伦理道德成为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而发生作用，控制了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行为规范。传统社会的人们不仅以此为标准评价各种行为和调整彼此之间的关系，匡定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概念，而且使之成为不可动摇的精神信条。老中国的儿女最关注的话题就是人伦关系，因为这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最切近的。而满族入关以后，对儒家礼教思想浸染尤甚，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几百年的文化弥漫与融会，到清末，旗人文化已难以由北京文化中剥出，……”（注：赵园：《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