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章探讨了王国维早期思想发展与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的联系，分析了泡尔生在哲学观和有机论的历史观两方面对王国维早期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并揭示了在王国维接受和疏离叔本华哲学的过程中泡尔生所起的中介作用。

【关键词】 王国维早期思想/哲学观/有机论的历史观/叔本华/泡尔生

    在研究王国维早期思想时，有一位思想家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王国维在《自序》中，曾回顾自己学术生涯的开端。1901年，王国维接受罗振玉的资助赴日本留学，未几因病辍学回国，从此开始了他所谓的“独学之时代”。王国维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次岁春始读翻尔彭之《社会学》及文之《名学》、海甫定《心理学》之半，而所购哲学之书亦至，於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当时之读此等书固与前日之读英文读本之道无异……遂得通其大概。[1] (P609)
    文中之巴尔善，即19世纪末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在当时是一位驰誉欧美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他的《哲学导论》(王国维译《哲学概论》)是王国维接触到的第一部近代哲学理论书籍，可以说是王国维在哲学上的启蒙著作。在王国维离开哲学和文学，转入历史研究之前，他与泡尔生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思想联系。在他的著作中引用过泡尔生的另一部代表作《伦理学体系》，在《述近世教育与哲学之关系》一文中，王国维还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泡尔生的有关论述。这些事实说明，泡尔生是王国维当时非常熟悉的少数几位西方哲学家之一。遗憾的是，由于泡尔生在后世的声名远不能与其他几位王国维早期接触过的西方哲学家如康德、叔本华、尼采等相比，这位曾经引导王国维进入哲学殿堂的思想家几乎被研究者完全遗忘了，在众多关于王国维的著作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关于泡尔生的只言片语，更看不到对二者关系的认真研究，为了使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本文拟对泡尔生与王国维早期思想发展的联系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与康德艰涩的《纯粹理性批判》相比，泡尔生的《哲学导论》是明晰的，二者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恰恰是后者的这一特征适应了当时仍然站在哲学门槛边上的王国维的实际需要。事实上，在决心从事哲学研究之前，王国维对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已略有所闻，并产生了向往之心。王国维初至东文学社学习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字暌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1] (P608)除了“文字暌隔”，即语言的困难之外，从“心甚喜之”到真正登堂入室，王国维还必须具备必要的哲学方面的知识背景，而在当时，泡尔生的《哲学导论》便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阶梯。
    《哲学导论》是针对初学者写作的，书中对哲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地位、性质、意义，对哲学内部的各个部分，如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伦理学等都作了系统的说明。在书中，泡尔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哲学究竟是什么？它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在《导言》中，泡尔生首先批驳了当时欧洲社会的“一个流行的见解”，即“哲学已经衰老到毫无用处的地步，它的位置已经被科学所取代”。[2] (P2)泡尔生说：“事实上，哲学根本无关乎有用还是无用，也不仅仅是几个枯燥乏味、故弄玄虚的思想家的事，而是关乎所有时代和整个人类的事情。的确，我们可以说，哲学不是一件轻言易取的事，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在心智上处于冥顽不灵的动物生命之上的人都有一种哲学，唯一的问题是他拥有的究竟是何种哲学？”[2] (P2)
    泡尔生把是否具备一种哲学思维能力看作人与动物的分野，他说：“人在心智生活上与动物的区别是他进行理论化的能力和在整体关系中观察事物的能力。低等动物也能看和听，很可能也有观念和搜集信息的能力。但它不会进行反思，在它们眼前来来往往的只是自然过程中发生的孤立的事实，只是一种激发意欲的动机。而对人来说，思维活动把他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他的理论兴趣因此被唤醒，他集中审视知觉提供的个别因素，努力把它们联系到一个整体的系统知识里面”。这个整体的系统知识就是哲学。在这种意义上，泡尔生指出，“哲学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功能，哲学与人的精神生命共存”。[2] (P3)
    在书中，泡尔生还概括出哲学的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哲学是一种普遍性的知识。泡尔生认为，哲学与科学的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哲学的“最终目的不是解释这种或那种特殊的现象，也不是掌握有关这一领域或那一领域的特殊知识，而是关于整个现实的知识”。[2] (P41)哲学专注的是“某些现实的最终的问题的讨论”。[2] (P41)鉴于哲学的这一特征，泡尔生在书中一再告诫，“只有那些致力于事物的统一和普遍知识的人，才配称之为哲学家”。[2] (P35)哲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哲学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内在的理论目的，它是非实用、非功利的。用泡尔生的话说，“哲学的目的就是自身，它不是达成某一外在目的的工具”。[2] (P22)泡尔生在书中写道，哲学家这个词在古希腊的含义是“智者”，当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使用这个名称，是为了使自己与当时一批所谓诡辩派学者区分开来，这些诡辩派学者在城邦各处巡游，通过教授各种科学的技艺，尤其是修辞术，换取金钱。“他们仆仆于道途，并不是为了‘静观’(contemplation)，他们不过是一批商人，一批知识的掮客。”[2] (P21)而哲学家与之相反，“哲学家是一批纯粹的思想者，他们既不赖以为生，也不从中牟利，事物的知识就是他唯一的目的，苏格拉底就是这样的典范，他生活的目的就是追求真理和破除谬误”。[2] (P22)
    泡尔生上述观点都完整地反映在王国维这一时期的著作中。1903年7月，王国维在自己所编的《教育世界》上发表了题为《哲学辨惑》的文章。这是青年王国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文章的矛头直指洋务运动的领袖张之洞等人。张之洞等为了抵制西方精神文化的输入，攻击新近从西方舶来的哲学“非叩虚课寂之谈，即骛广志荒之论”，“即令无害，决非有益”。[3] 王国维对此力加驳斥。《哲学辨惑》是一篇短文，核心在下面一段：
    夫彼所谓无益者，岂不以哲学之于人生日用之生活无关系乎？……然人之所以为人者，岂徒饮食男女，芸芸以生，厌厌以死云尔哉！饮食男女，人与禽兽之所同，其所以异于禽兽者，则岂不以理性乎哉，宇宙之变化，人事之错综，日夜相迫于前，而要求吾人之解释，不得其解，则心不宁……巴尔善曰：“人心一日存，则哲学一日不亡。”使说者而非人，则已；说者而为人，则已于冥冥之中，认哲学之必要，而犹必诋之为无用，此其不可解者。[13]
    在驳斥张之洞等人“哲学无益”的言论时，王国维提出的基本论点是，人的理性是其区别于低等动物的标志。因此，只要是人，无论他是否具有自觉的意识，他都拥有某种哲学。这显然是直接从泡尔生的著作中借取来的观点。
    在两年后发表的《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王国维把上述问题以一种更加尖锐的方式提了出来。该文开宗明义即写道：“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时之用者，哲学与美学是已。”哲学与艺术既然“无与于当时之用”，又如何能够成为“最神圣与最尊贵”的呢？王国维的回答是：“哲学与美学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夫世之所谓有用者，孰过于政治家及实业家乎？世人喜言功用，吾姑以功用言之。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则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情感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异，后者政治家实业家之所供给，前者之慰藉满足，非求诸哲学及美术不可。”[1] (P534—635)
    这段话里面，除泡尔生的影响之外，谈及艺术时，王国维采择康德的观点较多，如康德认为艺术无关乎认识，无关乎真理。王国维则把发明真理的任务交给哲学家。艺术家承担的是将此真理“以记号表之”的工作。两者发挥作用的领域也不同。哲学提供的是“纯粹之知识”，艺术面对的是“微妙之情感”。在这篇文章里，王国维把政治家与艺术家对立起来，也可能是受到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相似的立场的影响。与两年前发表的《哲学辨惑》相比，这篇文章的思想来源显然已经多元化了。不过，即令如此，泡尔生提出的“普遍真理性”和“超越直接功利目的”仍然是王国维在这里推崇的“纯粹哲学”与“纯粹美术”的最基本的品质。而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它们不但体现在王国维不同阶段的著作中，也沉淀在他的内心深处，成为他终身服膺的信仰和目标。
    　　　　二
    泡尔生给予王国维的又一重要的影响，是一种有机论的历史观。
    和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哲学家一样，泡尔生也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信奉者。在探索制约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时候，他反对用唯物的原子论和宗教的目的论来解释世界的运动。他认为只有“进化论为生命存在的自然的自发的起源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形式。”[1] (P180)但是，泡尔生也反对许多达尔文主义者把自然选择看作是“纯粹机械的选择”，他赞同的是一种有机论的发展观。
    关于机械论与有机论两种发展观的对立，王国维在《述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流派之关系》一文中曾引用泡尔生自己的解释，“巴尔善曰：启蒙时代，与海尔台尔(赫尔德尔)、格代(歌德)时代，有根本的区别，称前者为机械的，则可称后者为有机的。在启蒙的精神，以合理的且机械的思考之，而其起源，则在数学的物理学”。这种启蒙的精神“以为人若视世界，为建筑家之工作，则是先由神明案出实在，次则由其全能之意志，而使之成立者也。彼于历史的世界亦以合理的机械说明之，谓言语、宗教、法律、国家，皆由悟性而案出者”。[4] (P18—19)而赫尔德尔、歌德以及一批浪漫派哲学家则反对这种启蒙主义的机械论的理性主义，倡导一种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有机论”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曰有机的成立及生育”，“曰内部的开发”。[4] (P19)
    泡尔生在《哲学导论》中以语言的发展为例来说明这两种观点的区别。按照理性主义者的解释，在原始时期，人处于艰难和沉重的生活状态，为了获得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他们需要协作，因此就需要一种交流工具。于是，“某一天在这些不会说话的人中间降生了一些天才，他们发明了语言”。[1] (P195)而持有机发展观的语言学家则认为，“语言并不是一种可以一劳永逸地完成的工具”[1] (P196)，“它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变不断改变其形式，这种改变不是一种有意识的明确的意图的实现，也不是由预期的目的所掌控，而是通过许多微小的变化逐步累积起来的”。[1] (P197)泡尔生指出，这种语言进化的规律制约着人类的全部生活，“我们可以说，在心灵和历史生命发展的所有阶段，必然性和形式目的性都不是由预期、理性依据某种设计和规划形成的，而是像有机生命的形式一样，通过自发的生长逐渐地产生的”。[1] (P205)
    这种有机论的历史观喜欢把历史的发展比喻为人的生命的成长。“通过把历史划分成若干阶段，它引入了有机体的观念，它总是习惯地将民族的生命与个体生命相比拟，人生的重要阶段，童年、青年、壮年、老年，在历史中循环地发生。”[1] (P206)泡尔生甚至得出结论说，“民族生命发展的基本规律无非是个体生命的重演”。[1] (P206)
    有机论的思想对王国维美学中的一些核心观念，如“自然”发生过重要影响，不过最深刻的影响还是体现在历史观方面。王国维在哲学和美学上受到叔本华全面的影响，唯独在历史观方面，他很难从叔本华那里得到多少教益。这一点王国维自己应当是清楚的，在他读过的温德尔班(王译文特尔彭)的《哲学史》中就有这样一段评论。在叔本华那里“生活的苦难总是一模一样的，变化的只是它在理念中呈现的形式。具体的形式或有改变，内容永远如故，因而叔本华不可能关心历史的进步”，“叔本华的哲学对历史没有兴趣”。[5] (P620—621)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对历史问题十分关注并提出许多深刻洞见的是黑格尔，令人遗憾的是，没有证据显示王国维曾对黑格尔发生过兴趣。
    泡尔生有机论的历史观是泛指普遍历史的，王国维移用过来企图解释文学史。王国维的文学观深受叔本华的影响，叔本华的文学观又是非历史主义的，二者必然会发生冲突。下面我们就通过王国维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古代戏曲的评价，来观察二者在王国维思想中是如何相互缠绕，此消彼长的。
    叔本华的非历史主义集中体现在他对各种文类的品第上。叔本华认为，艺术最基本的目的是表现理念，于是，他根据表现理念的不同层次来划分文类的不同等级。在各种文类中，抒情诗只能表现简单的直观，层次最低。戏剧依赖结构布局，展示特殊情境下和激烈冲突中的人物性格，能够更充分地再现理念，所以不仅难度更大，其所居的等级亦更高，而“无论从效果巨大方面看，或是从写作的困难这方面看，悲剧都要算作文艺的最高峰”。[6] (P350)
    最初，王国维基本上是根据叔本华的理论标准来评价中国古代戏曲，在《自序二》中，他写道：“然诗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难易又殊……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若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1] (P613)所谓“理想”、“结构”都是叔本华在讨论西方戏剧、尤其是悲剧时认为最重要的元素，王国维沿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戏曲，得出了几乎是完全否定的结论。
    在稍后的《人间词话》中，王国维的观点有了微妙的变化。“叔本华曰，抒情诗，少年之作也，叙事诗及戏曲，壮年之作也。余谓抒情诗，国民幼稚时代之作也，叙事诗，国民壮盛时代之作也。故曲则古不如今(元曲诚多天籁，然其思想之陋劣，布置之粗笨，令人喷饭。至本朝《桃花扇》、《长生殿》诸传奇，则进矣)，诗则今不如古，盖一以布局为主，一则须伫兴而成故也。”[1] (P200)尽管王国维在这里直接引用了叔本华的话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但实际上他的主张与叔本华有着深刻的差异，其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王国维在这里引入了叔本华原文中所没有的历史的维度。叔本华这段话的原文是，“少年人是那么纠缠在事物直观的外表上，正是因此，所以少年人仅仅只适于作抒情诗，并且要到成年人才适宜写戏剧，至于老年人，最多只能想象他们是史诗的作家，如奥西安、荷马，因为讲故事适合老年人的性格”。[6] (P348)叔本华在这里只是要说明，不同的文类适宜于表达人生不同阶段的内心体验，因而包含不同的内容和特征。叔本华并未把它扩展到历史上去。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方的戏剧和史诗都发生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和叔本华这里的描述恰好相反。王国维把叔本华这一非历史的命题引入历史的领域，他受泡尔生的影响，用个体生命比拟民族精神生命的成长，于是便有了“国民幼稚时代”、“国民壮盛时代”这样的历史分期，同时有了所谓诗则“今不如古”，曲则“古不如今”这样的历史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