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她母亲从未嫁过丈夫，到了七十多岁，忽然发了一个梦，梦见看了一部甚么蟹行鸟书的册子，和一幅甚么倚剑美人的图画。看了一会，那画中美人蓦地一扑，扑到她身上便不见。谁知梦醒起来，身体发病，腹中渐动。过了十个月零十五日，忽然生下一个孩子。那老妪吓得面如土色，以为一定是个怪物，连忙用一块破布包了，背着人抱到一个僻静地方，放下就走。（注：此处引文据《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3卷，第399页。）
真是“非凡之人，必有非凡之来历”，作家袭用旧小说家的惯伎，只是在情节设置上，模仿了耶稣的降临（处女怀孕），隐含着明显的“救世”用心。其母将其抛弃后，为一美国女教士救起，“爱如掌珠，珍同拱璧”，抚养成人。她先是在中国受传统教育，后随西妇回到美国，继而留学瑞士。在留学期间结识了俄国女虚无党员莪弥，通过莪弥引出苏菲亚的故事。从开篇来看，华明卿应该是该小说的主人公，苏菲亚的故事只是一个衬托，但小说未完，所以华明卿的故事没有展开。从其言行和指向来看，必是苏菲亚第二。当她从莪弥那里得知民党（民意党）的革命宗旨后，感慨地说：“可恨我国二百兆同胞姊妹，无一人有此学识，有此心事，有此魄力。又不但女子为然，那号称男子的，也是文弱不振，甘做外人的奴隶，忍受异族的凭凌，视国耻如鸿毛，弃人权若敝屣，屈首民贼，摇尾势家，重受压抑而不辞，不知自由为何物。倘使若辈得闻俄国女子任侠之风，能不愧死么？”也许正是有感如此作者才详尽介绍苏菲亚的事迹，并虚构出华明卿这一形象，以达到让国人“愧”而思变的目的。由苏菲亚到华明卿，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文学在异域政治思潮冲击下，“主动”吸纳外来资源的勇气。如果说《东欧女豪杰》因未能终卷，让人微觉遗憾的话，那么《孽海花》对虚无党的完整描写，则使我们得以窥见虚无党小说向主流文学渗透的过程。
三
《孽海花》在《小说林》发表时，标为“历史小说”。曾朴有意以金、傅爱情为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注：《曾孟朴谈〈孽海花〉》，见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页。）所以其中人物多有依傍，重大情节多有案可考。然而奇怪的是，在这样一部作品中，很突兀地夹进了一段俄国虚无党人夏雅丽的故事，似乎与中国三十年史无必然联系。此种奥妙值得深究。可惜历来研究《孽海花》的人，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语焉不详。从《孽海花》成书过程来看，有关虚无党人的情节，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别有用心”。众所周知，《孽海花》最初（1903年）是金松岑（注：金松岑（1874—1947），即金一，又名天羽，号鹤舫、爱自由者、天放楼主人等，江苏吴江人。1903年在上海参加“爱国学社”，与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主张推翻清政府，从事著译，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作品多发表于《国粹学报》、《新小说》等处，另有一本《女界钟》，主张男女平权、妇女参政。1904年，译述了《自由血》（俄国虚无党史）、《三十三年落花梦》（日本宫崎寅藏著，写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事迹）等，民国初年出任江苏省议员，后主要从事教育。）为《江苏》杂志所作，并在该刊第八期发表了前两回，共完成六回。（注：关于金氏创作的回数，曾朴说法不一，据魏绍昌先生考证，应为6回，今从魏说。见《〈孽海花〉资料》，第134页注四。）后曾朴等人创办“小说林”社，提倡译著小说，金便将已写好的六回寄给曾朴，曾看后认定是一个好题材，但认为金氏笔法跳不出《海上花列传》的框范，应该借爱情故事来贯穿历史的“琐闻逸事”。当曾朴将这意见告诉金松岑时，金氏顺水推舟，将写作的任务移交给曾氏，曾氏“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把金君四五回的原稿，一面点窜涂改，一面进行不息，三个月功夫，一气呵成了二十回”。（注：见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第129页。）此后，曾朴不停地补缀、续写，历经近30年时间，完成了《孽海花》的创作。由于《孽海花》主要由曾朴完成，金氏的前六回，也经过了曾朴的“点窜涂改”，所以研究者在讨论这部作品时很少考虑金松岑的影响，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也由此导致了对其中虚无党情节的忽视。依我看来，在曾朴创作《孽海花》的过程中，金松岑的影响一直存在着。在辛亥革命之前，曾朴并非是激进的革命者，直到辛亥革命之后，曾朴做了民国官员，他才开始颂扬资产阶级革命。与他相比，金松岑是狂热的革命者，尤其对俄国虚无党推崇备至。在开始创作《孽海花》的时候，他译述了“俄国虚无党史”《自由血》，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他认为虚无党乃“自由之神也，革命之急先锋也，专制政体之敌也。”（注：金一《〈自由血〉绪言》，镜今书局1904年发行，原书无标点，引文中标点系笔者所加，下同。）由此见出他对虚无党的热衷。他与蔡元培等人参与组织的“爱国学社”，也是一个类似虚无党的暗杀组织。1904年《自由血》出版时，书后附有一版“爱自由者”（即金松岑）的撰译广告，其中有对“政治小说”《孽海花》的介绍，并说该书内容包括：
中俄交涉、帕米尔界约事件、俄虚无党事件、东三省事件、最近上海革命事件、东京义勇队事件、广西事件、日俄交涉事件，以至今俄国复据东三省止，又含无数掌故、学理、轶事、遗闻。精彩焕发，趣味浓深，现已付印，即日出书，上海镜今书局发行。（注：金一《自由血》最后一页“撰译广告”，镜今书局1904年发行。）
这是金松岑对《孽海花》内容的最初构想。该书交给曾朴创作后，金松岑与曾朴一起“预定了六十回的回目”（注：见《金松岑谈〈孽海花〉》，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第146页。金松岑的原话是：“……其预定之六十回目，乃余与孟朴共同酌定之。”），在内容上基本保留了金松岑最初设定的框架。《孽海花》在《小说林》发表时，标为“历史小说”，说明在小说主旨定位上二人存在分歧，但金氏参与制定的回目，保证了金氏思想在小说中的位置。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孽海花》是金氏“政治意识”与曾氏的“历史意识”相结合的产物，其思想既来自于曾朴，也来自金松岑。其中关于虚无党的描写，是该小说政治内容的集中体现，是我们理解这部作品不可忽视的一环。
《孽海花》从第九回开始，俄国虚无党女党员夏雅丽登场，她同《东欧女豪杰》中的苏菲亚一样，出身豪门，聪慧颖悟，光彩照人（注：金一（金松岑）在《自由血》一书中对俄国女虚无党员进行了热情歌颂：“虚无党女杰者，何也？彼天仙之化人也，彼孕革命之花而胎自由之母也。明慧其才，婵媛其姿，芬芳其质，美妙其心，彼慕西欧文明之风，而生北方专制之国。”（见该书第125页），这与曾朴对夏雅丽的赞美极为相似。）。随后通过毕叶之口，介绍了虚无党的宗旨，这番介绍与当时中国学界对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如出一辙。至第十五、十六、十七回，小说集中描写了夏雅丽的壮举：她到德国后，从自己的恋人那里得知虚无党陷入经济困境，便悄然回国，嫁给了曾经出卖过虚无党的表哥加克奈夫。不久，她将加克奈夫暗杀，将其财产转交给她的同党，自己混入皇宫。在一次皇帝出宫参加舞会时，夏雅丽冲了上去：
左手持炸弹，右手揕帝胸，叱曰：“咄，尔速答我，能实行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二月十二日民意党上书要求之大赦国事犯、召集国会两大条件否？不应则炸尔！”（注：曾朴《孽海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版，第152页。）
僵持之余，她被侍卫砍断手臂，当晚被处以绞刑。与《东欧女豪杰》对苏菲亚的描写相比，《孽海花》中塑造的夏雅丽显得更为成熟。从艺术上来说，夏雅丽这一光彩照人的艺术典型在晚清小说中是难得一见的，她有美丽的外表，渊博的学识，且深明大义，视死如归。她被砍断一条手臂后倒在地上，当卫士来擒她时，她“犹蹶起，抠一卫士目”。这是天使与复仇女魔的混合物，而这复仇又不是为了一己之私，乃为天下苍生，这就更显出这一形象的逼人魅力。曾朴能塑造出这一形象，完全得益于中国学界对虚无党的宣传、虚无党小说的繁盛和金松岑对《孽海花》内容的预定。这一成功的女性形象，填补了《东欧女豪杰》未能终篇的缺憾。从思想上来说，《孽海花》对虚无党的成功描写，极大地提升了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小说正面渲染中国官场中的蝇营狗苟、卑琐龌龊，侧面描写虚无党人的光明磊落、甘死如饴，从而使小说形成相互对比、相互映照的两个世界。如此布局谋篇，颇得《红楼梦》精髓。余英时在论及《红楼梦》时指出：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作者曾用不同的象征，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的分别所在。譬如说“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和正面。（注：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余氏认为，两个世界的对立是《红楼梦》的一条基本线索，把握住这条线索，就等于抓住了作者创作企图方面的中心意义。其实作者是否有此意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种阐释思路，能引领我们发现更为丰富的思想宝藏。同《红楼梦》一样，《孽海花》也呈现出两个对立的世界，无论作者是否有意为之，我们都可看出二者之间的对比关系：同样是美丽动人的女性，傅彩云淫荡贪婪，寡廉鲜耻，而夏雅丽忧怀天下、孤傲高洁；傅彩云一生不停地与各种男人勾搭、通奸，且不失时机地聚敛财富，而夏雅丽将金雯青赔偿的钱全部交给了“组织”，最后嫁给“仇人”也是为了给“组织”筹集活动经费，两相对比，清浊分明。同样是爱情，金、傅之情起于孽海，终于怨恨，而夏雅丽与她的恋人在共同理想和事业基础上倾心相爱，但最终却为了崇高的信念牺牲了爱情。除了主人公之间的对比外，两个世界的其他配角也构成强烈的对比关系：在俄国虚无党中，所有成员同舟共济，不惜赴汤蹈火解民于倒悬，而在中国，那些官场中的蛀虫，污言秽行，巧夺名利，二者相较，正邪自辨。从创作态度来看，作者对这两个世界也是一褒一贬：贬金雯青的愚陋、斥傅彩云的邪僻，所以鲁迅说“书于洪傅颇多恶谑”（注：《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291页。）；而对俄国虚无党，给予了颇多赞美。特别是对夏雅丽的精心描绘，使这一形象犹如漆黑的夜空里升起的焰火，即使瞬间熄灭，也以其壮丽的华彩使躲在黑暗里的魑魅魍魉显出他们卑琐的外形。正是这两个世界的强烈对比，使小说在貌似平正、通达的历史叙述中，显露出强烈的政治寓意：同处于专制的统治之下，俄国有虚无党，中国有淫暴吏，未来前景，不辨自明。如此艺术效果，与当初金松岑翻译《自由血》时的初衷是一样的，他在《自由血》的《绪言》中说：“夫彼（俄国）于其同胞同种国王，徒以不布宪法、不自由而乃极端反动，至于杀君戕吏而犹不止也。念及此，而吾国民其无容身之地矣！其无面目见五大洲之人矣！吾译虚无党，吾愿吾国民知其所奋也。”（注：金一《自由血·绪言》，镜今书局1904年发行。）《孽海花》对虚无党的描写也应该做此理解。
虚无党作为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政治团体，是政治宣传遇挫之后的产物，它指望以极端的恐怖主义达到实现民主、自由、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而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是坚决反对建立民族国家的。令人感兴趣的是，《孽海花》中对虚无党的介绍，几乎照搬了无政府主义的宗旨：
他立这会的宗旨，就要把假平等弄成一个真平等：无国家思想，无人种思想，无家族思想，无宗教思想；废币制，禁遗产，冲决种种网罗，打破种种桎梏；皇帝是仇敌，政府是盗贼，……它的会派，也分着许多，最激烈的叫作虚无党，又叫做“无政府党”。（注：曾朴《孽海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版，第82——83页。）
这是曾朴对虚无党的误读，而这一误读在当时具有普遍性。《民报》、《天义》、《新世纪》等在宣扬无政府主义时，都将虚无党（或“无政府党”）看作是以实际行动实现无政府主义大同世界的代表。张继在介绍“无政府党之精神”时将马拉、罗柏斯比（罗伯斯比尔）、巴贝夫、巴枯宁都看作虚无党的精神导师，并指出：“无政府党之特质，在不认种种政府，彼之目的，在对政治上之种种制度宣战，今日既然，将来亦然。”（注：自然生（张继）《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党之精神》（1903年），见《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上册，第39页。）这与《孽海花》对虚无党宗旨的介绍如出一辙。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师复，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看重暗杀。在这里，我们看到无政府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发生的变化：将无政府主义理论与“民意党”人的恐怖主义紧紧结合在了一起。无政府主义理论满足了小知识分子对未来的浪漫幻想，而“民意党”人的极端行动，契合了他们渴望革命速成的迫切愿望。因此，曾朴对无政府主义的“误读”，倒是真实反映了“中国式”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形态。
讨论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文章，多注目于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很少注意来自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冲击，这无意中忽视了驱动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一维。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中，来自西方的政治思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学理论、法国大革命及其“人权宣言”等等，都被近代作家所吸纳，都为中国文学走出中世纪提供了重要动力。无政府主义作为中国近代一股强劲的政治思潮，不止影响了中国的政局，也极大地冲击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无疑，在纷至沓来的西方各种政治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是极为强劲的一脉。它在引发政治风波的同时，也为中国作家所接受，开始向中国文学步步渗透。通过上面的考述，我们不难看出它向中国主流文学挺进的轨迹：从虚无党小说译本的流行，到《东欧女豪杰》的大胆尝试，再到《孽海花》对虚无党素材的成功征用，清晰地勾画出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向文学逐步渗透的过程，使我们得以看到一种西方政治思潮在中国文学中落地生根的生动景观。
此外，当时许多文人宣扬虚无党，并非天真地认为恐怖主义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是想借助这一极端政治思潮的冲击力达到唤醒民众的启蒙目的，这就使虚无党小说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启蒙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了中国近代启蒙文学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