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俄国虚无党（又称无政府党）的暗杀活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介绍到中国来，并迅速引起中国激进知识分子们的关注和效仿，从而催生了晚清的暗杀风潮。与此同时，文学界也出现了翻译和创作虚无党小说的热潮。从虚无党小说译本的流行，到《东欧女豪杰》等虚无党小说创作的大胆尝试，再到《孽海花》对虚无党素材的成功征用，不仅清晰地显示出无政府主义由一种政治思潮向文学渗透的轨迹，也可看出中国文学在晚清时期经历的复杂的转型过程。

【关键词】 晚清小说/乌托邦/虚无党/《孽海花》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出现了无政府主义传播的高潮。在无政府主义复杂的理论体系中，最先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兴趣的，不是它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激烈批判，也不是它对未来大同世界的热切诉求，而是“无政府党”（或称“虚无党”）的暗杀活动。仅在从1902年至1905年出版（发表）的27部（篇）著译中，介绍俄罗斯虚无党（或无政府党）的就至少有17部（篇）（注：资料统计依据以下文献：蒋俊《辛亥革命前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书刊资料述评》（《中国哲学》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外国无政府主义论著汉译目录》（《中国哲学论丛》，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曹世铉《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一书的“附录”部分。），虚无党的暗杀俨然成为无政府主义的精髓，即所谓：“怀炸弹，袖匕首，劫万乘之尊于五步之内，以演出一段悲壮之历史”。（注：辕孙《露西亚虚无党》，载《江苏》第4期，1903年。）按照当时一些人的看法，“暗杀手段诚革命之捷径”。（注：燕客《无政府主义·序》，自然生（张继）纂《无政府主义》，1903年上海出版。）《民报》、《苏报》、《童子世界》、《大陆》等激进报刊都报道了俄罗斯虚无党成功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壮举，并给予了高度赞扬，《民报》还刊登了与虚无党有关的大量资料图片。（注：如第2号、第3号、第15号分别刊出了虚无党女杰苏菲亚、无政府党首创者巴枯宁和俄国暗杀团首领该鲁学尼的肖像；第16号刊登了旡首译的《巴枯宁传》，第17号刊登了渊实译的《虚无党小史》等等。）在出版界，1902年马君武翻译了《俄罗斯大风潮》，分三个阶段介绍了俄国虚无党（民粹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1903年张继推出了《无政府主义》，分上、下两编，分别从“无政府主义及无政府党之精神”和“各国无政府党”两个方面介绍了世界无政府党的理论和活动情况。另外，《俄国虚无党源流考》、《虚无党小史》等著作，都对虚无党给予了热情的介绍和颂扬。从当时的介绍来看，他们对虚无党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虚无党采取的极端手段上，对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基础“民粹社会主义”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认同。只有到刘师培办《天义》报的时候，这一理论才得到回应。很显然，虚无党人对俄国专制政体采取的恐怖行动，触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兴奋点，满足了他们激进的革命要求。在西方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中，这一时期巴枯宁最受推崇（辛亥革命后是克鲁泡特金），他被奉为虚元党的精神领袖，虚无党的耶稣。他的名言“破坏欲就是创造欲”被反复申说：“凡一国国民，当晦盲否塞、沉酣不醒之时，不挟猛烈之势行破坏之手段，以演出一段掀天撼地之活剧，则国民难得而苏。此变革腐败之政体，唤醒全国之民气，所以重破坏主义。”（注：转引自蒋俊《辛亥革命前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书刊资料述评》，《中国哲学》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4页。）暗杀成为唤醒国民的手段，被纳入到文化启蒙的理论框架之中。
    所谓无政府党或虚无党，实际指的是俄国“民意党”。这是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产物。在俄国，从赫尔岑的“民粹社会主义”理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农民革命理想”都带有民粹倾向，他们都相信：“俄国革命思想史上，村社不但不是专制制度的支柱，相反，却是推翻专制制度的杠杆，是俄国未来自由社会制度的基础。”（注：曹维安《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页。）而“民粹派”的真正代表是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在70年代中期以“到民间去”为口号，自发地组织起来深入民间发动群众，试图依靠农民实现赫尔岑构想的“民粹社会主义”。这些以大学生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被称为“民粹派”。俄国最早的民粹派小组是著名的“土地和自由”社，成立于1862年，提出消灭沙皇、召开人民大会的宗旨；之后，“伊舒京小组”、“柴可夫斯基小组”等相继成立。这些民粹派组织与流亡海外的赫尔岑、奥加廖夫、巴枯宁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但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最大（此时车氏已被流放）。1874年春、夏，大约有两三千名革命青年（包括一些贵族）穿上农民的衣服，模仿农民的言行，学习各种手艺，深入乡间。他们认为，只要把农民发动起来，革命的高潮就会来临，沙皇的统治也会随之土崩瓦解。他们以高度的热情，向农民宣传他们的主张，但农民无法理解他们的思想，一些大学生甚至被农民扭送到警察局。几个月后，这些深入乡间的民粹派几乎全部被沙皇政府逮捕，“到民间去”运动彻底失败。这次运动使知识分子意识到，农民并不具有革命的天然本能，也没有实行革命的自发要求，这使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革命方针和斗争策略。1876年10月，彼得堡成立了一个著名的民粹主义组织“土地和自由社”（不同于1864年的土地自由社），以“土地”和“自由”表达农民的愿望和理想，借以发动群众。“土地和自由社”组织暴动、集会、游行、宣传，但农民仍然处于蒙昧状态，没有对他们的宣传给予太多响应。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群众运动失去兴趣，开始以暗杀手段惩治恶官暴吏，将恐怖活动看作革命成功的捷径。相反，这一组织中的普列汉诺夫等人坚决反对恐怖活动，导致“土地与自由社”分裂，普列汉诺夫等人成立“土地平分社”（注：“土地平分社”在国内活动不多，因而影响不大。从“土地与自由”分化出来的另一派别在国内影响深远，这就是以米哈依洛夫斯基为首的“自由民粹派”，他们将“教育农民”作为发动革命的前提。），另外一些主张恐怖活动的成员组建了“民意党”。“民意党”人最大的恐怖活动就是“猎捕”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他们历时一年半，经过八次“追捕”，终于在1881年3月，将亚历山大二世炸死。然而，这次成功的暗杀并没有带来成功的革命，群众依然麻木，沙皇的统治更加残酷，未出一个月，“民意党”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36名执行委员会委员有5人被绞死，有1人精神失常，其余被流放西伯利亚。1884年，“民意党”停止活动。
    “民意党”人的恐怖活动及其最后结果，证明恐怖主义是一条“死巷”，在俄国也颇受谴责。但20年之后，它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赞美的对象：“彼无政府党者，其宗旨高，其识见卓，其希望伟，帝国主义遇之而却步，民族主义遭而退走。”（注：马叙伦《二十世纪之新主义》，见《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7页。）这种过甚其辞的赞美，说明了当时中国革命派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从理论上来讲，“民意党”人的恐怖活动固然受到流亡海外的巴枯宁的影响，但它与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民意党”的理论基础是赫尔岑的“民粹社会主义”。民粹运动失败之后，一部分革命者对农民彻底失望，从而走向了恐怖主义。俄国无政府主义也受到赫尔岑理论的影响，但他们提倡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严密的权力组织，更反对组建政党，如马克思所讽刺的那样：“工人阶级不应该组织成为政党；他们不应该以任何借口过问政治，因为同国家进行斗争就是承认国家，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工人不应该举行罢工，因为浪费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提高工资或者阻止工资下降，就是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而这是同解放工人阶级的永恒原则相抵触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555页。）“民意党”严密的组织显然违背了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此外，民意党人的暗杀活动基于对农民愚昧的绝望，而巴枯宁从未对农民的革命性失去信心：“人民起义，就其本质来说是自发的、没有秩序的和不顾一切的，他总是要求自己和别人在财产上付出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人民群众时刻准备做出这种牺牲。因此他们是一种粗暴的、野蛮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建立丰功伟绩和实现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注：巴枯宁《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页。）所以将“民意党”与无政府主义等同起来，是一种很模糊、很不科学的说法。但在晚清这样一个充溢着革命激情和生存焦虑的时代语境下，人们不会过多考虑理论的严密性。
    　　　　二
    舆论界对虚无党的大量介绍与宣传，直接引发了晚清的暗杀风潮。蔡元培1904年第二次执掌爱国女校时，确立的宗旨是：“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注：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为此，他训练女学生制造炸弹，以备暗杀之用。1904年上海暗杀团成立，是光复会的前身。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刘师培等都是其成员。同年，革命分子在长江流域策划过三次暗杀行动，史称“甲辰三暗杀案”。（注：见章士钊《书甲辰三暗杀案》，《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45页。）1905年发生了吴樾炸“五大臣”案。在遗书中，吴樾称中国革命进入了“暗杀时代”。（注：《吴樾遗书》，见《民报》“天讨”专号。）光复会成立后，也积极策划暗杀事件。徐锡麟、秋瑾都是这一组织的成员，鲁迅也曾奉命执行暗杀任务，因为自己的犹豫，未能成行。在俄国已经失败并退出历史舞台的恐怖活动，在中国竟然找到了它的传人。
    在暗杀枪声不断响起的时候，文学界也闻风而动，出现了大量以虚无党为主人公的“暗杀”小说。这些作品或著或译，或半译半述，在晚清文坛上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辛亥革命之前，这类作品主要有知新室主人（周桂笙）译的《八宝盒》（1906），芳草馆主人译的德国摩哈孙的《虚无党真相》（1907），杨心一译的《虚无党之女》（1911）和《虚无党飞艇》（1911年），周瘦鹃译的《女虚无党人》，李石曾译的《夜未央》及陈景韩的大量译作。创作方面的代表作有岭南羽衣女士的《东欧女豪杰》和曾朴的《孽海花》等，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这类著译迅速减少。
    虚无党小说的盛行，与舆论界的宣传鼓动，以及现实生活中暗杀风潮迭起有关，但除此之外还有着其他一些因素：一是这类作品像西方的侦探小说或中国的公案、传奇一样，往往悬念重重、险象环生，很容易吸引读者的目光。陈景韩译的《俄国皇帝》，（注：载《新新小说》，第2年第7期，总第19期。）写无政府党人胡勒奉命到圣彼得堡运送炸弹。当他刚到亲戚家时，突然遇到侦探进门搜查。这时无处躲藏的胡勒，爬到窗外（住的是楼房），抓住窗棂，将自己“挂”在外面。恰逢外面风雨交加，胡勒危在旦夕，后有幸脱险。如此惊心动魄的情节，自然能吊起读者的胃口，故而陈氏译作出版之后，有“洛阳纸贵”之誉。（注：见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页。）二是这类作品与一般的侦探小说不同，它在给人们带来阅读兴趣的同时，也能唤起人们心中的正义感。这类小说都以专制的俄国为背景，写受压迫者被“逼上梁山”、合伙复仇的过程。而当时的中国与俄国极为相似，彼地的悲剧无时不在此地上演；彼地对暴政的反抗也必然会引起此地人们的向往。陈景韩《虚无党奇话》开篇描写俄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俄罗斯民众“犹太人！不如狗！”的叱骂，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汉人在满族统治下的命运。因此，这类作品在趣味性之外，有着一定的现实关怀。三是这类作品向人们透露了一些陌生、神秘甚至恐怖的“内幕”。暗杀者们行踪诡秘，涉险潜行，这些都让普通民众感到新鲜和好奇，可以满足很多人的窥探欲和猎奇心，所以它流行一时也就在情理之中。反过来也可以说，这些作品的流行，几乎与其艺术质量无关，主要是由上面这些外部因素决定的。
    在这类小说的翻译和创作中，陈景韩是用力最勤的一位。陈景韩（1877—1965）早年游学日本，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加入同盟会。（注：陈洪范《松江革命前辈陈景韩先生》，见松江县委文史组编《松江文史》，第3期，1983年。）归国后担任过《新新小说》、《申报》、《时报》、《大陆》等期刊的编辑，他精通英文、日文，创作小说有《刀余生传》、《路毙》等159篇，（注：陈景韩的创作成就，见邢懿《陈冷与他的创作小说》，载《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在创作同时，还致力于翻译，曾译过莫泊桑、普希金、安特莱夫等人的著作。译述多署名“冷”或“冷血”，因其文笔冷峻、峭跋，被称为“冷血体”。在陈景韩所有译著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虚无党小说，主要有《虚无党奇话》、《爆裂弹》、《女侦探》、《俄国皇帝》、《杀人公司》（注：上列作品依次发表于《新新小说》第3、4、6、10号，《月月小说》第16、18号，《月月小说》第13—15号，《月月小说》第19、21号，《月月小说》17号。）等。从这些作品内容来看，陈氏译述虚无党小说时注重展示虚无党人之“奇”与“勇”：他们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巧妙设计炸弹，精心设计圈套，诱惑“猎物”上钩（如《爆裂弹》）；同时他们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与当权者展开角逐，涉险蹈死，甘之如饴。另外，这类小说有时也将人物置于“生”与“死”、“个人”与“集体”、“社会正义”与“私人感情”的二难处境中来展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如《虚无党奇话》对虚无党员与出卖虚无党人的贵族夫人之间的爱情描写，在揭露俄国上层社会腐朽堕落的同时，也表现了主人公内心的复杂世界，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在其创作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虚无党为题材的，如《专制虎》、《刺客谈》等，这类创作与其译作风格极为相似。事实上，受晚清译界风气的影响，陈氏虚无党小说的翻译和创作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很多是半译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