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批判中国思维方式与学术方法之不足。静安先生与保守派的“外国之哲学与中国古来之学术不相容”（张之洞）观点针锋相对，他认为“欲知儒家之价值，亦非尽知其反对诸家之说，不可况乎其各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者！”并明确又大胆地提出己见：“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虽罢斥百家适足滋世人之疑惑耳。”“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在方法论上，静安先生运用了比较分析方法对中西思维方式及学术方法进行了谨密的分析，并尖锐又中肯地批判了中国人好于实际研究，缺乏理性分析，长于经验之谈，短于理论之述的不是之处。

C、敏感与远见。当大量西方思想涌入中国时，静安先生已率先敏感到此次西方思想之冲击，将会起到中国古代学术向现代学术转换的历史作用！又从学术古今变化的梳理中，见出佛典其时传入中国时，周秦古语便自行消减退于生活，于此，形成佛家语音这么一个新的中国语音系统；针对自己译介西方哲学与美学和当时中西文化碰撞的现状，预测到“新思想之输入，即新音语输入之意味也。”在这里，静安先生是以一个学者精深的学养敏悟到了新旧学术转型的历史问题，也以一个学者的博大胸怀，纳新改旧，渐渐形成了开放的意识。

　　陈鸿祥先生早在他1990年出版的《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这部著作中已经明确提出，王氏之学的根本所在不是继承清代的朴学，而在于他超越前辈的视野，在于他广泛吸收和运用西方现代文化思潮，以及价值观和方法论。也正由这种价值观与方法论作主导，静安先生才会有他独特的古史研究的新意义。在学术层面上，静安先生以学术思想之新，开启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换之风。它以走向世界的理论眼光和科学的实验方法，把古史研究推进到世界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高峰。
二、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调整，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学术中单纯的考古辨学研史的做法，用乾嘉之法又易乾嘉之法，使单元的旧学术思维之法变为多元的新学术之法，以此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在两个世纪之交中，是有眼光有能力来把握自已而走向世界的。作为一位国学大师和文艺理论大师，静安先生在选择和重新整合中国的学术时，表现出了时代的进步性和学术层面上的丰盈的可塑性。
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文哲之治与古史之研的整合，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建立时代新学科的参照系，内中凸现的现代性的学术风范，为我们以多维的价值尺度去从事学术研究，以多元的审美视野去评判和诠释文史哲中涌现的诸多问题，甚至对于当下知识分子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都将具有基础、引导、动力的作用。静安先生这里又为我们作了先例典范。

　　综观静安先生学术思想的演变轨迹，基本上是由《汉书》《三国志》为文化底蕴，由迎合时代的新潮，主动译介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而转入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在晚期转研古史之学，也是由西方人本主义美学思想为中介物，选择以礼之考来证史中伦理之德，尤其是《鞑靼考》《宋元戏曲史》等，以弱小民族和下里巴人为研究对象，并以切实科学的方法考证出弱小民族之历史功绩与下里巴人（宋元戏曲）之艺术价值，足可见出静安先生治学中之人文精神。在静安先生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他先于人的创造力。被他泼去的是单纯的考古感悟的综合旧法，以大综合的理性层面析解矛盾之两端，推移时代存在之差距，以考经而出考政之大绩，从而开创了影响中国学术界一个世纪的王氏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