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王国维的出现决非偶然,以天下事凡其肇始皆出有源之论,从外部世界看,乃是封建体制行将没落、新的政体正欲行进的历史赋予的必然；从内部世界看，乃是甲骨文与敦煌遗书的被发现，冲击学术界的一种自觉求新的趋势。而王国维，便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中自觉顺应学术潮流又抢滩前沿的一位学人。因其创新的学术方法和求新的学术心态，加上良好的家庭文化教育和乾嘉学派的文化氛围之熏陶，又使他渐成一位学术大师而彰显于学术界。

　　王国维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大山，信奉着“但顺材以求合，而不为合以验材”的中国式科学研究方法，以此法看王国维自身的古史研究，也可领略到其中的现代意义。
　　在甲骨文研究中，《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是使静安先生名蜚海内外的名篇，除以称谓定时代之发明外，先生又以甲骨文缀合，使散乱零星的内容得到了疏理和统一，并让我们从辞中看到了祭祀之牲数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为10，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为3，也使我们了解了殷代对先公先王祀礼上的差别，例如：对有特殊作为的先公和直系的先王，其祭礼特别隆重，对旁系先王则祭礼稍减，有所谓大示和小示以及大示用大牢、小示用小之别，体现了宗法上的亲疏厚薄观念。剔除其惟亲因素，以礼之大小来对待上辈先公的业绩，无疑为我们现代的奖惩制度找到了一种历史的证明。

　　静安先生古史研究的明显特点是“考礼”，在《殷周制度考》中，他为我们考出了“同姓不婚之制”，在《殷祭》中，为我们提供了商代“一夫一妻制”（基本）的婚姻形态。这样的考证，为我们提供了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参考价值和现代生存意义。在音韵学研究中，在“同专用通假”的启示下，我们还可从对《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的研究，发现其古史研究中的现代意义。其“正名万物之意”，既在于发现了声源在文字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和特殊作用，更在于历史地证明：人类文化之起源，并不是单纯地对自然物的图腾崇拜，还在于对自然物的比照研究。这也许是我们研究上古声母的现代性积极意义。在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秦都邑考》中，大肆张扬秦之迁都的盛迹与国势发展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影响现实、独具意义的发展着的历史缩影。在文字学研究中，王宁先生曾论说过：“静安先生在对《说文》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精辟地提出过了关于汉字历史发展及考释、解读的若干定律：
1、“文字之形与势皆以渐变”。
2、“凡既有文字之国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创造一体者……（后人）在作书时亦只用当世通行之字有所取舍而无所谓创作及增省也。”
3、“文字不独因时地而异，即同时同地亦复不同。”
4、“此千年中文字之变化脉络不尽可寻，故古器物文字有不可尽识者，势也……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由此以知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这些堪称定律的说法，对理论的汉字学和科学的汉字学的创建都有巨大的贡献。于此我们也可看到，静安先生由对汉字的历史发展、考释、解读，而能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说法，并又能为学界同仁们赞同成为一种科学的定律，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看，乃是以开放的意义行先进的创建。这里的发生认识论单指认识本身的建构过程，特指静安先生少年时突破官学的范畴加上由西方之学术思想的浸淫而产生的开放意识和先进创建。

A、哲学为学术之核心。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都将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合于一体，并将政治思想作为学术思想的核心。而王国维却严格地将政治与学术区分开来。认为学术思想的核心是哲学，并又以康德、尼采、叔本华之哲学思想为主要参照系，对中国哲学中的儒家哲学与伦理学进行驳难和反思，初步奠定了开放意识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