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保领了那拉氏的旨意，向九门提督衙门点了二百名兵丁，在西河原联陛栈，拿获一个人，一直送交刑部。那时刑部六个堂官以及司员，不知为着什么事情，慌忙接了懿旨，懿旨上写道：“逆犯审血诚，前在湖北谋逆，事败之后，访闻潜逃来京，着喜保拿交刑部，严行拷讯。钦此！”堂官领旨之后，即同坐大堂，把犯人带上。问案官问道：“你是不是审血诚？”答道：“我不晓得什么审血诚。”问案官道：“你到底名叫什么？”答道：“我名叫审不磨。”问案官道：“你是不是读书人？”答道：“我是读书人。”问案官道：“你既是读书人，为何要入革命党呢？”答道：“我不是革命党，是一个流血党。”问案官道：“这‘流血党’三字，从没听见讲过，怎么就叫做流血党呢？”答道：“现在国家到了这样，你们这一班奴才，只晓得卖国求荣，全不想替国民出半点力，所以我们打定主意，把你这一班奴才杀尽斩尽，为国民流血，这就叫做流血党咧！”[25]
小说中的“审血诚”就是沈荩，“吴齿”即是吴式剑，“喜保”即是庆宽，这些都是当时实有的人物。其中沈荩，原名克诚，字愚溪，湖南善化（今长沙）人。1900年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事，担任右军统领。起事失败后，只身赴北京从事新闻活动。曾在报纸上揭露“中俄密约”的卖国协定，1903年7月19日被吴式钊出卖被捕，于7月31日被刑部杖死，其状极惨。沈荩之死引起国内外人士的激愤，纷纷抨击清朝的暴虐，表彰沈荩为反清革命宁死不屈的精神。秋瑾于1905年12月归国后即投入民族解放斗争，意以生命献给民主革命的伟大事业。他给王时泽的信中说：“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26]说明沈荩之死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影响的，许多革命志士表现了为革命而献身的崇高精神。陈天华对沈荩的革命行动是大力肯定的，他在小说中据实写出，这是他民族民主思想的自然表露，也具有时政针对性的现实意义。
主人公狄必攘联络会党的故事是小说前八回的中心内容，写来更为亲切感人。依据作者的安排，同在民权村中学堂念书的孙念祖、孙承先、孙女钟去国外游学，而狄必攘却入内地暗结英豪，联络会党。他首先到上海，原因是“平日听说上海是志士聚会之所”。不想一到上海大失所望，原来上海的志士身价不高了，志士与政府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被世人讥讽为“野鸡政府”、“鹦鹉志士”。已无反满爱国的气味了。之后他乘船去了汉口，会党如林、风气大开，结识了陆地龙、张威、饶雄、石开顽、周秀林、杨复清、王必成、陈祖胜等头领。各路头领召开秘密会，公推狄必攘为总头领，成立“强中会”，并另立十条新会规。其宗旨为“富强中国”，提出“人人当以救国为心”，“会规中所谓国家，系指四万万汉人公共团体而言，非指现在之满洲政府”，“严禁保皇字目，有犯之者，处以极刑”等项，其矛头直指“满洲政府”，并反对康、梁保皇派。还规定“设立学堂、报馆，或立演说会、体操所”等会员义务。“强中会”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以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手段来推翻满洲政府的革命团体。之后他再去四川联络康镜世、马世英。四川会党懂得“排满自强”、“讲求新学”的道理：“要自强，必先排满，要排满自强，必先讲求新学，这是至断不移的道理。”一些革命书刊也广为流传，如《现今世界大势论》、《黄帝魂》、《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等，并成立了反满爱国的“岳王会”。狄必攘来川后，与康、马商谈两会合并的事，达成“咱们的联合，只要在精神上，不要在那面子上。日后若有事情做，自然是此发彼应的”协议。最后写狄必攘带文明种回到汉口，考虑安置几万会党群众，计议开设工厂、办半日学堂、开时事新报馆、设体育会等。第八回结束时描述道：
从此无业游民，化为有用，绿林豪杰，普及文明，五千里消息灵通，数十万权衡在握，诚为梁山上一开新面目了。不上半年，联络了十几起会党，东西洋的留学生，都联为一气。在美洲的留学生领袖，就是念祖，在欧洲的留学生领袖，就是肖祖。这两处的领袖，都是必攘的同学，不要讲是常常通信的。东洋的留学生领袖，名叫宗孟、祖黄。这两人与必攘平日没有交情，就在近今几个月内，慕了必攘的名，和必攘订交的。留学生空有思想，没有势力，所以都注目必攘身上。必攘的声势，就日大一日。五个工厂，添到十个，报馆也十分发达。[27]
“诚为梁山上一开新面目”一语，道出了狄必攘组织领导的“强中会”确非“水浒梁山”的农民运动可比拟。它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广泛联络会党群众，中外革命势力相结合的革命团体；是以及满反帝、爱国救亡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的革命运动。从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趋势而论，它的进步和革命意义，远较封建社会的农民运动更为深钜而广泛。
（四）
小说中的描述与作者陈天华参加“华兴会”联络会党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这为作家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能在作品的情节和人物中自然地流露出来。可以说《狮子吼》中狄必攘的“会党联络”的描述是作者生活实践的艺术再现。1904年“华兴会”领导的长沙起义，陈天华是亲自参与的。黄兴、刘揆一、陈天华曾联络会党起事。黄兴等因事泄潜逃，会党领袖马福益被害。“华兴会”计划中的起义虽然失败，但却促进了此后革命党人武装斗争的开展。资产阶级领导的“会党联合”斗争，为民族民主革命直接地创造了组织领导群众斗争方面的历史经验。
在这次长沙起义之前，即1903年11月4日，黄兴邀集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陈天华、彭渊恂、周震鳞等，在长沙秘密发起成立“华兴会”的革命团体。为了便于同秘密会党进行协作，还建立一个“同仇会”，派刘揆一、陈天华等联系会党，结识了湖南哥老会头目马福益。民国《醴陵县志·大事记》记载了黄兴、陈天华等人联络会党举事的详细情况：
光绪三十年八月，革命党首领黄兴与洪江会首领马福益会议于普迹。黄兴、刘揆一等谋联络内地会党举事，以八月十四日浏阳普迹牛马互市，各省党魁皆至，遂往与洪江会湘、鄂、闽、赣四省首领马福益（西乡瓦子坪人）开革命秘密大会。约于明年慈禧万寿节（十月初十日）在长沙发难，湖南各州、县及闽、鄂、赣三省同时响应。时朱子祠小学体操教习湘乡欧阳笃初，及县人漆英、瘳世英俱与会。事先，陈天华化名郑浩然，自吉安耒醴，寓关家巷何祠，促本地同志参加普迹会议。伸纸作书与黄兴，述洪江会与华兴会合作意见，九万言，交英等携往，后议决案多如所拟。事汇，兴等遁走日本。福益以翌年春被逮，就义长沙。
值得注意的是，黄兴被推举为“华兴会会长，在成立会上发表演说辞，讨论发动武装起义的地点与方法问题：“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一种为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固结，惟相顾而莫敢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络一体，审时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然使湖南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28]这是“华兴会”带有战略和策略思想意义的纲领性见解。即是说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要联络会党、军队、学生，以湘省为根据地，举行首义，各省响应，才能取得“直捣幽燕，驱除鞑虏”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这是革命党武装斗争的正确方略。革命党人举行多次的武装起义，如萍浏醴起义、浙皖起义、镇南关起义、黄花冈起义等。这些起义实践了革命党武装斗争的策略思想，但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在两湖地区爆发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湖南首应，各省纷起，终于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
狄必攘“联络会党”，建立“兴中会”，明显地带有陈天华、黄兴等人革命经历和先进思想。但《狮子吼》中描述的“强中会”还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陈天华在弹词《猛回头》中也提出过“合做一个大党”的思想：“从前只有守旧、求新二党，到了晚近，即求新一党又分出许多党来。有主张革命的，有主张勤王的，有主张急进的，有主张和平的，有主张陆军的，有主张科学的，比那从前两大党的竞争还激烈一些。……此外又有私立的党会，算来不下数千百起，都不相联络，此处起事，彼处旁观，甚至彼此相仇，也是有的。……不如大家合做一个大党，凡是我汉族的人，无论是为士为农为工为商，都不可丝毫扰害，都要极力保护，不使一个受外族的欺凌，方可对得祖宗住，岂不是大豪杰所做的事吗？”[29]这只是说联合各种团体从事反帝反满斗争，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直到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以孙中山为总理的“中国同盟会”，这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政党，当时陈天华是积极拥护和大力支持的。宋教仁在《我的历史》中详细地记述“华兴会”与孙中山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的经过情况：
七月二十九日，巳正。至陈星台（陈天华）寓，邀星台同至黄庆午（黄兴）寓，商议对于孙逸仙（孙中山）之问题。先是，孙逸仙已晤庆午，欲联络湖南团体中人，庆午应之。而同人中有不欲者，故约于今日集议。既至，庆午先提议。星台则主以吾团体（华兴会）与之联合之说。庆午则主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刘林生则主张不入孙会之说。余则言，既有入会不入会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之关系如何。其余亦各有所说，终莫能定谁是，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30]
由此可见陈天华加入“中国同盟会”的态度最为坚决。这是陈天华从联络会党、建立革命团体到成立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一贯思想。在当时应是历史潮流的必然趋势，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进步的政治主张。小说《狮子吼》前八回未曾写到“同盟会”的成立，更不可能描述辛亥革命的武装起义。但在《狮子吼·楔子》中提到《光复纪事本末》，“前编是言光复的事”，作者有可能构思过革命党人武装斗争中的人物和情节，可惜这些描写都无法见到了。至于“后编是言收复国权完全独立的事”，皆因作者早逝而未曾经历的事件，如果写成则纯属理想之作了。
[1]陈天华的生辰年月日，生年已知，月日不详。其族孙陈冠雄同志给笔者出示陈天华的抚子陈远凤先生1982年3月20日给陈冠雄的亲笔信。信中说：“陈天华的生辰日期是清光绪元年乙亥年正月二十九日吉时。”据此可确定陈天华生于1875年3月6日。
[2]谭人凤：《石叟牌词》，《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期，第337页。
[3][4][5][6][9][11][15][17][23][25][27][29]《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版，第137页、第109页、第98页、第196页、第100页、第77页、第105页、第208页、第120页、第163页、第168页、第44页。
[7][30]宋教仁：《我之历史》，《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 版，第566页、第546页。
[8]《民报》第二号，1906年日本东京刊印，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
[10]《民报》第二号《狮子吼》第二页，1906年日本东京刊印。
[12]《民报》第二号《狮子吼》第四页，1906年日本东京刊印。
[13]《民报》第二号《狮子吼》第十页，1906年日本东京刊印。
[14]《民报》第五号《狮子吼》第一页，1906年日本东京刊印。
[16]梁启超曾写《新中国未来记》，乃宣扬立宪运动理想的小说。陈天华杂剧《黄帝魂》特在眉批中说明：“看官须知这个新中国少年并不是日本横滨市保皇会中人，切要留心，不可错被混过。”
[18][19]《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9页、第276页。
[20]阿英《晚清小说史》评说：“此书在结构上，是很有缺点的。”就现存八回书中，至第三回才写到故事本身，似乎前二回叙述过多。但从作者计划写的三十回长篇大书的艺术构思来看，第三回以前的叙述和议论是必要的，其用意在于阐明全书主旨：发扬种族主义思想。纵观中外许多长篇小说中，前面用整章篇幅简叙故事情情节，或介绍人物形象，或阐述主题思想。这在整部作品的艺术结构上是可行的。
[21]《民报》第四号《狮子吼》第九页，1906年日本东京刊印。
[22]清·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下《乞儿》条云：“乙酉五月，福王出奔，有乞儿题诗百川桥上曰：‘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题毕，投水而死。”陈天华在小说中改写此条，意在表彰忠义之士，鞭挞统治集团的贪生怕死和卖国求荣。
[23]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第120页。
[26]《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第47页。
[28]《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