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具体对象而言，目前的近代小说研究，基本上集中于创作小说，而甚少涉及翻译小说。有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格局的偏颇，譬如日本的樽本照雄教授、山东大学的郭延礼教授，均曾予以指出。造成此现象的原因盖在于:传统观念认为翻译小说只是外国小说的译介，研究价值不大;翻译小说文本的整理与出版，十分薄弱，研究者检阅使用不便;此外，翻译小说的相关研究资料，特别是外文资料，搜检不易，也制约着翻译小说研究的学术发展。
不过，对于中国近代小说史来说，翻译小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从作品数量看，翻译小说几乎可与创作小说等量齐观;从产生时间看，近代小说的繁盛，始兴于翻译小说;从实际作品看，晚清的文人并不认为翻译只是一种技术性的语言转换，故翻译之时，往往融入了自己的改编和创造，时曰“译述”或“撰译”;从历史影响看，翻译小说不仅传播了西方的政治社会法律文化，也对近代创作小说文体的形成与演变，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近代翻译小说研究的学术空间颇为宽广，再加上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外文水平的整体提高，对外学术交流的机会日渐增多，凡此，均有利于此课题研究的深入展开。哈佛大学韩南教授，曾经找到第一部汉译小说《昕夕闲谈》的英文原本，即英国作家爱德华·布威·利顿（Edward Bulwer Lytton，1803—1873）的小说《夜与晨》（Night And Morning），通过中英文本的比较，来考察晚清中国文人对西方文化及文艺观念的吸收、改造及排斥等情况。韩南教授的个案研究，富有学术启发意义。当然，进行母本与译本的文学文化比较，只不过是近代翻译小说研究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此领域仍有许多基础性工作亟待进行，譬如近代翻译小说目录编制、近代小说译者群体研究、近代翻译小说底本来源研究、近代翻译小说类型研究等等。
四 政治·文学·技术:关于近代小说研究的切入层面
近代小说的兴起和繁盛，是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及物质技术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这三者理应成为近代小说研究的三个主要切入层面。数十年的研究史，经历了从偏重政治因素→偏重文学因素→偏重物质技术因素的变化过程，迄今而言，各层面又出现了若干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政治因素层面，不再停留于对“文学革命”、“小说界革命”的阐述，而是将近代小说置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之中，作为历史转型期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综合载体，来予以剖析考察。譬如从文学“现代性”的角度，来探讨近代小说所蕴涵的思想史意义;譬如从传播西方科学法律的角度，来审读近代侦探小说的盛衰史;譬如从城市近代化的角度，来考察近代文人的城市生活与城市写作等。
文学因素层面，则将近代小说视为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纵向环节、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的横向环节，从单一的小说文体研究，渐趋多样化的专体研究（如侦探小说史、言情小说史、滑稽小说史等）;从笼统的文体研究，转入具体的文体元素研究（如语言、结构、情节模式等）。
物质技术层面，此是目前近代小说研究的热点，随着学术力量的增强，其研究课题呈现出分工化、微观化的特征，譬如对小说期刊、小说报纸、各地区出版业、重要的出版机构及著名出版者，均有不同的研究者群体，在进行着较为细致的个案研究，这对于梳理近代小说的生产史与传播史，至关重要。
上述各层面的新动向，庶可视为未来较长时间内近代小说研究的又一学术空间所在。值得指出的是，所谓“政治”、“文学”、“技术”三个切入层面，目前似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疏离与脱节。而实际上它们乃是关系密切的一个整体，就具体的微观课题来说，无妨各自为政;但对于整个近代小说学科、对于近代小说史研究来说，此三者必须兼蓄并包，互为学术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