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当然不仅为大书家，同时，他还是光宣诗坛的大诗人，而尤其重要的，则是在近百年的学术史上，他还是一位学术大师。他读书的博淹，是王国维也极为称道的。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有一段论说，甚为流传，云：“世之言学者，……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把他和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相提并论。（樊增祥《乙菴先生七十寿序》云：“其为学也，精于卢抱经，博于钱晓徵，密于孙季逑，深于洪稚存，书翰之妙，超于包安吴，纵横之气，醇于魏默深，以言乎学问，吾不如也。”可与王说参。）但是，我必须老实承认，虽然于其诗，我也许可勉强置喙，但是于其书法及学术，我是“连附和的资格都没有”。沈曾植的研究者，也是目前最有资格说话的学人，则是许全胜博士。他所撰写的《沈曾植年谱长编》，无可怀疑，不仅是目前搜罗沈氏资料最宏富的著作，而且，也该是历来的年谱类著述中最佳作之一，因而，我也可以断言其必为一部传世之作。
沈曾植极其博雅的学问，在当时即受到学人的景仰，不仅前所引王国维极度礼赞，即与其同时的如同样以博雅自负的文廷式、康有为，或后来更加博雅的钱锺书，都对其读书之博表示心服的。不仅于此，当时外国学人来中国，亦多有造访沈氏、相与谈学者，如哲学家俄人Keyserling伯爵，即是其一（见辜鸿铭《硕儒沈子培先生行略》）。所以，在沈氏的身后，闻风而起的后生学者，如钱仲联、王蘧常等，即已着手研究其人。王蘧常的《沈寐叟年谱》，于沈氏的生平考证，有较多的贡献。不过，王谱“宥于闻见，简略特甚，不能尽显其平生”（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自序》），所以，许君遂起而重作，其所搜得的沈氏材料，较之王谱，以篇幅论，早已十倍而有馀！葛洪《抱朴子》云：“后作胜于前事。”学术研究，“亦如积薪，后来居上”，良非虚语。
为说明许谱所搜材料之富，我可随举一二例，以为其证。如所周知，沈曾植乃光宣间大诗人，其早年有所谓“三元说”，即所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其说乃与陈衍合创，见载于《石遗室诗话》。后又有自创的“三关说”，乃是借禅说诗，以为“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但著意通第三关，自有解脱月在”；又云：“元嘉关如何通法？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乐山水诗，打併一气读。刘彦和言：‘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须知以来书意、笔、色三语判之，山水即是色，庄老即是意；色即是境，意即是智；色即是事，意即是理；笔则空、假、中三谛之中，亦即徧计、依他、圆成三性之圆成实性也。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开其先支道林。此秘密平生未尝为人道，为公激发，不觉忍俊不禁，勿为外人道，又添多少公案也。”其说见于《与金蓉镜书》中。但此《书》的文本，一般人所见，不过是钱仲联《梦苕庵诗话》所节引，又钱仲联辑《沈曾植未刊遗文》（载《学术集林》，据金氏《滮湖遗老集》卷首），或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所据为未刊本《海日楼文集》卷上，题作《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沈书的手稿，似未有亲见者。而许谱第469-70页所引，即据其于上海博物馆所得沈手迹，重新校录，并补出论古韵一节，可称此《书》的最善之本。此《书》为近代诗学的重要文献，虽由钱仲联徵引在前，然至许谱之出，人间始获睹其真面。
当然，搜辑材料宏富，尚不足以尽许书之长，因为，据钱锺书先生妙语：学问分两种：一种头脑做的；一种屁股做的，譬如编引得。自然，穷览烟海，需要结实的屁股，但是，考证撰述，却非缜密的头脑不可。“天圆地方”（范文澜语），这两样长处，许君是全都具备的。同时，许君的旧学很深，不仅为同侪所罕有，亦老辈之勍敌。如不欲逐页细读，节省目力，可以翻看此书自序，但看许君的两首七律，便足窥其旧学之一斑。而尤能体现其学识的，则是此书的“发凡”。传统的学人，看一本著述的好坏，最便捷的办法，是看其“发凡”。所以，清人章学诚才会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学开山。”（《家书》二）只是，“发凡”之重要，非陋儒所能知，亦人所易忽者。凡“发凡”不通之人，其著述之不通，也是不言而喻的。许谱之“发凡”，能识其大，与时人之所著相较，故不啻天壤。而其编排之谨严，考证之精审，更不待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