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此时不觉技痒，偶亦投以笔记、短篇，立见登载，并寄来稿费。既而狄楚青、陈景韩均以书来，询问近状，并暗示与其在山东那种官办学堂，何不到上海来帮帮我们的忙呢?同时曾孟朴也有信来，意思说：高兴到《小说林》里来吧?我们正虚坐以待呢?……于是我想即使放弃了这只新式的冷板凳，也不愁没有但凡瞰饭地，于是我便浩然有归志了。我是到了明年（一九零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夏历二月中旬，才到了上海来的。12
转了一圈，终归回到上海，几经挣脱，依然重操旧业。文字的魅力是如此之大，小说的事业亦令人牵挂。包天笑从苏沪而青州，最后又回到上海，专门从事编辑写作生涯，并非偶然的事件。
另两位鸳鸯蝴蝶派重镇，被称为“哀情巨子”的徐枕亚和吴双热也有类似的经历。徐枕亚（1889—1937）和吴双热（1887—1940）要比包天笑年轻一些，尽管他们没有进过学，但却出身于晚清官办的新学堂——虞南师范学校，13也是擅长文辞，喜读小说的多情士子。徐、吴二人毕业后都在乡间教书，但教书之余，喜欢舞文弄墨，做诗填词，竟然颇负文名。这时，自由党领袖周浩在上海办《民权报》，便聘请二人入报馆，担任新闻编辑。二人凭着个人的兴趣和热情，各撰写小说一部，即《玉梨魂》和《孽冤镜》，两部小说交替着隔日登在副刊上，不料竟引起轰动，使《民权报》销路大增，自此徐枕亚和吴双热便正式开始了他们的文学事业，成为职业小说家。
鸳鸯蝴蝶派作为职业化的社会群体出现在民国初年的上海，并很快成为小说创作的主要流派，的确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以下几条线索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厘清它的社会成因。
一是如前此分析的那样，晚清以降中国社会的持续动荡，特别是来自中国政权上层的“自改革”步伐的加快与失衡，尤其作为影响读书人个人前途命运的科举制的废除，阻塞了文人学士个人上升性的正常途径，致使许多年轻士子纷纷走出耕读仕进的个人发展模式，不得不另找出路，另寻社会所认可的发展道路；而此时的新思潮、新知识和新职业把他们吸引到了通商口岸城市，在这里他们重新寻找成功之路和“向上的台阶”。
二是口岸城市发达的新闻传播业，书刊印刷业，尤其是更符合市民口味和精神需求的小说业，为那些富有文学才情，有一定的写作经验，熟悉现代文化传播机制，了解市民文化情趣的那部分文人率先进入以小说写作为职业的社群行列中来。这个新兴的职业群体我们可以称之为“小说社群”，因为给各类报刊写作新型文体的畅销小说是最容易辨识他们的徽记。
三是这个小说社群的职业化活动有一个大致清晰的发展过程。他们首先依托于新兴的商业报纸的副刊，为这个副刊编辑小说、创作小说，实际是为这张报纸打开销路，赢得更多的读者服务，因而副刊也被蔑称为“报屁股”，我们姑且把这个时期的小说写作叫做“副刊写作”阶段。待到小说接受的范围不断扩大，读小说成为时尚，有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小说家们便自己创办小说杂志，刊登自己写的或约来的小说稿件，此种写作方式可称之为“杂志写作”。再到后来，小说家们发现只是办小说杂志，在杂志上刊载受欢迎的小说往往被书商印成单行本发行，获利更多的仍是商人们，于是他们为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在办杂志的同时，也开书局，搞发行，使小说二度传播，这种方式可称之为“书局写作”。14于是这个小说社群的职业化程度更纯粹，完全进入市场运作的轨道，形成一个有利于社会组织巩固发展的经济基础。
从“副刊写作”到“杂志写作”直至“书局写作”，鸳鸯蝴蝶派由附庸蔚为大国，走向一个完全职业化的写作道路，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得以形成，完全融入口岸城市的经济和文化格局，这是它在几十年间风云变幻的中国能够一直延续发展的深在原因，即是说，它已经在城市社会中生下了根，成为口岸社群中的结构性的一部分，直到1949年以后，它所赖以生存的自由经济体系和市民文化体系，以及口岸城市的殖民体系全部崩解，这个职业化的文人群落无法获得结构性、制度性的适应，才告风流云散。这是鸳鸯蝴蝶派与现代中国几十年斩不断、拆不散的命运关联的内在原因，也是它消失了几十年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戏剧性地重新复活的一个社会缘由。三、社会接受：鸳鸯蝴蝶派的认同基础职业化使鸳鸯蝴蝶派作为一个社群深深嵌入口岸城市的经济结构，与其他社会阶层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它给中国市民阶层提供精神产品的同时，也为新闻出版、报刊印刷、邮政服务、发行递送等行业带来利润和就业机会，自己也相应地获得报酬和声誉。但这个循环性的结构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接受。质言之，鸳鸯蝴蝶派融入口岸社会是以它的小说受到社会接受和欢迎为条件的。
这就必须探讨为什么人们会喜欢读鸳鸯蝴蝶派小说，都是哪些人喜读这些小说，这些小说在何种程度上契合了当时的社会心理等问题。而解答这些问题仍需要从口岸城市的社会阶层分析入手。
像上海这样的口岸城市真可谓三教九流，五方杂处。民初时期，尽管此地人员更加复杂，但一个现象尤为突出，即市民阶层的崛起。其构成主要有四：一是由于政治鼎革，使大批在清王朝做官的遗老遗少跑到上海来定居，来逃避政治纠葛，人们称之为“寓公”；二是因新知识界的迅速崛起而产生的文化人、青年学生、学校教师；三是帝国殖民事业中的买办阶层也在迅速增长，又因辛亥革命没有触及西方帝国的殖民体系，进入民国后，西方的在华势力反而增强，致使这个阶层更加膨胀15；四是民族工业的扩张和口岸商业的繁荣，培养了一个民族企业家和商人阶层。这四个社会群体构成了口岸城市的市民阶层，这个阶层便是鸳鸯蝴蝶派的读者群的主体，换言之，市民阶层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的“上帝”和“衣食父母”——是他们收购了小说家手中的精神产品，使之转化为生活资料；也是他们的趣味、爱好、信仰和情感方向引导着作家们的笔墨，指挥着作家们的想象，调遣着作家们的才情。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鸳鸯蝴蝶派作家生产出的小说作品也为市民阶层安妥他们的精神，寄托他们的理想，满足他们的欲望提供了一个文学空间。市民们喜读鸳蝴小说，而鸳蝴作家为市民们写作，这便是鸳鸯蝴蝶派在民初兴起的现实原因。
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它自己的意识形态。理查德?奥曼说：“意识形态是一群拥有共同利益的人的观点——如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社会或经济阶层、一个职业群体、一个产业等等。
最常见的意识形态策略，就是说明这个群体的利益怎样‘真的'大体上等同于整个社会的利益或整个人类的利益。”16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是以利益和交换为中心点向各个领域延展的，他们看待任何事物，对待任何问题，都是以货币和金钱作为几乎是唯一尺度的。因为隔着货币，对购买来的商品便保持了一种居高临下，或是隔岸观火式的优越感和距离感，只关注它的使用价值，其自身价值如何则一概不感兴趣或不必深究。对待一般商品如此，对待精神层面上的诸如婚姻、爱情、亲情亦不过如此。
对待文学艺术又何尝不是这样?他们关注的是文学的娱乐性、趣味性、自适性和实用性：我花了钱，你就要让我高兴，给我快乐。文学里面如果有教训和意义，他们就会很反感，很讨厌，觉得这个钱花得冤枉、不值；文学里如果描写工人和农民的疾苦，他们也不高兴——但描写工人农民的丑恶和卑贱用以反衬他们的高贵，他们是乐意的。他们以为娱乐就是艺术，风月就是审美。他们不明白文学还能“为人生”，更不理解文学还能使人获得解放。与其说他们反对五四新文学，不如说他们对五四文学的价值诉求太过隔膜。这与他们的意识形态有关，是不可求全责备的，尤其在民初那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中，要求鸳鸯蝴蝶派“为人生”，无异于缘木求鱼，他们的文学只能为娱乐、为趣味、为许多洋场的男女排遣寂寞了。
民初又是一个新旧杂揉的时代。随着风气渐开，青年男女已经知道争取婚姻恋爱自由，但礼教的空气仍然很浓重。袁世凯政府在提倡复古，表彰节烈，康有为还发起了“孔教会”。表现在婚姻上则是恋爱自由受到压迫。正如范烟桥分析的：“盖以前才子佳人，始离终合之小说，已发见事实上之反证，而认为不普通的偶然之事。于是乃有才子佳人终于不能团圆为一时之风气，盖悲剧也。悲剧易起人之同情，故此等作品，在青年企求家庭幸福时代，最为合适。”17况且，鸳鸯蝴蝶派写的才子佳人小说，写自由恋爱的悲剧一则契合了年轻人的心理，另一方面又未始不符合遗老们的心理。像《玉梨魂》表现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爱情正符合礼教的恋爱规范，何况小说中表现出的恋爱失败，也暗示了礼教的胜利。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形式所表现出的骈四俪六，辞彩焕然的格调，还有小说中植入的大量情诗和情书，及其所弥漫的那种凄切的意境，感伤的情调，不免令洋场里的青年男女断尽情肠；采用旧诗词，配以八股调，使得有科场经验，善于制艺的老辈文人，不免产生追忆前尘，感时伤怀的同调。民初鸳鸯蝴蝶派亦新亦旧，半土半洋的写作方式，既符合趋新人士的时代心理，又迁就了旧式文人的怀旧情调，其间弥漫的那种感伤、悲悼的情绪又恰恰契合了民初时期普遍存在的精神气质，《玉梨魂》不胫而走，《孽冤镜》被争相抢阅，鸳鸯蝴蝶派在中国文坛上振翅而飞，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情了。
由是观之，鸳鸯蝴蝶派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它甚至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在美学上的一种反映。它代表市民文化，只为市民社会服务和发言；让它把握整个人类的命运，甚至让它发现所谓“人性”也是困难的，但若让它反映市民心态，发掘市民的“人性”还勉强可以，像张爱玲那样。（当然，张爱玲只擅长挖掘曹七巧那些没落贵族们的人性，真正活泼泼的市民底层的人性她很陌生、也更隔膜，别说广大的工人农民的人性了。不信请看她写工农的《秧歌》、《赤地之恋》。）资产阶级美学家总喜欢把他们的美学标准适应于全人类，爱讲普遍的人性之类的东西，其实他们的趣味之狭，眼光之窄，艺术感觉之乏，即便连整个市民阶级都无法涵盖，更别说他们视野之外的更加广阔的空间和群体了。民初崛起于上海等口岸城市的鸳鸯蝴蝶派，因了自身的视野局限和思想局限只能发展一种趣味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美学，所谓“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你真的不能指望他们的创造力能突破风花雪月和黑幕武侠那样的樊篱，更不能硬把他们的创作水准捧上天去。文学直接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固然难于产生多大伟大的作品，但只为市民服务，为市场服务，为资本服务也难说有多大的作为。这是从上世纪初鸳鸯蝴蝶派兴起的考察中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1梁启超警告人们说：“现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何如?呜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十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于以煽诱举国青年子弟，使其桀黠者濡染于险诚钩距作好犯科，而模拟某种侦探小说中之一节目。其柔靡者，浸淫于目成魂与逾墙钻穴，而自此于某种艳情小说之主人者。于是其思想习于污贱龌龊，其行谊习于雅曲放荡，其言论习于诡随尖刻。”梁启超：《告小说家》，载《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1期，1915年7月。
2参见胡寄尘：《一个被强盗捉去的新文化运动者的成绩》、《文丐之自豪》，西湖人：《不领悟的沈雁冰》，文丐：《文丐的话》，张舍我：《创造自由》、《什么叫做“礼拜六派”》等，分别收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页、第185页、第173页、第176页、第179页、第182页。
3这些文学史著作中，集体编著的代表有：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级中国小说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复旦大学中文系1957年级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年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组编著：《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华书局，1960年）等。个人编著的代表有：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生活书店，1953年）；
叶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稿》（作家出版社。1955年）；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等。
4在这方面有三篇文章值得注意：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8—233页；范伯群：《鸳鸯蝴蝶派
“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载《文汇报》，1996年10月31日；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想像中国的方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19页。
5参见徐佩：《谈鸳鸯蝴蝶派小说》，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1949—197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22页。
6参阅罗志田：《清季社会变迁与民国政治——科举制改革的影响》，《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
7参阅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页。
8据张朋园的研究，清末民初，“留学生回国，不入政界则从事教育，两者的机会都以大城市为方便，留学生入教育界的比例最大，而学校更是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两地，知识分子大部分分布在这两大城市。”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9柯文曾探讨过以王韬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与近代口岸社会的关系，提出一个“河海文化”的概念，即谓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是产生在沿海和沿江的口岸城市。不过我们致力讨论的这些“后科举”时代的士人要比王韬他们更年轻一点，但他们依存于“河海文化”而生的生存方式大致是一致的。参阅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9—141页。
10王尔敏：《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82页。
11孟悦：《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现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收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90页。12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13页。
13晚清学堂与培养举子的学宫差别不大。首先，学堂里没有新式教师，教学人员仍延用原来的私塾先生，教学内容仍不出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之类，只不过加一点外文、格致，有的地方还因教师缺乏开不起课来；其二，有的学堂仍然按旧制授予毕业生进士、举人、生员的学衔，儒学仍是学业的基本内容，因而，有研究认为，“晚清学堂与科举考试仅仅一词之异而已。”只是废科举和进入民国后，此等现象才渐渐改观。参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40—441页。亦可参阅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之《记青州府学堂》（1）（2），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283—298页。14因为民初时期上海办个人书局不需登记，不用太多投资，印刷所遍地都是，发行网络畅通.很容易开办，所以许多小说家避开商业资本家的盘剥，自己筹资办书局，比如，著名的“民权出版部”，南社社员集资创办的“七襄发行社”，吴双热、徐天啸、徐枕亚合资创办的“小说丛报发行社”，孙玉声他们办的“锦章书局”，徐枕亚自办的“清华书局”等等。不过小说家毕竟不懂资本运作，当然竞争不过商务、中华、文明、世界这些实力雄厚的大书局，因此许多小说家自办的书局难以为继，旋生旋灭，但在民初，小说家自己办的书局是很多，这是事实。关于办报刊之便利，可参阅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第128—129页；亦可参阅秋翁：《三十年前之期刊》，载《万象》第4年，第3期（1941年9月），收入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5页。
15参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2章《中国的资产阶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814—815页。
16理查德?奥曼：《广告的双重言说和意识形态：教师手记》，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99页
17范烟桥：《最近五十年之小说》，收入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