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鸳鸯蝴蝶派的研究，近年来有过度拔高的倾向，这应该是对过去全盘否定的一种矫枉过正，或许还有其它什么原因。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鸳鸯蝴蝶派的兴起进行考察，提出它是晚清社会改革，尤其是废除科举的一个必然结果。循此，进一步研究了鸳鸯蝴蝶派作为一个职业化的社群如何进入口岸城市社会，成为一个结构性的社会共同体，解释了它的兴起的历史必然和经济基础。同时对鸳鸯蝴蝶小说的读者群体，即市民阶层进行了意识形态分析，指出市民文化对鸳鸯蝴蝶派文学价值生成的规约性和局限性。

    引言：鸳鸯蝴蝶派的发生之成为问题

    围绕“鸳鸯蝴蝶派”，似乎打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笔仗。自从它刚一诞生，就有来自外界很强烈的反应。最早为之总结，并发攻击的应该算1915年梁启超的《告小说家》，1再后来是钱玄同、周作人、鲁迅、郑振铎、沈雁冰等一大批新文学家的猛烈抨击。之后断断续续，对鸳鸯蝴蝶派的声讨仍是不绝于耳。在当时众多的责骂嘲笑声中，鸳鸯蝴蝶派作家们似乎并不为之所动，依然是我行我素：你说我是鸳鸯蝴蝶派，我就接受你的称谓，你骂我是“文丐”，我就用“文丐”的笔名发表文章。2只有到了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鸳鸯蝴蝶派得以存在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才真正完全丧失，在文化上自然没有了立脚之地，作为一个流派便很快风流散。这时的批评更多的来自于文学史的写作。20世纪50、60年代几本通行的文学史几乎不约而同地称鸳鸯蝴蝶派为“小说逆流”、“小说的反动”、“文坛逆流”之类，3似乎要牢牢地把它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0年市场经济地位确定之后，中国文坛便不期然涌现出大量休闲、娱乐、武侠之类的作品，似乎又接续了中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香火，鸳鸯蝴蝶、风花雪月、江湖武侠等等被尘封多年的东西又潮水般涌来。文学研究界对此也并非无动于衷，“超越雅俗”、“鸳鸯蝴蝶派‘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被压抑的现代性”等命题也接踵而至4，纷纷为鸳鸯蝴蝶派争取理论的合法性和现实的合理性。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在追求学术独立的口号下，抑或在追求学术研究的创新和突破的一片呼声中，鸳鸯蝴蝶派连同张爱玲、苏青等人的价值放在新的天平上被重新掂量。于是，在放逐诸神，推翻典范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重造新神，再立经典。所谓“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经过多半个世纪的埋没，鸳鸯蝴蝶派重新被打捞出来，几经打磨，又放光彩。

    一个文学流派，乃至一段文学史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遭到贬抑，悄然隐入历史的背景中，而在另一个特定的时期又复被重新发现，得以复活，给它重新赋予意义，这其实是平常的历史现象，古语称之为“借尸还魂”，用当下时尚的语言叫做恢复“文化记忆”，重理“思想资源”。尘封多年的鸳鸯蝴蝶，在20世纪末叶的中国文坛和学界又翩翩飞舞，而且愈加色彩斑斓，这其实是人们重新挑剔出一段遭到压抑的历史线索，为当下的某种思想困境寻找突破的一种策略。似乎不必煞费苦心地去寻找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支撑——这样做倒不是因为其间涉及的线索和面相太过复杂，只是因为如若单纯究诘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内容，往往又会遮蔽掉另一些更重要的认知向度。比如说，你可以指出自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界对鸳鸯蝴蝶派——乃至对整个50、60年代否定或批判过的文学流派、作家作品——开展了持续不断地历史面貌的“恢复”工作，其实是配合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所谓“思想解放运动”，不过是文学上的“拨乱反正”，仍然是一种政治行为，只不过这种政治行为与80年代以前的方向恰恰相反而已。你还可以进一步指出鸳鸯蝴蝶派以及张爱玲等海派文学家的重新发掘，他们作品中的通俗性、市民性、娱乐性被给以重新评价，甚至被推至高出另一些新文学作家——比如鲁迅和茅盾——的作品水平的地位，也不过是与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地位的确立有关，因为文学的商品价值、文学运作的市场形式、文学创作的商品取向、文

学价值的货币化评价标准等等这些现今流行的东西，都在鸳鸯蝴蝶派那里，在鸳鸯蝴蝶派发生的年代最早确立。90年代人们重新发现鸳鸯蝴蝶派，所产生的相见恨晚的感觉，以及当下过度拔高的鸳鸯蝴蝶派研究其实也是符合当前文学资本化的新的意识形态，仍然不脱政治的羁绊。你甚至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梳理出一条文学与政治经济之间相互关联、纠缠的理论线索来。

    但这些工作都必须首先解决一个前提：鸳鸯蝴蝶派是怎样进入历史的。进一步引申的问题便是，在清季民初，这个文学集团是怎样嵌入世纪初上海那个纷繁动荡而又相当活跃的文学时空的?历史给它提供了怎样的机遇?它的哪些特质恰恰契合了彼时的文化神经?那些作品中究竟是什么东西启发了人们的想象力，提供了哪些思考问题的向度?它在艺术创造上究竟为自己预留了多少发展空间?它的美学含量究竟有多少?它的致命伤在哪里?它缘何成为新文学家攻击的对象?等等。若想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在话题里面兜圈子只能是自逐其尾，徒费周章。有效的途径则是做一些沿波讨源的工作，尽量回到现场；另一方面，因其涉及到鸳鸯蝴蝶派的发生问题，仅仅在文学内部讨论似乎缺乏一种宏观的视野，因而这里尝试着用社会学的角度对此加以考察。

              一、发生背景：晚清的废科举与江南士子的社会变动

    关于鸳鸯蝴蝶派，历来有两种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发生在民初，并在以后若干年仍活跃在文坛上的言情、哀情、艳情、武侠、侦探、滑稽、历史、宫闱甚至黑幕小说，都属于鸳鸯蝴蝶派，因为所有这些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游戏的、消遣的、趣味主义文学观为基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真正的鸳鸯蝴蝶派应该是那些专描写才子佳人故事的作品，包括哀情、悲情、艳情、苦情、惨情等等涉足“情”字的那一类才是名副其实的鸳鸯蝴蝶派。于是，有论者认为，“前一说是从它们的基本倾向出发，后一说是从内容和形式着眼，二者都有道理，不过后一说比较形象化，能够概括出作品特色。”5这两种划分由来已久，历来被当作鸳鸯蝴蝶派的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表面看来，这种区分有一定的道理，其实是一种误解。鸳鸯蝴蝶派只有一个，并非只有专写言情小说的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发生和发展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经过历史累积和意义叠加的存在。

    他们并非只是固定地写一类作品，而是因着时尚的更替，随时变换笔墨。包天笑写过哀情小说《一缕麻》，也写历史小说《留芳记》，还写滑稽小说《新西游记》。再比如以写武侠小说著称的顾明道，是以首先写《芳草天涯》、《啼鹃录》等哀情小说、社会小说起家的；被誉为“哀情巨子”的李定夷有《香闺春梦》、《茜窗泪影》，也有《僧道奇侠传》、《武侠异闻》、《尘海英雄传》这样的小说。大致而言，鸳鸯蝴蝶派在中国文坛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其创作思潮也经历了几度变迁：民初刚刚走上文坛的所谓哀情、艳情小说，骈四俪六，才子佳人，遂被冠以“鸳鸯蝴蝶派”的形象称谓，自此难以摘掉“帽子”，干脆以此名行世；随后鸳鸯蝴蝶派渐渐关注社会问题，但仍离不开儿女情长，只不过以风月看取社会，这就是所谓社会小说的流行；由于作家与社会真正接触不多，写作多半向壁虚构，有的为了取巧、为了赚取稿费，竟专门搜集黑暗事件，编写成书，走入末流的便成了黑幕小说。五四运动时，鸳鸯蝴蝶派经受了新文学运动的打击，曾一度一蹶不振，但20年代后，这个流派忽然兴起写作武侠、侦探、滑稽小说，而且十分火爆，原来许多写言情小说的作家，也都开始创作此类作品。30、40年代，由于民族危机加重，鸳蝴派所赖以生存的口岸城市渐渐陷入敌手，出版印刷工业遭到重创，文化中心渐渐转入重庆、桂林、昆明等内地城市，这个流派只能在上海等沦陷区城市艰难维持。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崩解，于是鸳鸯蝴蝶派很快消失。因此我们以为，谈鸳鸯蝴蝶派，不能只突出言情、哀情的一方面，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完成得流派来对待比较符合实际，也容易探索这个流派的本真面目。

    在民初时期，鸳鸯蝴蝶派以言情、爱情为主题，这本无疑义；但问题是，为什么鸳鸯蝴蝶派首次在文坛亮相是以“言情”的面目示人，为什么那些骈四俪六的文句，哭哭啼啼的男女，藻采纷披的文体就如此动人，获得人们的青睐?这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在上海这个地方扎住阵脚，形成流派?

    在20世纪之前，中国葆有一个相当稳定的社会结构。所谓“四民社会”就是由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组成，各就其职，各思其位。“士”是最高阶层，“士”与“大夫”相连，是社会的管理者和统治者，但“士”与其它三个阶层并不隔绝，农、工、商阶层可以通过科举，获得功名，进入“士”的行列。这是一个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循环结构。通过读书，普通百姓家的子弟可以晋身到士大夫的阶层。而在农村的读书人，虽然有的没有获得更高的功名，进入权力中心，但因他是“士”这一阶层，成为农村无形的管理者，即所谓的“士绅”，同样得到人们的尊重，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因而，科举对于国家而言是选拔人才、政府机构获得源源不断的官僚人员的有效机制，同时使农村和国家的稳定获得制度保障。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科举则成了一个向上的台阶：没有特权和贵族背景的青年，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和勤奋，通过逐级的考试，步步进入国家权力中心，获得地位、财富和权势。科考，是每一个普通百姓家庭都孜孜以求的富贵事业。

    但是，到19世纪末，中国几度遭到列强的痛击，所谓“自改革”不得不行，整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也随之变动，而1905年的废科举、兴学堂对中国社会的打击则是十分深重，影响巨大的。6在此，其他问题暂且不谈，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晚清废科举对江南士子的社会流动的影响。谁都知道，江浙文风鼎盛，为全国之冠冕，且有悉心培养士子的传统，读书人醉心于“进学、中举、中进士、点翰林”，人人苦读经传，家家经营举业，为的就是搏取功名，所谓“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显达荣耀，进入社会上层，进入主流社会。明清两朝，甲第首选，大都由江浙士子获售，常州庄氏一家三代，出了4位翰林、8位进士、4位举人7，可见江南科考风气之盛。而一旦停止科举，实际就堵塞了人们的上升的一个重要台阶。辛辛苦苦学来的知识，十年寒窗练就的制艺本领，一切都付诸东流。

    既然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路子走不通，多数江南士子除了留在本土固守田园或跟随亲友走南闯北以经商为业之外，大多选择了三条道路。一是当兵。晚清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军人的社会地位逐步上升，尤其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两军的崛起，袁世凯训练的新军更加耀眼，许多人凭借军功也能不断升迁。人们渐渐放弃“好汉不当兵”的古训，认为吃粮当兵不失为一条通向社会上层的重要途径。事实上，民国时期军阀的当政和军人的显赫也与此有关。二是出国留洋。鲁迅、周作人等人就是在这个时期留学日本的。尽管那时人们对出国留学还存在一定偏见，但有眼光的江南人士从洋务派的兴起、中国的渐次对外开放、通商口岸的繁华中看到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也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投资方向。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当有远见的明智之举，那时的许多留学生回国以后大都成了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领域的重要骨干。8三是进入附近的口岸城市。这批士子既无缘出国留洋，又无扛枪打仗的身体条件，但他们是士子中较有才华者，或进过学，或在新式学堂读过书，善于舞文弄墨、精于吟诗填词，于是这批江南士子很多来到附近的口岸城市，或进报馆和书局，或在新式学校任教，也有的成为职业革命家或革命宣传鼓动家。他们的生涯总是离不开文化这个行当，离不开领风气之先的大城市，离不开渐次发达的新闻出版业。9他们成为脱离了儒生举子之业的较早的一批现代知识分子。

    上述的第三种江南士子流动的方向便是民初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来源。他们是晚清白改革的牺牲品，也是中国新兴文学的探索者。他们当中有的是举人秀才，有的是未进学的年轻童生，还有的是晚清学堂里的举子性质的学生，若非遭到废除科举，他们当中有多少人题名科甲，点入翰林，亦未可知。王尔敏曾对此作过这样一段描述：“停止科举，考试无用，仕途湮塞，举子弃学，儒生失业，各奔谋生之路。别无它能者，只有就近奔赴江海口岸，卖文求活，乃不能不弃八股而著小说，因是多用笔名，不肯暴露真名。适报刊发达，相得益彰，得风气之先者，成名最速，然此名而非彼名也。且多为举人秀才，岂是偶然而有?”10所谓弃八股而著小说，在他们来讲，不过是谋生之道的变化，并非得己；但始料未及的是，著小说竟然也能成就一番事业。

    这里有一点，值得进一步分疏：这个作家群和他们的上一代，即梁启超、李伯元、吴沃尧、刘鹗这些晚清小说家群体有着相当不同的代际差异。首先，正如上述分析，这个群体是晚清科举改革的受害者，他们更年轻，有的还未来得及进学就被拒之门外，迫使他们自谋生路。而晚清小说家，则大都有功名在身，或有一定的官职，他们写小说办杂志，多半是表达自己的理想，鼓动社会变革，有着更自觉的启蒙意识，因而他们显得更成熟更稳健。他们进入小说家行列多半是主动的选择，而民初小说家却是被社会动荡的局面所冲击，选择写小说更多是为谋生、为糊口，是一种职业选择。其二，在知识结构上，晚清小说家要比民初小说家有更深厚的旧学底蕴，文史、经学的知识要多，社会经验更丰富，而民初小说家的特长在于新学知识掌握得更丰富，大多擅长诗词，有文才，善词藻，因为年纪较轻，故而情感热烈，易于冲动，容易陷溺于感伤。其三，在社会的适应性上，民初小说家更易于接受新鲜的思想和外来的事物，因而他们更适应于大都市和通商口岸，更喜欢十里洋场的声色犬马的生活。他们会很快甩掉道德、礼教的包袱，对待金钱、市场、商品、物质的东西无不接纳，很少有所顾忌，因而他们一部分人更容易陷入城市的糜烂生活里去而不能自拔。

二、成因分析：作为职业化的社会群体

    鸳鸯蝴蝶派首先是作为一个职业化的社会群体，出现在民国初年的口岸城市，尤其是上海的。有学者曾专门研究过晚清时期从江南到上海的文化迁移问题，认为，清季社会的动荡和殖民化的加速，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散了架，错了位的南方社会文化碎片，与多种西方因素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聚合再生，形成新的职业，新的群体，新的经济行为，文化资本，社会和文化机构。这也是上海的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特点。”11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可问题是，晚清“散了架，错了位”的社会结构不会永远处于瘫痪和混乱状态，它必须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予以重组或重构。江南士子的纷纷离开本土，来到上海这样的商业都市，重新寻找适当的职业和适合的位置，便是这种社会重组或重构过程中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的形成也是这个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表征。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什么力量把这个散落在江南城乡的知识分子聚拢在上海的这个五方杂处的口岸城市?他们通过什么方式走到一起来?如何开始他们的写作生涯?这个崭新的职业对他们提出了哪些挑战，同时又创造了哪些机遇?我们不妨从几个具体的个案分析开始解答这些问题。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最初的职业大都不是写作，很多是从教书开始的。包天笑（1876—1973）在19岁进学以后，社会便发生很大变化，上海的新风气很快吹至苏州；甲午一役失败，变法自强之说蜂起，各种新学报刊也传至苏州。包天笑就是在这种新风气中开始学外语，开书店，办起了《苏州白话报》，译小说《迦因小传》、《三千里寻亲记》、《钱世界》等。这种种的文字生涯和包天笑今后的文学道路关系密切，因为在这些初步的生活历练中他基本熟悉了新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基本路径，知道做一个新型的读书人所要了解、掌握的东西不会仅仅囿限于书斋，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操纵现代知识传播和文化流通的本领。学外文是开眼看世界之始，开书店是传播知识的开始，办报纸是从一个传统的科举士子转换成为一个近代的知识分子的先决条件。传统文人和知识分子的区别不仅在于知识结构方面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方式的不同。包天笑在历史转型期，受新风气的鼓动，新思潮的冲击，不自觉地从事办报、译书之类的新事业。很多晚清知识人，尤其是江浙闽粤沿江海地区的知识人都程度不同的经历过、参与过这些活动。经过这样的文化实践和历练，他们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举业（大多是因清廷的一纸废科举的诏书而被迫放弃的），进入了附近的口岸城市，从事了近代文化传播的新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