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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恨水的中庸思想(1)-文化研究
来源:  作者:胡梅花  点击:次  时间:2001-08-28 00:00于哲学网发表

 他们宁可设法花钱买文白相杂的《三国演义》看,而不看白送的欧化名著……试举两句《三国演义》为例:阶下有一人应声曰:某愿往,视之,乃关云长也。”这种其实不通俗的文,看的人,他能了解。若是改为欧化体:我愿去,关云长站在台阶下面,这样地应声说。文字尽管浅近,那一班通俗文运动的对象,他就觉得蹩扭,看不起劲。在《赶场的文章》中他说:“文章下乡,必先做到文章赶场,不能通过赶场,文章是不容易下乡的……我们要知道,乡下文艺和都市文艺,已脱节在五十年以上。都市文人越前进,把这群人越抛在老后面,任何普罗文艺,那都是高调,而且绝对是作者自抬身价,未曾和这些人设想,也未曾梦到自己的作品有可以赶场的一日,不喊文章到民间去也算了,若是要喊的话,我劝有心人去赶两回场。”他反感的是这种脱离中国普通民众的行为,对西洋文化,他并不一概排斥,在《郭沫若洪深都五十了》中他认为:“我们这部分中年文艺人,度着中国一个遥远的过渡时代,不客气的说,我们所学,未达到我们的期望。我们无疑的肩负两份重担:一份是承袭先人的遗产,固有文化;一份是接受西洋文明。而这两份重担,必须使它交流,以产出合乎我祖国翻身中的文艺新产品。”在这里,他很清楚地表明了对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态度。
 翻遍张恨水的所有小说,作者赞赏的一直是深具传统文化涵养,又有平等、民主、独立等西方意识的人物,这一点始终不变。让张恨水声名远播的几部社会言情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中,就充分渗透了张恨水在文化选取上的中庸立场,如小说中的大家族的家长大都是具有改良思想的人,他们决不守旧,有的甚至是西洋留学生,直接接受了西方思想,像《金粉世家》中的金铨夫妇,国务院总理金铨对待儿女婚事没有门第之见,在看过未来的儿媳、平民少女冷清秋写的诗后,非常赞赏,并担心儿子配不上她。作者喜爱的青年男女也大都是新旧结合的人物,《春明外史》中的皖中才子杨杏圆,客居京城,在报馆供职,因写得一手好诗词,好文章,被同乡富学仁聘为西席(家庭教师),教子侄国文,也为李冬青所仰慕。杨杏圆的婚恋观表现在与报馆同事何剑尘的交谈中。“何剑尘笑道:‘我现在新发明了一个结婚的定论了。要主持家务,是旧式的女子好。要我们精神上得到安慰,是新式的女子好。若是有个二者兼得的女子,既有新智识,又能耐劳处理家务……那就是十足美满的婚姻了。杨杏圆笑道:‘这不但是你的主张,也是一班做丈夫的主张。这其间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女子需要性格温和,不能解放过度。你不见征婚广告里,都提到这一层吗?’”② 才女李冬青就是这样一个新旧结合的人物,她从小接受了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传统女子的道德品格,又受过新式教育、进过两年学堂,因为是庶出,父亲和嫡母都死了,依傍叔叔过活,婶婶冷言冷语,叔叔又反对她进学堂,一怒而脱离家庭,开始靠做手工、家教,后来给学校上课等贴补生活。她能跟杨杏圆诗词唱和,幽娴贞静,与人交往落落大方,蔼然可亲,决没有小家子气象。又追求人格独立、向往经济上自食其力。《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同样也是国学功底深厚的才女,与金燕西因爱结婚后,燕西露出浪荡子本色,捧优伶,玩戏子,花天酒地,夜不归宿,清秋规劝无效,极度伤心自责,在家中失火时抱着幼子悄然出走,相信凭自己的能力能找一碗饭吃,纵然找不到,饿死也情愿。而不再遵循三从四德的古训;出身江南世家、平民化了的大少爷樊家树,在得知恋人沈凤喜被军阀刘德柱抢去之后表示:只要丈夫真爱他妻子,妻子真爱她丈夫,身体上受了一点侮辱,却与彼此的爱情一点没有关系。③具有开明的现代性爱意识。但对全盘西化的人物绝不赞同,如对上层社会时髦女郎何丽娜“穿了葱绿绸的西洋舞衣,两只胳膊和雪白的前胸后背,都露了许多在外面”的开放太过颇有微辞,通过樊家树的思想活动表明自己的观点:“以为这人美丽是美丽,放荡也就太放荡了”。甚至对她穿的肉色丝袜也看不惯“现在染了西方的文明,妇女们也要西方之美,大家都设法露出两条腿来。其实这两条腿,除富有挑拨性而外,不见得怎样美” ④。可能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这种着装不足为怪,但在当时传统观念还很浓厚,这已是十足的“大逆不道”了。相当于我们今天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穿“三点式”的时髦女郎。所以,作者要安排樊家树爱上何丽娜,就得让她去西山学佛,让佛家思想中和一下她激进的欧化的思想行为。作者的这些描写无疑契合了中国市民只主张改良、渐进的心态。
  两千多年的儒学教育早使中庸之道深得人心,庄泽宣先生以为“中华民族最讲持中之道”⑤。胡适也说“中庸哲学,可说是一般人的宗教”⑥。也许是近代中国的积弱和时局的动荡使当时知识界反传统、否定传统的思想占了上风,毫无传统可依的“自我抒情小说”、“新感觉派”、“普罗文学”等等相继涌现,然而,这只是知识分子的热闹,与小老百姓无关。
  尽管张恨水的文化立场代表了广大中国人的文化理想,弥补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某些偏激,但是在当时是受到新文坛攻击的:“有人说这是礼拜六派的余毒,应该予以扫除” ⑦。对他的攻击长达数年,由于他思想上的“不够进步”,使得建国后他的作品几乎销声匿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重新发掘并研究,这表明了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回归。
  
  注释
  ①⑦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张恨水:《春明外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③④张恨水:《啼笑因缘》,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⑤⑥沙香莲:《中国国民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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