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在《论语》中提出过中庸这一思想。“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孔子认为中庸是至德，最高的道德，但人们已很长时间缺乏这种道德了。孔子应该是接受了前代的中和思想，在《尚书·尧典》中就有“允执厥中”（谓言行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之说。但孔子没有详细地说明什么是中庸，在《论语》中，“中庸”只出现了这一次，就再也没有出现了。中庸的含义是孔子的孙子子思阐发的，在相传为子思所作的《中庸》中对中庸的解释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并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释中庸，称那种达到中庸的状态为“中和”，把谋求中和（致中和）当作一种调理社会甚至自然的根本法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也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宋代的朱熹认为：“中，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论语集注》卷三）总之，中庸强调人思想的辩证，情感的和谐，行为的合理，显然也是理性主义的道德通则。
张恨水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也就是儒学教育，在他的散文集《山窗小品》中的《儿时书》中，他列举了小时候曾背诵过的《论语》、《孟子》、《左传》、《大学》、《中庸》、《诗经》、《书经》、《礼记》、《易经》等书，他六岁入私塾读书启蒙，十五岁时，才进学堂，受新教育，而“校长周六平先生，是个维新人物，他教书的时候，常常讥笑旧分子，而且不时地叙述满清政府的腐败。我，也就是他讥笑的一个。我受着很大的刺激，极力向新的路上走。于是我除了买小说，也买些新书看。但这个时候的新书，能到内地去的，也无非是些经世文篇，《新议论策选》之类。我能找到一点新知识的，还是上海的报纸。由报纸上，我知道这世界不是四书五经上的世界，我也就想到小说上的风流才子不适宜于眼前的社会。我一跃而成为维新的少年了……十六岁半，我考进了甲种农业学校（约等于现在的专科）……这个阶段，我是两重人格。由学校和新书给予我的启发，我是个革命青年，我已剪了辫子。由于我所读的小说和曲目，引我成了个才子的崇拜者”①。十八岁时，他因父亲急病去世而辍学，十九岁时，考入孙中山先生办的蒙藏垦殖学校。大约半年到一年后，学校解散。张恨水就回了老家，在家看书，他正式的求学生涯就到此结束。
我们都知道，青少年时期是人的生理，心理发育成熟期，也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和发展时期，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在张恨水十三年的学习生涯中，有九年时间接受的是传统儒学教育，儒家思想自然而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张恨水的思想和行为。而后几年的新教育也让张恨水有机会认识到：“这世界不是四书五经的世界。”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接触并接受到西方文化并受其影响成了“革命青年”。在当时，辛亥革命到四十年代前后，西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民主思想介绍到了国内，并被广泛讨论、接受。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则受到质疑、批判。新式人物对传统文化是完全否定的激进态度，最著名的是鲁迅。这自然引起了不满和对抗，在对抗中，林纾、章士钊、吴宓等却又走向了文化保守的另一极端，两大派别互相攻击、嘲笑，斗争十分尖锐。张恨水却取中西并蓄的中庸立场。青少年时期对新旧文化的中庸取向，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和人生道路奠定了方向。
在张恨水的杂文集《上下古今谈》中鲜明地表现了他在文化选择上的中庸之道。对儒家学说和传统文化，他大部分是肯定的，认为十之七八是好的，在《儒家说圣贤有过》中，他认为“统观中国的儒家，是不讳言有错误的……而学庸里面，就一再勉励人改过。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圣贤就在这一点上，警戒着自己”。在《父母兄弟之间》中他说：“……再说到兄弟之间，儒家的哲学，都比较适中，他们主张兄友弟恭，所以《小雅》上说，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同时他也看到儒家学说的不足，在《一马不行百马忧》中指出：“中国的政治哲学，向来是依宗孔氏，而孔门的政治哲学，言必称尧舜，完全是讲人治的……然而，人治虽是极现实的事，究竟要有限度。”在《大雅云亡》中他自我剖白：“其实，我们绝对不是骸骨的迷恋者。我们觉得一个有独立生存能力的民族，应当尽可能地保守他固有的文化，只是以不伤害民族思想进步为条件而已。”在传统文化越来越被漠视、各种西方思潮（如普罗文学运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在中国大地泛滥的时候，张恨水仍能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宝贵之处，实在难能可贵。也许是阅历和思索使得他并不迷信任何一种学说和思潮，而能坚持自己的判断。对受五四时占主流的全盘西化思潮影响，其后的文学创作呈现出越来越和中国传统文学习惯、审美脱离的现象，张恨水是反感的。在《通俗文的一道铁关》中他指出：“许多文人，有这么一点意思，觉得写出来的文字，如不带点欧化，会被人家笑他落伍……无如这欧化文字，却是普通民众接受智识的一道铁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