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苏曼殊是男的，方令孺是女的，这是常识。但是你叫他苏曼殊，却又违背了常识，因为苏是其人之姓，而曼殊则是法号。你叫他苏曼殊，就好比叫弘一法师为李弘一，但曼殊就是一非俗非僧不伦不类之人，所以你叫他苏曼殊，这也算是约定俗成，无可厚非的。
　　苏曼殊原名叫苏戬（jiǎn），戬这个字太难读，所以远不如曼殊来得通俗和易记。
　　曼殊还有一名，叫元瑛。
　　演林黛玉的演员出家，顿时成为新闻，那么可见当时李叔同的出家是何等的新闻了。而苏曼殊在凡界和佛界的三进三出，如同“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那句话一样，那更是美谈了。
　　文人中的和尚，和尚中的文人，大约也非弘一和曼殊莫属了。曼殊之墓曾在杭州西湖边的孤山脚下，与秋瑾和苏小小两位为邻，也算是他修来的福气了。但是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里，先是苏小小墓被毁，后来秋瑾女侠也不能自保了，这曼殊自然也就无葬身之地了。现在秋瑾之墓早已恢复，小小之墓也于2004年成了西湖之景点，只是这位曼殊先生，目前还只是在孤山西泠印社旁的导游牌上的一行字——“苏曼殊墓地遗址”。
　　就是从今天看来，苏曼殊也具备了所有热门电视剧流行的要素——身世之谜、情爱恩怨、异国飘零、红颜知已、美食主义者，等等，所以在当年，苏曼殊就有“诗僧”“情僧”之称。从大众审美看，就是爱看一个花心和尚的故事；而就曼殊对后人的影响来说，因为那个时代的文人，基本都是诗书画俱佳的，至少在盛名之下是不乏追捧者的。不要看他写的大多是古体诗，要知道这在当时是非常风靡的。也就是说。一百年前的曼殊，具备了所有的流行元素，就跟前几年的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但是超女和快男，毕竟是大众文化的产物，还没有把一个偶像推到极致的本事，而文化的积淀也还没有到这个水平。
　　苏曼殊当年是在上海去世的，但是他的朋友们都要把他葬到杭州来。民国时期的好多名人，包括史量才等，最后的归息地都是在杭州，所以我要说，杭州西湖不仅是思想家整理思想的地方，不仅是文人谈情说爱的地方，也是名人长眠之处。现在有所谓黄金假期，全国人民开着自家车来到杭州度假，这看来也是有先例的。
　　所以我也曾经说过，在杭州西湖，那是死人和活人争锋，穷人与富人抢地，这死人当然是有名的死人。民国初年，杭州的公共墓地没有规模也并不规范，所以哪个名人想要葬于何处就是何处，好在现在杭州西湖边的公园纪念馆等都不收门票，那些名人之墓倒也成了一道文化风景。识的人叹一番，不识的人拍一番。至于说搞得恶俗的那些，反正也都是政府行为，且墓说起来又不能随便动的，所以也就枕着一片湖光山色继续恶俗着。
　　惟苏曼殊不知还在何处飘魂啊！
　　杭州曾经是曼殊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驿站，当年为革命为情事，他都在杭州逗留过，且一生来过十数次。沪杭之间的道路，一定是他最为熟悉的。如杭州的白云禅院。一百年前曼殊就曾经在这里避难会友，这可由他的《住西湖白云禅院》为证：
　　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血红。
　　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

　　他也曾画《西湖泛舟图》，送陈独秀先生，以为陈是他的知音。
　　苏曼殊生于1884年，大约属于百年前的80后，他吸引今人眼球的主要还是他的身世，至于他的作品，就像马一浮的作品一样，谁能看懂呢？郁达夫曾经说：“苏曼殊是一位才子，是一个奇人，然而决不是大才。天才是有的，灵性是有的，浪漫的气质是很丰富的，可是缺少独创性，缺少雄伟气。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当时达夫说这番话，主要是针对曼殊的粉丝们的。当时胡适之著述白话文学史时，未把曼殊之成就写进去，于是一些粉丝就不满了，达夫先生就说了上述的话，看得出达夫对曼殊的小说最为不屑。其实达夫自己的小说也远不如他的散文和古体诗。
　　苏曼殊一生著述甚多，诗歌、小说和译文，还有绘画等，但因为用的基本是文言文，当时甚为流行。因为当时的白话文，就是所谓把话记下来的一种文体，在文学语言中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正如我小时候手头也有林琴南老先生的译本，好像茶花女啊、黑奴吁天录等都有，但看不懂啊。我们这代人，批林批孔时才学了几篇法家的文言文，没有一点底子。老师也都不能解释蒲松龄的“一狼犬坐于前”。小学语文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共产党万岁，第三课也是万岁，简单得很啊。当然也学一点文言文，比如说愚公移山，好在毛泽东选集里还是有不少的寓言典故和成语，这让我们没有成为语言的白痴。
　　现在我们知道的最有名的一首诗，也最能反映苏曼殊心境的便是这一首——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这是好诗啊，就是我们这些读万岁长大的人，也觉得这诗有点味道。
　　曼殊的母亲是个日本人，当时他的父亲在日本做生意，原本在广东老家已经有老婆了，但在日本又拍拖了女人，还是那种一拖二的方式，明娶的妾是河合仙，而为他生子的是河合若，即妹妹，自小曼殊又是河合仙带的，并将他视为己出，而生母之命运更是神秘莫测，后来说是失踪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时代的日本妇女也是命苦啊。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曼殊相当于一私生子，而且在甲午海战之后，中国人对日本人都有一种情绪，这可能对曼殊的心理是有影响的，而他的第一次进佛门也跟此事有关。关于他的童年，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说他四岁早慧，四岁时在日本即能伏地画狮子，栩栩如生。还有一说说他从小就愚钝，不通文墨，并非像郭沫若等少年就露出天才相了。现在从资料看，反正是看相人看出他的问题来。即在他四岁那年，就有日本相士抚其头叹曰：“是儿高抗，当逃禅，否则，非寿也。”这话是曼殊后来自己写的，是当作第一手资料来引用的。但四岁时是否有记忆，有记忆且能记住看相人的话，这也是存疑的。其实照我看来所谓天才论总是有的，幼时被日本母亲所宠表现得聪明活泼，回到中国后遭家人嫉恨于是成一骚闷之人，同一个小孩，有两种天壤之别的表现，也属正常。
　　曼殊的第一次出家是在1895年，即他12岁时，也有传记作家认为应是17岁时。当时他的父亲去上海做生意，他在老家大病一场，好不容易活过来之后，又觉得呆在家里处处不顺畅，于是就进入了寺庙，一开始也是规规矩矩的，但后来因为偷吃了一只鸽子而犯了戒律，于是被逐出佛门。这本是少年无知之事，后来有传记作家认为，三岁看到老，曼殊是那种经受不了清规戒律之人，有第一次一定会有第二次，所以有人说他在佛学上是不能跟弘一相提并论的。不过一百年之后，中外皆有在家修禅之人，也还有就是像去禅修院上班这种方式的，不是说一定要克守一种修禅方式的。当然了，12岁进寺庙也不是去马上修禅，这只是解决一种生计问题，就像现在去做童工——恕我不敬。
　　也有种说法认为，曼殊在青春期也并未显出艺术家之灵性，说他在近20岁时不要说赋诗作画，写字尚缺笔少画，但为什么后来成为大才子了呢，那就是靠他的悟道。其实我觉得也不能把一个悟字说玄了。民国及民国前夕，气场和圈子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感觉到，那个时候的文人才活得像个文人，因为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帮要混，而且相对比较纯粹一些。看看曼殊交往的朋友，只要举出陈独秀、章士钊这些高人的名字就可以了，所以说曼殊的上路很快，他也写出许多当时即为人称道，今天仍有生命力的好作品，如《断鸿零雁记》等。绘画上亦如此，苏曼殊未上过正规艺术学校，也未师从任何大师，其画却连黄宾虹也盛赞之。这里面除了文人墨客的相互唱和追捧之外，也应看出他的确是悟到了一些艺术的真谛，这也符合他对悟道的理论，他在《随笔》中曾有这样的话：“泰西大学士言西人以智性识物，东人以感情悟物。”可见他是极信悟的。因为就他对佛的理解，他是不可能去身体力行的，所以他只能靠悟的办法，而要让他走苦修之路，那他就不是曼殊了，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佛门的叛逆者。
　　传说他在杭州住在庙里时，白天睡觉，而晚上则在西湖边行走，有时一走就是一夜，直到黎明才回寺院里。如此昼伏夜出，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怪人，但因为那时曼殊已是名士，所以对他也无多少约束了。
　　第一次出家是迫于生计，第二次是受感情刺激。
　　曼殊17岁留学时又爱上了日本女子菊子，但因广东的家里反对，反对的理由是菊子曾经做过歌妓。当时曼殊的父亲已经去世，而他的大老婆陈氏大权独揽，这河合仙自然说不上什么话来，而那个痴情的菊子又为他殉情而跳海自杀，这是何等壮烈之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