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自我显现为人类社会,但人类社会包含了“好人”和“不好底人”两种相互矛盾的人。朱熹发现,“好人”给我们的感觉是“清明浑厚”,“不好底人”给我们的感觉则是“乖戾”,接着就有了“清明浑厚之气”和“天地之戾气”这些崭新的概念,用来解释“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既有‘好人’也有‘不好底人’?”。
总之,王国维的“境界”,程颐和朱熹的“气”,都不是科学概念,而只是哲学概念,哲学概念在分类基础上获得定义,才有可能成为科学概念。
王国维不满足于把“物皆着我之色彩”的“名句”理解为“有我之境”显示自身实在性的结果、不满足于把“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名句”理解为“无我之境”显示自身实在性的结果。或许是因为王国维觉得用“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来解释“名句”时说服力远远不够,反正王国维找到了新的解释方法:“物皆着我之色彩”的名句,乃是诗人“以我观物”的结果,而那些“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名句,则是诗人“以物观物”的结果。
就这样,对于“为什么有名句存在”这一问题,王国维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它是“境界”显示自身实在性的结果、它是诗人个人创造的结果。两种不同的解释源于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前一种是本体与现象思维方式,后一种是原因与结果思维方式。《人间词话》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原因与结果思维方式,因为其中竟然有这样的意味:连“境界”也是诗人创造出来的东西。
王国维坚信诗人是艺术上的创造者、万能者:
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第四则)
不管是“无我之境”还是“有我之境”,都是“人”——当然是诗人——“得之”。诗人想得到不同的“境界”,他有的是各种各样的办法:抓住“静中之时”、或者抓住“由动之静之时”。诗人凭借这些神奇的办法,不仅创造出能保证艺术作品“独绝”的各种“境界”,而且能附带性地捎来一些了不起的风格:“优美”与“宏壮”是也。可见,王国维从诗人崇拜走到了方法崇拜。
当然,据实而言,这些办法只是迫于王国维的需要才成为了不起的办法,因为王国维发现了某些作品具有“优美”或者“宏壮”之风格,然后又想对于“何以有这些了不起的风格”这一问题作出解释。
王国维的办法不止于抓住“静中之时”和“由动之静之时”: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第六十则)
“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都是了不起的方法,因为它们分别能带来艺术作品的“生气”和“高致”。同样,据实而言,王国维首先发现某些作品表现出了“生气”或者“高致”,然后企图在创作上找出它们的原因。
名句具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王国维没有去研究“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的实质,而是满足于将“言外之味,弦外之响”视为境界(意境)的存在方式:
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第四十二则)
就这样,境界再一次失去了获得科学定义的机会。
此第四十二则属于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根本特性是解释:鉴赏过程中发现作品的某些突出之处,然后指出这些突出之处的本质。境界一词不是科学概念,所以它在被用于文学批评时暴露出了自己的局限性——王国维对于自己不欣赏的作品,只能笼统地批评作者“不于意境(境界)上用力”。
王国维根据非科学概念的“境界”,对于自己喜爱的作品(作者),也只能做出笼统性的赞扬。第五十二则写道: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王国维发现了纳兰作品“真切”这一特点,而这个“真切”在王国维那里等于“有境界”、亦即等于有“真景物”或有“真感情”;另一方面,所谓“自然之眼”只能理解为“能看见真景物的眼”,所谓“自然之舌”只能理解为“能说出真感情的舌。”这样,王国维这段话等于是在说:纳兰容若的词作包含了真景物和真感情,那是词人“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用能看见真景物的眼去观看事物、用能说出真感情的舌去言说感情的结果。总之,这样的批评空洞无味,归根结底是一种同义反复。
.从文学作品中发展出来的文学理论,只能是文学批评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学批评功能,那就意味着这种理论还没有成为科学。王国维也许清楚自己曾经引以为自豪的“境界”概念用于文学批评时捉襟见肘,所以,王国维宁愿使用“气象”之类的传统诗学术语: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气象皆相似。(第三十则)
有的学者认为,王国维的“境界说”标志着中国诗学传统经受西方哲学洗礼之后实现了初步现代化,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传统的印记。现在我们看到这种说法大而无当。王国维的“境界”决不比“气象”等传统术语更有解释能力。“境界说”完全没有超越中国古典诗学。王国维在艺术风格分类方面做的工作似乎最为突出,但我们知道我国历史上有《二十四诗品》这样的风格分类学的巨著。
诗学理论家应当具备三种能力:分辨出艺术杰作的能力——选定研究对象的能力、风格分类的能力、从不同风格艺术作品中抽象出本质的能力。常人都具有第二种能力。没有第一种能力,诗学就只能是空谈;第三种能力则是诗学成为科学的临门一脚。王国维的第一种能力是值得怀疑的:他竟然认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体现了最为了不起的所谓“无我之境”。
参考文献:
[1]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2]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