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人间词话》中包含了“因果思维”和“本体思维”两种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是解释性的，王国维把“高格”和“名句”说成是境界的存在方式或者境界显示自身实在性的结果，这体现了本体思维，《人间词话》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为对“高格”和“名句”的特性作出了研究、亦即实现了分类，但《人间词话》停留在科学的门槛之外，是因为它没有在分类的基础上实现“异中见同”。
 
【关键词】 境界 解释 本体思维 因果思维

王国维《人间词话》第一则曰：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1]（P191）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境界说”，第一则的这几句话暗含了“境界说”的理论起点：王国维在“五代北宋之词”中发现了某些“高格”——高超的风格，还有“名句”，然后就想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高格”和“名句”？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这是把“境界”看成是“高格”和“名句”的本体，换言之，“高格”和“名句”被内在地看成是“境界”的感性显现、是“境界”显示自身实在性的方式或者结果。牛顿把“重力加速度”看成是“自由落体运动（大小不同的铁球从相同的高度开始下坠即同时着地）”这一类现象的本体，“自由落体运动”这类现象是“重力加速度”显示自身实在性的方式或者结果。“重力加速度”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境界”本身也是看不见摸不着。

王国维和牛顿首先都是发现了某些现象背后的灵魂（本体），然后各自用“境界”和“重力加速度”来为这个灵魂（本体）进行命名。不同的是，牛顿在命名之后对于“重力加速度”进行量化研究，最终对“重力加速度”做出了定义；王国维则不仅没有求得“境界”的唯一定义，反而把“境界”在数量上搞得越来越多，以至于出现了两两相对的众多“境界”：“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造境”与“写境”、“大境界”与“小境界”、“真景物之境”与“真感情之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王国维搞出众多的“境界”，既体现了王国维的科学追求，也表明了对于科学研究之常轨的偏离。

王国维从那些“高格”和“名句”中发现了其中的灵魂，并且用“境界”为之命名之后，为了抽象出“境界”的定义，就必须重新回到“高格”和“名句”上来，进一步去观察这些“高格”和“名句”，观察的结果，就是发现了这些“高格”和“名句”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二分——分类乃是科学研究工作必有的一个环节。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第八则）

王国维发现，“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和“宝帘闲挂小银钩”都包含了弱小的事物，而“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和“雾失楼台，月迷津渡”都包含了强大的事物，但在王国维看来，它们都表现了“高格”、或者都算得上“名句”，只是，王国维的科学工作在实现分类之后停顿了下来：他没有去抽象出这些风格相反的作品的共同本质。

与科学研究工作的常规恰好相反，王国维把风格绝对化，急于去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不相同的风格？这就相当于牛顿问自己“为什么会有大小不同的铁球？”——牛顿当然没有问自己与物理学无关的此种问题。

王国维把自己在风格分类研究中得到的一对对反义词，都加到了“境界”一词的前面，于是就有了“大境界”和“小境界”等等“全新的”概念。包含了弱小事物的“高格”或者“名句”，被认为是“小境界”显示自身实在性的结果，而包含了强大事物的“高格”或者“名句”则被认为是“大境界”显示自身实在性的结果。我们知道，自由落体有大有小，但“重力加速度”乃是一个恒量，它与自由落体的大小无关，也不能被用来解释“为什么自由落体质量上有大有小”。或许，我们可以不敬地问王国维先生：为什么有的名句中包含了狗或牛？王国维先生大概只能尴尬地回答：因为有“狗境界”或“牛境界”啊。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第三则）

王国维考察“名句”时发现，有些“名句”中的“物皆着我之色彩”，另外一些“名句”给人的感觉则是“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在“境界”之前加上“有我”，就有了新术语“有我之境”，再用“有我之境”来解释“为什么会有‘物皆着我之色彩’的名句存在？”；在“境界”之前加上“无我”，就有了新术语“无我之境”，再用“无我之境”来解释“为什么会有‘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名句存在？”。

    为本体概念加上前缀，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新概念，意味着本体概念本身不能获得科学定义。中国古代哲学留下了大量的此类遗迹。

理学大师程颐说：

人之生也，小则好驰骋弋猎，大则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气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则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则有可怜之言。[2]（P251）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本体概念，它被认为是万物的灵魂，但万物相互间难免有矛盾，用同一个“气”概念去直接解释彼此矛盾着的万物，连解释者本人也不能心安理得。程颐的办法是从“好驰骋弋猎”和“好建立功名”等现象中抽象出“盛”的共性，从“有不足之色”和“有可怜之言”等现象中抽象出“衰”的共性，再把“盛”和“衰”用作“气”的前缀，从而有了新概念“盛气”和“衰气”，用它们解释了发生在人类身上的矛盾现象。

朱熹的一段话，同样显示了被研究对象相互间差异的难以逾越：

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此是气禀不同。且如天地之运，万端无穷，其可见者，日月清明气候和正之时，人生而禀此气，则为清明浑厚之气，须做个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气，人若禀此气，则为不好底人，何疑？[3]（P69）